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70年的两次寻找背后，不止是一部乐谱的抢救史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近期，两部关于木卡姆的文艺作品接连进入公众视野：电影《万桐书》全国公映，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舞剧《寻找木卡姆》世界首演。前者以纪实笔触回溯70余年前一场文化抢救行动，后者以诗化舞姿讲述一位当代青年音乐家的归乡寻根之旅。

一史一今，一静一动，两部作品看似平行无涉，却在非遗保护与传承这一母题上形成了耐人寻味的思辨对位：非遗传承，究竟是谁的使命？“我者”的文化自觉与“他者”的文化共情，能否相互成全？穿透两部作品的叙事层次，可以看到两副既相异又相通的文化主体性面孔。

被凝视的他者，与不得不凝视的那双眼睛

1951年春，28岁的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万桐书接到通知：赴新疆抢救即将失传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我当时居然不知道何谓木卡姆”，他晚年回忆。带着西方记谱法与钢丝录音机，他携妻女西行。

彼时，全疆能完整演唱全套十二木卡姆者几近凋零，年过七旬的吐尔迪·阿洪被认为是唯一存世的完整传承人。

万桐书是典型的“文化他者”：以外来视角、现代学科规范与物质记录手段，去靠近一套自足却濒危的地方性文化遗产。吐尔迪·阿洪则是“文化我者”：木卡姆储存在他的身体、记忆与唱腔中，他就是这套非遗最活态的载体。两人的相遇，既是两种知识体系的碰撞，也是两种文化主体性的初次对峙。

冲突几乎是必然的。吐尔迪演唱必须一气呵成，从不中断；万桐书却只能听一句记一句。吐尔迪的演唱带有即兴变化，每次都不完全相同；万桐书的记谱训练却要求唯一性对应。吐尔迪对钢丝录音机将信将疑；万桐书则争分夺秒，如同抢救濒危病人。

然而，当吐尔迪第一次从那台“铁疙瘩”中听到自己的歌声时，一个堪称穿越时光的细节出现了——“爸爸的声音”，老人喃喃自语。万桐书纠正：“是你的声音。”老人依然固执：“是我爸爸的声音。”这一刻，录音技术重现的不只是个人声线，更是一个民族、几代人对自身文化记忆的感伤苏醒。木卡姆超越个体，却在某个具体演唱者的声带中复活了自己的历史刻度。

学者毛巧晖曾指出：“非遗的关涉群体并不具有同质性，普通民众而言，则在文化我者/他者之间变换不定。”万桐书与吐尔迪·阿洪的相遇，正是这种变换与张力的极端呈现。两者并无高下之分，而是不同文化主体在非对称认知中碰撞出的精神花火。

电影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意识到一个奇妙的反身视角：75年前万桐书面对“木卡姆是什么”的茫然，一如今天人们询问“万桐书是谁”时的普遍空白。历史的迷惘在另一个时空维度重复自身——这恰恰说明，真正的文化传承，永远不可能一次完成。

归乡的寻找者，“熟悉又陌生”的文化中间人

如果说电影《万桐书》呈现的是“他者”与“我者”在历史缝隙中的严酷对视与双向奔赴，那么舞剧《寻找木卡姆》则完成了一次续写与递进。舞剧主角古丽是一位离开故乡多年的青年音乐家。她携带着现代都市经验与职业艺术工作者的惯习重返新疆，穿梭于巴扎、叶尔羌河畔、胡杨林与现代婚礼之间。

她的处境，是当代许多知识分子回望自身文化根脉时的真实写照：“熟悉又陌生的故土，重拾儿时伏在爷爷膝头听琴的温情，重温葡萄架下、枣树旁乡亲们弹唱唠家常的温暖。”

（摄影：张挺）

古丽的当代性体验，恰在于她同时站在“我者”与“他者”之间，且能够自如穿梭。在血脉与情感归依上，她是木卡姆浑然天成的“我者”；在职业素养、现代知识与再创造意识上，她又无法忽视自身与古朴文化土壤之间已生成的认知距离。她起于“寻声”——寻找木卡姆的具体旋律与节奏，最终走向“寻心”。

总编导王舸说，木卡姆“不是尘封的谱，而是正跳动的心”，这“心跳”亦是“新跳”，是今日新疆的勃勃生机，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脉动。

