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绍华：因为这些人与事，我才能够弯身尝试当起桥梁

学人简介：刘绍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医学系医学人类学组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学、医疗卫生、全球化、现代性、性别、社会灾难与社区韧性等。著有《柬埔寨旅人》《我的凉山兄弟》。

采访人：春山出版 编辑 意宁（皮克敏16级）

一、多点的田野方法

问：你在书中提到从2003年开始，陆续走访四川、广东、浙江、陕西等地的麻风村，但多半只能短暂停留，难以进行理想中的长期定点民族志观察，因此改采多点、短期、长年持续的访问方式作为替代。书中似乎没有细说原因，那有没有哪些书中没有提及或细谈、但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造访经验？

刘：我最近和学者一起编辑一本中国研究的书籍（书名暂定为《世界“化”中国：研究方法、尺度与媒介》），讨论当田野研究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行时，如何能从方法与议题的角度寻求突破，以持续经验性的中国研究。书中我的论文《民族志的方法转向：中国当代田野的挑战与可能性》就是在回应你这个提问。在此我便以撷取论文内容来回应：

《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的研究并不符合典型的民族志田野地定义。此书的研究，自始即面临类似后疫情时代的田野挑战，亦即因研究主题的敏感性及地方政府规范而无法在特定且相对小型的地点（例如一个麻风聚落）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这个研究采取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自一开始便是以拉长时间与扩大空间的方式缓慢进行，所以这本民族志研究的时间面向，不仅在主题上具有明显的历史倾向，在研究的时程上也相当漫长，这是我与艰困的田野处境协调出来的研究方式。而在空间方面，因为研究问题意识较为巨观，以及我自始便对此研究给予的长期承诺，于是此书发展出的研究方法便是扩大到“以中国为田野”。

一般而言，“田野”与人的印象是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中国如此之大，如何得以成为一个“田野”？但若我们将全球化时代中关于多重田野的思考放入中国脉络时，在“世界化”中国的意涵上，“中国”便可能成为一个“田野”。“以中国为田野”涵盖至少两层方法意义，其中一个层面便是中国之于全球的互动对应，即凸显巨观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无论是否聚焦于“地方”，毋忘一般概念上那个庞大的“中国”，避免因深入细微而出现一种分析状况，即学界中偶尔听闻的玩笑话：“没有中国的中国研究”。

至于有没有难忘的田野造访经验？我的直觉回应是：似乎没有什么经验不难忘。喜怒哀乐都有，在田野中因见识他人之苦而哭泣的经验也有。这里我就讲一个欢喜的小故事吧。我曾拜访一间麻风病院，见到一位盲眼大叔，当他得知我来自台湾时，直喊“稀客”，便兴高采烈地说要表演“盲人穿针”以示热烈欢迎我。因为麻风病反应的后遗症，这位大叔不仅眼盲，手指也扭曲几乎全损，我们正困惑他要如何余兴众人时，却见他用舌头快速地穿针引线，速度之快绝对完胜我这个所谓的明眼人穿针活。众人热烈鼓掌，该院院长也在一旁惊呼竟不知院中有奇人。在众人的惊叹声中，那位大叔连续表演三回，回回迅速成功，证明实力非靠运气。我在田野中有过无数次的难忘相遇，他们让我知道：受苦之人，不只会伤心、落泪，也会欢笑、善良、助人、拥抱生命，我有幸得以见证他们的韧性，也让我的生命经验更为丰富。

二、为被遗忘者搭桥

问：你提到，这段历史在当代其实经历了一种“集体遗忘”，许多老医生的名字逐渐消失在官方的“成功叙事”中。这本书像是一座“桥梁”，重新连结了那些隐没在底层的声音。很好奇老医生们对你建立的这座桥梁有何回响？

刘：先提一位家属的反应。梁文道先生曾经在Podcast中访问我（该访谈《人类学家要如何关照这个世界》，收入《疫病与社会的十个关键词》），有朋友传来一则该节目的网上留言：

