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后，耿飚发现一喝茶的“老头”，忍不住大叫：徐总指挥

1936年11月，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抢占了黄河渡口，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被隔绝。基于现实处境，加上为了能连接国际通道、获取苏联支持，河西的红5军、红9军、红30军便组成西路军出征河西走廊。

可惜的是，这次征途极为不顺，伤亡过万、众多高级干部牺牲，建制被完全打散。当确定事不可为后，西路军最高两位首长为避免被俘，都选择脱离队伍化装行动。

但后来这两位首长的处境天差地别，陈政委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辗转返乡一趟，直到1937年8月才抵达延安。

而徐总指挥是克服千难万难，不顾一切朝着中央所在的位置前进，等他与组织的人见面时，已是胡子老长，面容苍老，一位不认识他的小战士还好奇询问：这老头是谁呀？

那么，离开大部队后，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以至于如此憔悴呢？

一、惨痛的西路军

西路军组建时下辖三个军级单位：红5军、红9军、红32军，但红5军是原一方面军的部队，遭到了张国焘的刻意打压，只有3000多人、1000多支枪。

红9军和红32军则分别有6500多人2500多支枪、7000多人、3200多支枪。此外加上指挥部直属部队、一个骑兵师、后勤人员，西路军共计2.2万人。他们出发时，中央也致电共产国际：

“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渡河红军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陈指挥，人数22000余人。今其按照指示，向接近新疆方向前进，望组织物品，在新疆方向接应西路军。”

此时的目标还是尽力打出一条通道去获取援助，如果真按照这样做，情况不会有历史中那么惨。可惜途中太过犹豫，走走停停，还打算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

这导致机动性强的马家军玩命扑了上来，缺乏群众基础又得不到后勤补充的西路军根本拼不起消耗，无奈只能撤退。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残部退到石窝山一带，军政委员召开会议，决定下一步的方向。这也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

陈昌浩政委在会上宣布自己和徐向前将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剩余的人则分散游击，坚持斗争。

这个决定，遭到了徐向前的反对。徐帅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说，他想要跟剩余的指战员们并肩作战，哪怕再差的结局也要在一起。

但陈昌浩说回陕北汇报工作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帅只好选择服从。

二、艰难的回归路

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带队向陕北进发，一行共有36人，除两位首长外，还有西路军总部参谋陈明义和保卫科长袁柯夫带领的一支小警卫队。

才往东走了一天，他们就遇上了几股马家军，幸亏及时隐藏躲避，才没被敌人发现。见敌人如此严密，徐帅就建议：人多不方便，还是分开走吧。就算碰到危险，总有一路能回到陕北。

随即他拿出一个皮包交给陈明义，叮嘱道：“里面的东西，如果情况紧急，就把它烧了!”紧接着徐帅又写了封信，对陈明义说：你们要是先抵达陕北，把这封信交给中央，把我们的情况说一说。

在那悲凉的环境下，如此举动似有诀别之意，陈明义哽咽地点头：总指挥放心，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一定想办法把这些交党中央！誓死完成任务。

这时陈政委也说：“明义，你做别动队的队长兼政委，杨天保当副队长，你们要把人带出去啊。”徐帅把身上剩下的一点钱拿了出来，当做陈明义小分队路上的盘缠，两路就此别过。

之后徐向前、陈昌浩带着保卫科长袁柯夫，以及四名警卫员康海生、邱回春、赵家仕、王茂金共计7人，化装成商人，继续往东。

当他们走了一周左右，抵达一个叫西洞堡的地方，不巧正遇上了一群搜捕的马家军，更不巧是这群人里有一个叛徒认出了陈政委，双方就展开了激战。

所幸不是在空旷地带，其余五人拼命掩护徐、陈，最终两位首长冲了出去，警卫员康海生和赵家仕，另三人力竭被俘。

这次遭遇让马家知道了西路军两位高级指挥员还活着，就对这一片区域展开仔细搜索，并在各路口设置关卡，企图抓捕二人。徐、陈只好往偏僻的地方躲，他们抵达山丹南面霍城甘家庄的一个河滩时，天已经黑了。

西北的天气到了晚上冷得要命，两人就捡了点柴火取暖，正好碰上一个老乡牵着毛驴路过，又冷又饿的徐、陈上前询问，从对方嘴里听到了一口的湖北话。

陈昌浩也是湖北人，连忙用乡音回复，对方瞬间就变得热情起来，连忙将二人引到姐夫家留宿。

在老乡家里，两人吃上了热乎的土豆，交流中也得知老乡名叫万怀章，其姐夫名叫但复三，都是江湖郎中，靠给人看病为生，此番来西北也是为行医而来。

陈昌浩推说自己跟同伴都是来西北做生意的，路上遇见了强盗，所有财物都被洗劫一空，目前生活很困难。但复之听后很同情，就让两人住下来，免于挨冻之苦。

次日一早，警惕的徐帅叫醒了陈昌浩，没成想后者吃土豆吃得胃病发作，疼痛到难以行走。眼下这种情况，根本耽搁不得，徐帅就跟陈昌浩商量："如果你走不了，就在这里住几天，我先走，这样万一有事，咱们也不会被敌人一锅端。”