从“寻声”到“寻心”，所谓寻找，既是一个离乡的孩子想再听听渐忘的乡音，更是精神血脉与文化自觉在当代的重新凝聚。这与万桐书一代的使命截然不同，却构成一种递进：如果说万桐书的录音记谱是紧迫的文化断点修复，那么古丽的“寻心”则是文化自觉者开始感受并承纳民族精神的连续性。

舞剧并未将木卡姆供奉于非遗圣坛，而是将其融入喀什夜市、街头茶馆的即兴共舞。人们随旋律摇曳肩颈时，木卡姆以松弛、本能的方式渗入日常呼吸。非遗传承的健康状态，本就不是单向的施与受，而是融入生活的活态实践。万桐书的历史性抢救，与古丽以返乡者视角“看见—感受—重现—再认同”的自觉传承，共同构成了文化时序中前后呼应的双螺旋。

“他”与“我”的双向成全：文化主体性的美学可能

那么，非遗传承究竟是谁的使命？两部作品揭示出一种交融而动态的可能：“我者”的文化自觉与“他者”的文化共情，并非各自孤立的孤岛，而可以达成深刻的双向合鸣。

正如宋俊华所言：“非遗保护本质上是人类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实践。参与非遗保护的各方都是非遗保护的主体，其彼此间不是主—客对立冲突的关系，而是主—主共生共存的主体间性关系。”万桐书与吐尔迪·阿洪的合作，早已超越个人记录行为。那是一种文化立场在历史语境中彼此改变、彼此成全的时刻。导演西尔扎提亦认为，冲突不是闹剧，而是“实现情感交融和文化认同，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双向奔赴”。

反观《寻找木卡姆》，芭蕾——这一西方古典艺术形式——对木卡姆进行创造性转化，本身就是一次漫长的双向奔赴。

主创团队六次深入新疆采风，将木卡姆的音阶、节奏与原生音色进行艺术变形重构。芭蕾舞者在排练厅尝试脖颈轻摇、肩部灵动等民族舞律动，与芭蕾传统的控制感形成前所未有的交融。编剧罗怀臻强调：“《寻找木卡姆》以‘寻找’贯穿全剧，既是主创团队探寻木卡姆与芭蕾融合之道的真实历程，也是剧中主角寻找文化根脉的叙事主线。”创作本身，即完成了今日“他者”与“我者”的间接共鸣。

（摄影：张挺）

有学者指出，非遗传承与认知的重要维度还包括“身体”，非遗的前提是“身体的亲在性”，“身体是非遗的基本构成要件，非遗离不开直接的身体经验”。芭蕾舞者的身体学习与动作嬗变，既从艺术准备层面重现木卡姆的精神动量，也以最直观的方式将木卡姆从抽象声音转化为具象身体叙事，从而消弭非遗与当代观众之间的隔膜。

值得留意的是，电影《万桐书》的创作过程本身也是一场充满自反性的双向奔赴。主创团队曾面临与万桐书当年相似的认知空白：“这段历史涉及的人、经历的事，对整个团队来说都是盲区，就必须重走万桐书的民间音乐收集整理之路”。

剧组辗转全国17次采风，行程近两万公里，采访近百位非遗传承人。编剧姜宏感念：“在电影终于上映的这一时刻，我们也感念能以这样的方式与历史相遇、与木卡姆艺术相遇、与万桐书相遇，何其幸运。”拍摄非遗保护者的故事，本身就成了非遗保护的延续。

这些层层叠叠的多重相遇，让观者不再站在历史之外进行文明的俯视，而是自觉进入新的文化感受。木卡姆从濒危抢救到当代普及，历经70余年。表面看是一部乐谱的流传史，更深地看，则是文化穿越藩篱、走向共生的历史。它提醒我们：非遗保护不是某一主体顺理成章完成的工程，而是不同文化身份在对话、冲突、适应、协商与体认中不断积累、修缮、再编码的过程。

一种文明形态的活力，根本在于它不断与真实的个体生命经验对话。万桐书当年对木卡姆一无所知，古丽在异乡多年后寻找爷爷的琴声，他们站在不同历史坐标上，却证明了同一命题：真正的非遗传承，既需要有机体的内部自觉，也从不将自己封闭于高阁。它愿意被那些不完美甚至粗粝的“他者之手”翻越围墙，重新被人聆听、被再度肢体化、被置入当下，并在与日常生活碰撞的刺痛与温暖中重获新生。这，或许正是两部作品为这个时代留下的最深启迪。

原标题：《跨越70年的两次寻找背后，不止是一部乐谱的抢救史》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徐璐明

来源：作者：金蕊（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