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大灾难”从未结束，我至今仍活在其中在以色列种族灭绝带来的流离失所、恐怖与失去持续两年多后，胡达解释了为什么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而言，“大灾难”从未结束。
在加沙，我们早已明白，家园可能在一瞬间消失。可人们却期待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建它，仿佛我们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也仿佛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没有击中我们。
我并不是把“大灾难”当作一段记忆继承下来的。它吞没了我的整个生命。我从小听人讲述1948年，把它当作历史——那是发生在我祖父母身上的事，是学校里会学到的内容，也是每年5月15日都会被悼念的事件。我曾天真地以为，“大灾难”只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早已发生，也早已过去。
小时候，我常常想，一个人怎么可能在没有家可栖身的情况下活下去。我无法想象。至少在这件事成为我们所有加沙人残酷而痛苦的现实之前，我无法想象。
事实上，近些年，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家园，并且一再流离失所。当然，在我看来，这正是以色列的意图。失去家园，会让我们这些巴勒斯坦人更加无根无依；这也是让我们与故土断裂的另一种方式。毕竟，家不只是几面墙和一个屋顶。
它意味着一种安静而确定的归属感，意味着无需讨价还价的安全感。它安放着最珍贵的记忆——母亲坐着做饭的角落，盛着晨光的窗户，还有那扇总是敞开着迎接家人与朋友的门。但在加沙，我们已经知道，家园会在转瞬之间消失。
可我们却被期待一遍又一遍地重建它，仿佛我们有用不完的力气，也仿佛种族灭绝带来的创伤并未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这就是“大灾难”延续的方式。
它活在毁灭与重建的循环里，活在那种早已不再令人震惊、只是不断重演的流离失所里，也活在一种沉默的认知中：失去过一次的东西，还会再次失去。但“大灾难”也关乎那些拒绝消失的东西。这显然并不合以色列的心意。
的确，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历史不是如今才回头看的东西。它是我们继续向前携带的东西。我们活在一个时间仿佛循环往复的地方。
每一代人都会继承那些尚未完成的失去，这些失去穿过此前的悲剧、此前的战争、此前一轮又一轮针对特定族群的驱逐与迫害，一直延续至今。这就是持续活在“大灾难”中的含义。
它是一种生存状态，会演变，会加深，也会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这场灾难并不是一次性的事件；78年来，它始终没有离开。
它持续塑造着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地理、身份认同与日常生活，也影响着更广泛的离散群体。“大灾难”始于流离失所。当时，超过700000名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园，口袋里揣着钥匙，他们的村庄则从地图上被抹去。
但此后发生的并不只是流亡。那更是一场漫长的挣扎：人们不断被告知，回归是不可能的，记忆是可以被讨价还价的，失去将是永久的。可以肯定的是，对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对加沙人来说，“大灾难”并没有停留在过去。
伴随着以色列一次次军事升级而来的每一轮暴力，都会叠加新的灾难性破坏和大规模流离失所，进一步强化一种始于1948年、至今未曾终结的模式。每一场战争、每一次强制撤离、每一座被摧毁的房屋，都在这个远未结束的故事上再添一层。但我们依然在这里。
继续生活在这里，本身就带着一种安静的抗拒——重建、记住、拒绝消失。这并不是因为失去微不足道，而恰恰是因为失去太过巨大，我们不能让它把我们抹去，我们也不会让世界忘记。
我相信，“大灾难”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企图，企图让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变成短暂的存在。尽管如此，尽管以色列加诸我们和我们的土地之上的种种灾难接连不断，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同时背负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因为除了悲剧之外，“大灾难”也让我们下定决心，要把这一切都记住。那些我们从未亲眼见过的祖辈村庄和家园，我们依然保留着关于它们的故事与细节描述。我们记住了那些被毁街区的名字，把钥匙一代代传下去，并发誓要回到所有被夺走的地方。
正如数以百计的家庭当年带着这样的信念被迫流亡一样，我们也会坚定守住这个承诺。只要我们还在，这个故事就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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