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秦汉至唐宋时期（八）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秦汉至唐宋时期（八）

文化甲宇内

文翁化蜀

西汉蜀守文翁创立“学官”于成都，延师讲授传播儒学，建石室储材，对巴蜀文化学术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史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对复兴郡国地方之学具有重要的开创作用，而文翁讲堂则开启了后世书院之学的传统。

文翁少年好学， 以通《春秋》之学名于当世， 凭借郡县的察举被提拔任用， 是西汉著名的循吏， 孝景帝末出任蜀郡太守。为改变蜀地文教不兴， 蛮夷之风颇盛的风习， 文翁大力倡言风教， 以儒化蜀， 致力于改变蜀中文风士习，史称“文翁化蜀”。班固在《汉书 ·循吏传》、常璩在《华阳国志 ·蜀志》中，均对此有所记载。

文翁化蜀，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致力于培养蜀中青年才俊。文翁采用“仁爱教化”治蜀方略。先是选取郡县中聪明好学、富有才干的青年官吏张叔等十余人， 亲自教育与培养，为他们打下儒学基础；然后再把他们送到京师博士官那里专门研治儒学或学习朝廷律令。为让这些蜀中青年受到更好的教育， 文翁还节省官府用度购买蜀刀、蜀布等蜀中特产馈赠给博士官。对于学成归来的张叔等蜀中才俊，文翁根据他们的才学品行“用次察举”，培养提携。后来，这些人中有人官至郡守、刺史那样的高位。

第二，修建学官，培养“下县子弟”。要培养人才 ，就离不开优质的师资，从京师学成归来的蜀中才俊无疑是担任学官教职的最佳人选。文翁聘请学成者教授蜀中本土子弟，对传播西汉主流学说 —— 儒学， 培养蜀中急需的各类人才 ，促进巴蜀文化融入中原文化体系，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第三，重用学官弟子。对于在学官受业的学官弟子，一方面免除他们的徭役 ；另一方面选用学行俱佳者担任县邑官吏，对学行稍弱者则授予孝悌、力田等职位，让他们承担传播儒家道德伦理的责任，在蜀中形成学官弟子学必有所用的选人用人导向。

第四，提升学官弟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文翁让学官弟子参与郡中具体政务处理的事项中。每次到县邑巡查，都要从学官中选拔学业优秀、品行端正的学官弟子同行，并让他们负责传达文书教令， 出入官府， 以提高学官弟子的政治地位。

文翁以儒化蜀，有助于巴蜀土著文化融入中原的儒家主流文化圈中，促进中央和地方文化学术的历史交流与互动，增进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内在联系。文翁建学官传播学术、修周公礼殿倡言礼制德教、建石室储材，构建了“文翁之教”的核心发展体系，为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提供了重要借鉴， 史称“天下郡国建学官， 自文翁始 ”。因此，“学官”（后世或称“学宫、讲堂和精舍 ”）、周公礼殿、石室及文翁祠，成为彰显“文翁之教”流风雅韵的重要标志物。大凡有志于文教的蜀中大吏，均把修复讲堂、周公礼殿 ，建石室和修建文翁祠，作为标举其重视人文学术、重视文教工作的重要对象。

汉代画像石《讲经图》（图源：四川博物院）

文翁亲力亲为， 以身作则， 以儒化蜀，“教民读书法令”，推动以儒为主的蜀学形成，具有积极作用。蜀地之民并未走笃信道德文章的古文经学老路，而是形成了好文刺讥， 贵慕权势，乃重时势、重统体、重大观的今文经学之风。“文翁之教”虽没有立即在蜀地形成他所期望的全面儒化巴蜀，但就其初衷 —— 改变蜀地的蛮夷之风而言，是有效果的。比如，与文翁同时的司马相如凭其“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不世才华，得以宦游京师，并以其才学为汉武帝所赏识。司马相如所作《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文辞富丽，结构宏大，奇幻浪漫，被称作一代“辞宗”，这与“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的流风雅化是有一定关系的。司马相如在文辞上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改变了人们对蜀地为蛮夷之地 ，尤其缺乏人文之学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为蜀地士民心向文脉辞赋树立了成功榜样，引领了后世蜀中人才与学术的发展。所谓“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正好说明了文翁与首创蜀学之师司马相如在巴蜀文宗历史发展链条上的重要引领作用。

“文翁之教”还为后世蜀地主政者提供了平治巴蜀的经验与智慧。“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对后世地方官学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后世不少蜀中主政者或师法文翁以儒化蜀的做法培养人才，或修葺周公礼殿传承儒家礼制，或修石室丰富蜀中文献典籍，或建讲坛斋舍延师教授蜀中学子，为蜀中人文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唐时期的蜀中主政者，主要以文参、高肤、毋昭裔为代表。

