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0人带2万条枪加入红军，血战六年抵达陕北时不足千人

1931年12月15日清晨，江西宁都城南的梅江沙滩上，站着一万七千个人。

他们整整齐齐排成方阵，一个个扯下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丢在地上。有人把手里的旗帜攥成一团，用力撕开。两万条枪，换了一个方向。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那天早上没人知道，这支队伍六年后还能剩多少人。

要搞清楚这支队伍的来历，得先说说蒋介石的一笔账。

中原大战打完，冯玉祥的西北军败了，十几万人的残部被蒋介石收编。收是收了，但蒋介石心里清楚，这帮人不是自己人。怎么办？调去江西打红军。打赢了，红军少了一块肉；打输了，杂牌军少了一支——怎么算都不亏。

第二十六路军就是这么被送到南方来的。

这支部队从山东一路拉到江西，北方汉子到了南方，水土不服，营里疟疾烂肚子没停过，天天死人。仗打得也窝囊，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其他几路国民党军都撤了，就他们被蒋介石钉在宁都，四面全是红军。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这帮北方大老爷们儿彻底忍不住了。他们请求北上打日本，蒋介石回了一封电报，原话大意是：谁敢开口谈抗日，杀。

这句话把最后一点军心也打散了。

部队里早就有共产党人在活动。赵博生是参谋长，已经秘密入党；董振堂带着最能打的七十三旅；季振同手里握着装备最好的七十四旅。三个人一合计，再加上中革军委从瑞金方向的策应，事情就这么定了。

12月14日晚上八点，赵博生以"开军事会议"为由，把全军团以上的军官请来吃饭。等人到齐了，他站起来，把话挑明：今天我们加入红军。

席间乱了一会儿，大多数军官没有抵抗，少数人被当场缴械。同一时间，早就安排好的人控制了全军三部电台，切断了对外通讯。代总指挥李松昆趁乱带着一个团跑了，剩下的人，留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一万七千人整队，两万条枪，开往苏区。

中革军委给这支部队授了番号，叫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分别出任军长。毛泽东和朱德亲自签发了委任状。

但这三个人的结局，其实在那一天就已经被历史悄悄写好了。

赵博生一年多后在江西金溪的战役里头部中弹，牺牲时三十六岁。季振同的死更冤——不是死在战场上，是死在自己人的肃反扩大化里，1934年长征前夕被错杀，三十三岁。

两个人走了，董振堂还在。

红五军团在苏区两年多，部队还算完整，一万七千人到长征出发时还剩大约一万两千人。接下来的事，才是真正的消耗。

长征的行军方式，彭德怀后来骂过，说像"抬轿子"——一、三军团在前面开路，中央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永远在最后。前面的人走远了他们才能动，前面的人渡了河他们才能撤。

这种分工背后有一套逻辑：五军团是起义部队出身，在红军的信任排序里不是嫡系，防御战又打得好，所以总后卫这个位置，就成了他们的标配。

湘江一战，是第一次整建制的牺牲。

蒋介石在湘江沿线布了三十万大军等着，红军要渡江，就必须有人把追兵死死拖住。这个任务落到了红五军团下辖的红三十四师头上——六千多人，清一色闽西子弟，师长陈树湘二十九岁。

他们在枫树脚阵地扛了三天三夜，子弹打光上刺刀，等到撤退命令来的时候，全师只剩下不到一千人，而且已经被截断，回不了头。

陈树湘带着残部突围，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被俘之后，他把手伸进伤口，把自己的肠子用力绞断，死在敌人手里。二十九岁。

湘江战役之后，红五军团从一万两千人打到六千人。红三十四师，基本不存在了。

金沙江那一仗，五军团又当了一次挡板。五千人在石板河一线顶住了对方超过一万人的追兵，连续守了七个昼夜，硬是不让敌人靠近渡口一步，等全军渡完江，才撤。

仗是打赢了，但人越来越少。

懋功会师，是另一种消耗。红四方面军来了八万人，中央红军这边只剩一万出头，兵力差了将近八倍。张国焘觉得自己人多，开始搞事。他要南下，不让北上，后来甚至另立"中央"。

红五军被编进了他主导的左路军。张国焘的亲信黄超被塞进来当政委，董振堂的骨干干部被一批批调走。在一次会议上，董振堂当众反对南下，黄超当着大家的面扇了他一巴掌。

董振堂忍了，没有还手。

南下是条死路，兜了将近一年才转回来。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红五军清点人数：不到三千人了。

三千人，接着往西走。

三大主力会师后，根据中央命令，红五军随西路军西渡黄河，目标是打通河西走廊，接应来自苏联的援助物资。进了河西走廊，就是马步芳的地盘。

马家军不是普通的军阀部队，骑兵凶悍，以宗教和家族为纽带，河西走廊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不会允许任何人在那里扎根。西路军进去的时候两万来人，对面马家军集结的兵力超过七万。

1937年1月初，董振堂率红五军攻下高台县城，守敌投降，当地老百姓开门相迎。他们在城里宣传政策，开仓放粮，一百多名青壮年主动加入红军。

但高台是座孤城，四面戈壁，城墙矮得一个人多高。

政委黄超把电台和两个主力团带到了一百多里外的临泽，名义上是分守两城，实际上高台和外界的联系就此切断。董振堂手里能用的，只有三千来人。

他其实知道守不住。

城北已经悄悄挖好了突围用的地洞，骑兵团团长把出口都挖好了，随时能走。但从临泽来的命令只有一句话：高台是战略要地，必须死守。

1月12日，马家军来了，两万多人，有飞机有大炮。八天八夜，城里的子弹越打越少，粮食吃完了嚼冰块，天寒地冻，红军把水泼在城墙上结冰，用来减缓敌人爬墙的速度。

第八天，城里的民团叛变，打开了城门。

巷战开始，董振堂带着最后的人退守指挥部，身中数弹，从城墙上摔下去。战士们把他抱起来，他睁开眼，说了一句"我不行了，别管我了"，就停止了呼吸。四十二岁。

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挂在城楼上。

高台一役，三千人几乎全部牺牲。

起义三巨头里，那时候已经一个都不剩了。更讽刺的是，高台失守后，宁都起义时一路跟过来的某位师长，趁乱骑马投了敌，还跑去给马步青指认董振堂的尸首，建议对方把头颅送去南京领赏。

从一万七千人到最后能走到陕北和新疆的，不足一千人。

1955年授衔，全军上下评了十位元帅、十位大将。红五军团出来的人，最高只到上将——而且只有一位。不是他们不能打，是他们的将领全死在了最前面。

毛泽东后来讲过一句话，大意是：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无不胜。

这句话是高度评价，也是一种祭奠。那些曾经扯下帽徽、撕碎旗帜的人，大多数没能等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