江西
1937年新四军改编时红军游击队1.6万人，为何只有1万人编入，其他人到底去了哪里？
1937年秋，江南阴雨连绵，山里潮气把枪械都浸得发锈。散布在赣、闽、粤、湘等地的十几支红军游击队此时正悄悄整点人数——总共约一万出头，这些人便是三年前中央苏区留下的那批“后卫”蜕变而来。数字看似普通，却是在生死缝隙里咬牙攒下的家底。
时间往回拨到1934年主力长征的那个十月。中央苏区还有大约一万六千名红军和地方武装，他们被要求拖住敌军，给北上纵队争取突破口。第五次“围剿”余火尚未熄灭，敌军以数十万之众分路合击，留守部队只能硬顶。几番血战后，指挥机关判断硬守无望，遂命各团分散突围。夜色里，火把乱舞，枪声连天，能从封锁线上钻出去的不到万人，多数是靠山路、靠熟人、靠两条腿。有人后来回忆那一夜：“路边光是弃尸就有几里长。”这句话至今令人不寒而栗。
突围只是第一关，更难的是怎么活下去。遵义会议后，南方局转入秘密电台里发出新指令：化整为零，各择险要，打游击。陈毅和项英分赴不同区域，先保人，再图发展。于是赣南的竹林、闽西的峡谷、皖南的丘陵、粤北的山寨，纷纷升起游击队的小红旗。武器七零八落，伙食常靠百姓接济，伤病员只能躲在岩洞草棚，但小股战斗却几乎天天有。弹药紧，就用土枪土炮；弹药足，就黑夜里袭击保安团。两年多时间，十六支队伍像藤蔓般缠住敌人的公路、哨所，也给自己抽出了回气的空间，人数重新涨到一万一千余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形势突变。统一战线的旗号摆在眼前，怎样把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力量纳入对日作战序列，成了摆在谈判桌上的重点。国民党开出的第一版方案是“就地整编、分省听调”，听上去漂亮，却暗藏各个击破的陷阱。我党则提出集中成一支独立建制的新编军队，同时保留部分游击武装，以防万一。双方据理力争，连续三个月拉锯，每一条编制、番号、人事，都像磨石子一样来回打磨。
谈判胶着间，南京于12月13日陷入敌手。第二天凌晨，延安发出电报，要求尽快确定改编，以便南方红军能够名正言顺打鬼子。迫于时局，中央同意在原先“一军两纵队”的基础上，再让出一步：改编为“新编第四军”，编成四个支队、八个团，上报一万人。叶挺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蒋介石见是自己旧部叶挺统军，勉强点头。张鼎丞、刘英、何鸣率领的三支深山部队则被列为“待机配合”，暂不入编，琼崖红军亦独立行动，如同在海上燃着的一盏孤灯。
番号落地后，新四军立即北上皖南、苏南，与当地党组织合流。军装要自筹，军饷只能领到一小半，武器多是旧枪翻修。可凭着多年丛林血战的硬骨头，这支队伍很快扎下了“铁脚板”，地方群众给他们送了个新外号——“夜老虎”。与此同时，留在山里的几支游击队仍旧活跃，牵制敌人不敢放心增兵前线，形成一明一暗的双重布局。
回看这条脉络，三年间的数字变化极具戏剧性：一万六千人骤减到不足万人，再在崇山峻岭中长回一万一千，末了上报一万归建正规序列。增减之间，是绵延不绝的烽火，也是一次野战军向正规军的艰难蜕变。更关键的，是那一千多“未进编”的身影。他们在深山与海岛之间继续飘红，为华南、华东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守住了火种，确保了力量配置的灵活与安全。
就这样，中央苏区的“后卫”换了一张写着“新四军”的名片，在江南雨雾中再次出发；而那几支留在原地的游击队，则像钉子一样留在敌后最隐蔽的角落。两条战线，一明一暗，相互策应，共同支撑起南方战场的曙光，直至抗战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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