在那个处境下，这也确实是没办法的办法，陈昌浩点头，徐帅随即就一个人上路了。

三、幸运的遇故人

往后的几天里，徐帅一个人都非常警惕，除了必要的吃饭和投宿，他基本不与人接触。在平凉城外，他幸运地遇上了西路军总部特务团的一名营长蔡光波，蔡也是部队被打散后独自往延安方向走，两人都很高兴。

徐帅便化装成教书先生，蔡光波化装成他的随从，继续赶路。当他们行至黄河边上时，徐帅没有直接前往渡口，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牧牛老者，得知渡口有兵在盘查，便立马避开渡口向上游走去。军人的警惕性救了他们一命。

走出十多里路，两人发现河中有人摆渡，连忙上前招呼，拿出了两元法币顺利过了河。

过了黄河相对来说就要安全许多，他们翻过六盘水抵达平凉时，发现国民党的队伍正往西开，街上人慌马乱，隐隐有要打仗的趋势。徐帅在街上买了幅地图，判断已经离红军不远了。

次日他们继续向东，在一个山村落脚吃饭时，徐帅发现附近有部队行军的踪迹，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老板：“现在这年景不好过啊，到处在打仗，附近是不是有军队啊？”老板回答：北边山上有红军。这个答案让徐帅欣喜若狂，总算看到了曙光。

4月底，徐帅和蔡光波来到了一个叫小屯的地方，徐帅感觉气氛不对劲，就让蔡光波在屯子外等候，自己以教书先生的身份进去打探一番，避免被人一锅端。

蔡光波不愿意，但徐帅说自己曾经当过教员，扮起来像一点，不会出问题的。随后徐帅就进了屯子，找到一个茶铺坐下。

他刚想从茶铺老板嘴里探探口风，突然一双手按住了他的肩膀。徐帅大惊，本能地要做出点反应，就听到耳边传来一句：徐总指挥。听到对方喊出身份，徐帅连忙转身，看到是自己人耿飚后，激动地与对方紧紧抱在一起。

原来中央为救助西路军又专门组建了一支援西军，陈明义等人早些天顺利归队，将徐帅、陈昌浩化装返回的消息报告。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便让认识徐、陈的耿飚带领小分队向西寻找，正巧在小屯遇上了徐帅。

耿飚在回忆录里就说过：“1937年4月29日，下了一点雨，我带了3个骑兵在屯字镇侦察，发现了一个穿长袍的商人模样的人，腋下夹着一把伞，正坐在一个茶棚里喝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赶紧大喊：‘徐总指挥！徐总指挥！’。他一愣，慢慢回过身来，我赶忙摘下帽子，让他看清我的面貌。徐向前同志认出了我，叫了一声：‘耿飚！’，眼泪就下来了。”

当时还有个小插曲，一旁不认识徐帅的小战士好奇地询问：“这老头是谁啊？”此时的徐帅十分落魄，件旧棉袍，胡子一大把，面容苍老。这几位都是跟着耿飚从一方面军过来的，级别不高，以往也没什么机会见到徐帅，自然无法认出。

耿飚则是在懋功会师后，听过徐帅讲话，印象很深刻。听闻小战士之言笑着解释：“不要胡说，他是徐总指挥，人家今年才30多岁，哪是什么“老头”！”耿飚在红大学习过后，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这声“徐总指挥”叫得也是情理之中。

找到人以后，耿飚连忙带着前往位于镇原县的援西军司令部，除刘伯承接待以外，任弼时、张浩和杨奇清等人也都赶来了，对徐帅好言宽慰。

徐帅在镇原休息半个月，于5月16日前往陕西云阳红军总部，见到了彭总、左权等人，4天后周总理从西安赶到云阳看望。当时国共已经合作，徐帅牙痛发作，就跟着周总理先到西安治疗，6月18日才飞抵延安。

到达延安后，徐帅被安排住在旧城东北角的一座军营里，距毛主席、朱德住地不远。毛泽东接见了徐向前。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向前同志，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

说着，递给他一支烟，两人交谈起来，气氛轻松自然。对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关败这件事，毛泽东问得很简单，但徐向前都仔细汇报了，他知道，此时，他是代表西路军全体将士的向党中央进行汇报。

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徐回前讲了自己的责任，讲得很具体很实在，毛主席听得很认真。听后就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些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句话让徐帅差点落下泪来。

此后徐帅就成了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搬，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直到晚年，西路军都是他心里的痛，在他最后的生病住院期间，李先念同志曾去看望，他强撑着对一起在河西走廊并肩作战的老战友老部下说：

“当年一起西征的两万多人，我把他们带出去，没能把大多数人带回来啊。后来因为这副身体，我也没能在解放战争亲手为那些同志报仇，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我内心就非常痛苦。”一声叹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