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诺奖的那些争议与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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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1年首届诺贝尔奖颁发以来，它已成为人们心中最崇高、最向往的奖项之一。可能没有人想要去拒绝它，因为它不仅仅是奖金的问题，还是莫大的荣誉和骄傲，其追求真理、造福社会、为人类文明创造价值的初心，意味着获奖者将成为载入史册的杰出人物。

然而，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还是有人发出了拒绝的声音：德国化学家理查德·库恩和阿道夫·布泰南特，德国生物学家格哈德·多马克，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爱尔兰作家萨露尔·贝克尔，越南的黎德寿以及法国作家萨特。他们的拒绝，有人是因为政治原因被迫放弃，有人是因为原则性的重大分歧。

拒绝一切荣誉

1964年，“由于他那具有丰富的思想、自由的气息以及对真理充满探索精神的著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法国作家萨特诺贝尔文学奖，却遭到萨特的拒绝。瑞典文学院只好临时发出公告宣称：萨特的拒绝并不能改变诺贝尔奖颁赠的有效性，只是颁奖仪式无法举行。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在1974年波伏瓦所作的一次访谈中得到了说明。访谈中，波伏瓦问道：“你总是拒绝一切使你受到注意的东西，你的朋友经常看到你拒绝那些通常被称作荣誉的东西，这多少跟平等的思想有关吧？你为什么厌恶荣誉？”萨特回答说：“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我无法想象谁有权利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个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一种有等级的存在，在这种文学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此前，萨特还有过一次拒绝经历，那是在二战结束后，萨特拒绝了荣誉勋位。萨特认为，荣誉勋位是给一大批平庸之辈的酬劳。就是说，一个得到了荣誉勋位的工程师应得这个荣誉，而另一个情况相同的人却不应得。他们不是由于自身的真实价值，而是由于做了一项工作或上司推荐或其他情况而受到判别。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价值。

萨特说，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于荣誉勋位、诺贝尔奖或类似的东西评价过高了，而事实上这些奖说明不了任何东西。它们仅仅符合等级制度所给出的区别，这不是真实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

在各类奖项与读者之间，萨特更乐于接受后者的承认。萨特把获得读者的承认看作自己的职责。萨特说：“我写作，于是我希望读者认为我写得好。一旦写出好作品，我希望能马上得到读者很高的评价。这是对命运最好的诠释。”

正是这种对平等意识的强烈感受，使得萨特认为写作是个人的选择，写出好作品是自己的职责，并不需要别人的赞赏来为之增光添彩。如果不是他的读者，不是对他的哲学思想有所认同，不是真正理解了他，即使是诺贝尔奖，也应该拒绝。

纷争不断

诺贝尔奖自设立以来，就一直争论不断。到底谁真正配得上这个奖？与任何评选别无二致，诺奖同样难以达到所谓的“绝对公正”，除了专业成果本身，候选人的国籍种族、性别年龄等，都将左右最终的结果。

2008年，日本科学家小林诚、益川敏英和美国科学家南部阳一郎因为“发现对称性破缺的来源，并预测了至少三大类夸克在自然界中的存在”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消息在意大利物理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据媒体报道，意大利物理学会对小林诚、益川敏英两人提出了质疑，他们称“诺贝尔奖被日本偷走了”，他们为这两人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的罗马大学教授尼古拉·卡比博没有获此殊荣深感不平。另外，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的研究人员，也表示了同样的质疑。

小林诚和益川敏英在1973年提出了“小林—益川理论”，认为构成基本粒子的夸克至少有6种，且可以相互转化。而卡比博早在1963年就提出了作为该理论基础的设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纠纷，是因为诺贝尔奖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奖项的获奖人数不能超过3个。

无独有偶，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日本东京教育大学的朝永振一郎、美国哈佛大学的朱利安·施温格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理查德·费曼，以表彰他们在量子电动力学所做的基础工作，这些工作对基本粒子物理学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证明了施温格和朝永振一郎提出的变分法方法和费曼的路径积分法的等价性，而为量子电动力学的建立作出决定性贡献的美籍英裔数学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却与该奖无缘。

“非贝尔（No-Bell）”奖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曾经做过很多奇怪的决定，其中最令人震惊的决定是把英国著名天文科学家、脉冲星的发现者乔林斯·贝尔·伯内尔排除在获奖人之外，大概是因为她取得这项发现时“不过”是一位学生吧。因此，有人将诺贝尔奖称为“非贝尔（NoBell）”奖。

也有声音认为，贝尔之所以没有获奖，是因为诺贝尔奖歧视女性，不过，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并不这样认为。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杨振宁有次接受采访时回忆，1956年他与李政道发现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在著名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员吴健雄1957年的实验中得到证实，引起科学界的震动，同年杨振宁、李政道成为首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而吴健雄这位女科学家却被诺贝尔奖排除在外。

有两个流传的说法，一个是1957年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必须要在那年2月1日以前被提名，而且提名时文章必须发表。吴健雄的文章恰好发表于2月之后，因为时间限制不可能得奖。另一个是诺贝尔奖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奖项的获奖人数不能超过3个，倘若吴健雄与杨振宁、李政道分享该奖，那和她一道做实验的那位同伴也应获奖，人数就变成了“4”，不符合规矩。

另外，英国物理化学家与晶体学家罗莎琳德·埃尔西·富兰克林所拍摄的DNA晶体衍射图片“照片51号”以及关于此物质的相关数据，是詹姆斯·沃森与佛朗西斯·克里克解出DNA结构的关键线索，沃森、克里克与富兰克林的同事莫里斯·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富兰克林甚至没有获得提名。

喜忧参半

对于获奖者来说，诺贝尔奖的荣誉意味着什么？据美国《大众科学》网站报道，2010年，当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因为在石墨烯方面的突出成就被告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时，他回应说：“诺贝尔奖打断了我的工作，我并不确定这是一个有用的干扰。但不管怎样，毫无疑问，这是一件乐事。”

海姆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和搞笑诺贝尔奖的科学家。2010年，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因为在石墨烯材料方面的卓越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值得一提的是，在发现石墨烯之前的2000年，海姆还获得“搞笑诺贝尔奖”——通过磁性克服重力，让一只青蛙悬浮在半空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获得这样一个巨大的荣誉，是对科学家研究成果的极大认可，但获奖常常伴随的是其后科学成就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获奖者的社交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科研时间大幅减少。

法国生物学家、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安德列·利沃夫的一段话就是佐证。利沃夫说：“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的天壤之别，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并不习惯这种像明星一般的公众生活，而且，这种生活也使我们无法安心继续进行研究。我们的生活完全被颠覆了。你会发现，你突然需要面对很多新的可能性和责任。”

当然也有例外。19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查德·费曼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一直很害怕获奖，因为他担心无法做出更多杰出的研究。然而，实际情况是，获奖后他也做出了很多伟大的成就。

获得诺贝尔奖后，职业改变最离奇的当属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赖恩·约瑟夫森。约瑟夫森30岁出头儿就拿了诺贝尔奖，是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但此后不久，他成为印度教大师玛哈瑞诗·玛哈士感应等超自然现象，他相信量子力学与这些超自然现象有些关联。因此，他被人们称为科学界的“奇人”。

纵观诺贝尔奖120年不算十分漫长的历史，一直充满争议，这些争议或许撕破了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完美无缺。但是，也正是这些争议，为诺奖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让它从神坛走下，生机盎然地融入历史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