音频说到的这本书《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采访的正是我爷爷，上海市皮肤病老院长：陈家琨。谢谢刘老师对这个病人群体和医生的关注，也谢谢道长的访问。分享给爷爷了（虽然他现在耳朵已听不太见啦）。

看见陈家琨医师的孙子向众人公告他是我爷爷，麻风医生的后代如此为家中前辈感到自豪，真令我百感交集。虽然上海陈家琨医师的处境，可能比起许多其他地区的麻风医师获得的社会认可稍多，但与其他的医疗专业比起来，依然是较为艰困的。当年我数度拜访温和可亲的陈家琨医师，他就像把我当儿孙辈一样对待，我访问完他和贾文生医师后觉得不该继续打扰他们的工作，要离开时，他们却不让我立即走，而是坚持叫了一个饭盒，两位老医师还要看着我吃完饭后再离开，他们说我工作辛苦了，“饭还是要吃”。在我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实际上是他们经历了长年的艰辛、也明明是我拜托他们接受我持续的询问请益，这些资深麻风医师却经常对我说：“你做这个研究辛苦了。”那真是长年在艰苦中劳心劳力的人所生出的对他人的体贴与照护。

我在书中的后记也写过与叶干运和江澄两位医师的书信往来。许多医师，尤其是知识分子型的医师，他们那种自由主义精神的智性、理性与感性，是研究过程中带给我最大支持的来源。就像我在后记写的，我原本并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但竟然愿意投入历史的追索与书写，我必须归功于这些麻风医生，当然，我也得感谢无数的患者与救助者，尤其是一些老神父。因为这些人与事，我才能够弯身尝试当起桥梁。

三、你的下一步

问：你在脸书上说三月刚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中文可翻译为：《中高龄生活的本体转向：重构台湾的成功老化》，这会是你接下来的研究主题吗？虽然题目本身很学（ㄋㄢˊ）术（ㄉㄨㄥˇ），但许多中年或家中有长者的读者，看到“成功老化”一词，应该都会眼睛一亮（我承认我就是），所以特别提出来～

刘：你编辑我的书《人类学活在我的眼睛与血管里》，还记得跋二《写给年轻与年老时的自己》的最后一段吗？

中年之路，我仍会继续移动与创作，期待观点与形式的探索，挪用夏宇的诗意：“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也为老年的自己备好下酒的配菜。

你提到的《中高龄生活的本体转向：重构台湾的成功老化》那篇论文，就是我在生命转型的探索过程中，也看见其他中高龄者的生命探索，而写的一篇文化研究论文。

简单说，成功老化一般的定义与关注多强调身体的功能性与活力展现，君不见，每回有长辈活力四射、甚至展现不老的精神及体力，都能获得喝采，甚至被引为成功老化的模范。那样当然很好，但我这篇文章要强调的是，“成功”的定义不该只有生理与社会性的面向，本体（ontology）的面向，尤其关注自己与不同感知的自我、他人、世界、万物、乃至不易言说的灵性的连结，其实是很多人进入中高龄阶段后，很有兴趣、渴望寻求的方向，那很不同于年轻时期的追求，物质、体力、社会等面向的成功，不一定在此生命阶段中还具有那么重要的位置，取而代之或至少并行的需求，我便以本体转向称之。在文章中，我主要是看见台湾有很多中高龄者主动朝此方向探索，虽然他们不会以本体转向等哲学观点来表述，但对生命本身及生命连结的回顾与前望，他们确实都展现出内在的思索。

只是，我看见能投入这样中高龄生活转型的多为中产阶级，但若台湾的新兴现象可以带给我们对于成功老化的重新启发，也许可以思考将本体转向的需求与实作纳入中高龄政策之中，让这样的追寻普及化，提升中高龄者的本体福祉。毕竟，台湾已于2025年底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而当前的中高龄者是史无前例最为长寿的一代或两代人，他们对于老化的探索，尤其在AI时代，或许也可以为后代开启一条不一样的前景与思路。

文：春山出版 提供

《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新版）》2026/04/21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