太守梓潼人文参（生卒年不详），字子奇，建武中曾任益州太守。他钦慕文翁化蜀之功，在石室学官基础上，增造吏寺（学舍）二百余间，培养教育蜀中人才。

永初间（420—422 年），成都兵乱，全城遭遇大火，学官讲堂、周公礼殿等悉数被焚，仅有文翁石室和庙门独存。汉灵帝光和五年（182 年），高肤接任蜀郡太守。高肤（生卒年不详）， 陈留人。从灵帝光和五年到献帝兴平元年（194年），高肤重修周公礼殿和学官讲堂，并在“文翁石室”故址东南侧，增造二石室祭祀儒家先贤、弟子和蜀郡太守文翁。高肤在蜀中崇敬师儒，传播儒学，教化蜀民，得到蜀中乡贤太尉赵谦父子的支持。《华阳国志》记载说：“陈留高眣亦播文教，太尉赵公初为九卿，适子宁还蜀， 眣命为文学。（宁）撰《乡俗记》，亦能屈士如此。”

赵谦（生卒年不详），字彦信，历官卿尹，汉献帝初平元年（190 年）为太尉。曾因忤逆董卓被贬，后官拜尚书令、太仆，谥曰“忠侯”。高肤聘请其子赵宁为郡文学掾，主管蜀中文教之事，与文翁遣蜀中张叔开敏有材者就学京师， 以教授蜀中弟子的做法如出一辙。赵宁撰《乡俗记》，传播蜀中民情风俗，其文采风流为蜀中士人所称道。

高肤所建周公礼殿与增造的石室，既是汉唐之际巴蜀学人传道授业的重要场所，也是巴蜀人文汇聚的中心。高肤新修的周公礼殿及供奉的孔子像，到宋代时依然得到保存。宋代著名历史学家、成都华阳人范镇（1007—1088）在《东斋记事》中云：

“其上壁画三皇五帝及三代以来君臣。 …… 其西有文翁石室，其南有高眣石室，比文翁石室差大，背后有石像。”

礼殿墙壁上， 曾绘有三皇五帝以及尧、舜、 禹三代以来的君臣画像，成为延续儒学道统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文化史、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高肤所建周公礼殿特有的庙学合一、祭祀与传播学术合一的结构形态和基本功能，对后世蜀中人文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引李膺《益州记》、宋范镇《东斋记事》、元费著《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等记载，高肤所建文翁石室历时颇久，直到元代时犹存。而周公礼殿则是到明代战乱时被烧毁的，清乾隆四十年（1775 年）， 四川总督文绶(? —1784）秉承乾隆皇帝旨意，重修了周公礼殿。

唐与五代十国时期，文翁石室仍然是益州州学的所在地，是巴蜀人文传播的中心。后蜀丞相毋昭裔，是巴蜀地区传播儒学、兴学育人的代表人物。毋昭裔（生卒年不详），河中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市）人，著名的学者、刻书家，著有《尔雅音略》。毋昭裔擅长经术，性好藏书， 曾将楷书摹刻“石经”及其他典籍置于成都学馆的石壁上， 以供士子观摩抄录。“蜀石经”的最大特点，在于采用分章逐句之法， 以楷书的形式补刻了韩康伯等的注释，方便学人阅读与理解。毋昭裔倡行刊刻的“蜀石经 ”，也因此成为“冠天下而垂于无穷者”的“石室流风 ”最直接的证据与代表，对推动蜀地人文学术特别是儒学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宋代践行“文翁之教”最著名者， 主要有蒋堂、宋祁、韩绛等蜀中学术型官员。

蒋堂（980—1054），字希鲁，常州宜兴（今属江苏省）人。进士及第， 曾出知益州， 以尚书礼部侍郎致仕。蒋堂为人清廉纯洁，好学不辍，著有《吴门集》二十卷传世。庆历初年，朝廷诏令天下各府路建学校育人。蒋堂以枢密直学士出知益州，往学宫亲试诸生，劝学育才。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云“尝召高才硕生，会试府中，亲较才等，劝成学者”, 记载了蒋堂亲自劝学诸生之事。蒋堂还在州学（文翁石室）之侧，建西学以广诸生斋舍，扩大兴学育人的规模。

宋祁（998—1061），字子京，祖籍北宋安州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人，天圣二年（1024 年）进士，历任龙图阁学士、知益州， 累官工部尚书。宋祁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词人，与兄宋庠史称“二宋”。嘉祐二年（1057 年），宋祁以端明殿大学士身份出知益州， 亲自前往文翁祠祭拜文翁， 于学宫之西（原西学旧址）重建文翁祠并在祠内壁上图绘文翁像，为延续蜀学的精神道脉做出了贡献。

韩绛（1012—1088），字子华， 开封雍丘（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人，庆历进士，历知庆州、成都府、开封府，官拜参知政事，英宗元年（1064 年）出知成都府。韩绛效仿文翁兴植文教之术，修建学馆储材，修建讲堂以广其学。亲自为蜀地诸生“讲习理文”，传播儒学道德心性之学，为理学在蜀地传播做出了一定贡献。

建讲堂，修学宫，祭祀文翁， 可谓历代蜀地主政者兴植文教、平治巴蜀的样板工程。尽管其中不乏附庸文教者，但这些举措在客观上对延续“石室流风”“文翁之教”产生了积极作用。文翁、讲堂、礼殿、石室也因此成为巴蜀人文教育独特发展传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性文化要素，成为巴蜀人文教育历久弥新、延绵不绝的文化动力与源头活水。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