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李木生：鲁迅的女性观

鲁迅的女性观

□李木生

思想者或者作家，哲学或者文学，有一个别样的衡量高下的尺度，那便是对于女性的态度。

鲁迅的女性观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鲁迅对一个一个女性的具体态度，则最为生动地体现了他的女性观。贯穿鲁迅女性观始终的，只有两个字：解放。这是双重的解放，从专制奴役中的解放与从男权重轭下的解放，“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随感录四十》）。对于一半中国人的妇女的解放，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更早的、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鲁迅，则是这一解放运动中最为清醒的思想者与始终不渝的中坚。

秋瑾、刘和珍

获得解放最直捷的途径当然是革命，对于挺身而出的女革命者，鲁迅总是怀着一种对于行先者的格外的尊敬、佩服、理解与爱戴。不是居高临下地施以光泽，而是心悦诚服地发现她们可以照亮黑暗的光泽，并满怀热爱地理解、体贴，甚至还有一些仰望与崇敬。

革命者的秋瑾，与鲁迅是绍兴同乡，他们早年先后参加了光复会，又都是辛亥革命的拥护者与参加者，这便有了血脉的想通。但是他们又有着重大的异质与分歧，一个是激烈的行动的革命者，一个是深潜的使用译介与创作的思想启蒙者。虽然秋瑾比鲁迅大6岁，却有过共同留学日本的经历，在1905年年末共同参加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发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行动中，甚至有过重大的分歧：秋瑾主张留日学生全部罢课、退学、回国；鲁迅则主张短期罢课，并反对退学回国。

但是这些异质与分歧，并不能丝毫减弱鲁迅对秋瑾的怀念与钦佩。从1907年7月15日凌晨、被就要灭亡的清政府斩首于绍兴轩亭口丁字街头起，秋瑾就一再地被鲁迅记念与提起，尤其在人们早已将烈士遗忘、复古复旧复辟的时候。18年后的1925年12月29日，鲁迅写下论战长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第四章是“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沉痛地说：“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一句“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是对于烈士落寞与寂寥地体察与惋惜。这种体察与惋惜，一直在鲁迅的心上放着，再过了9年的1934年12月11日写下的《病后杂谈》，重新记起秋瑾临刑前的那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紧接着又在《病后杂谈之余》中，痛切地说到人们的忘却：“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最能表达鲁迅对秋瑾心情的，还是写于1919年4月的小说《药》。尽管愚昧与黑暗笼罩着中国，秋瑾还是慷慨地抛洒了一腔热血，哪怕这一腔的热血只能换回冷的“人血馒头”。在鲁迅那里，一个夏瑜（秋瑾），是代表了辛亥革命的牺牲者，而忘掉这些牺牲者则不仅是倒退，甚或竟是一种背叛。所以取名夏瑜，固然可以解释为“夏”“秋”相对，“瑜”“瑾”互映，或者“夏瑜”谐音“夏逾”，而有“秋近（瑾）”之义——但我还是觉得，在鲁迅的心上，夏瑜之秋瑾便是一块华夏之美玉，无比珍贵的。

刘和珍则是民国其间遇害的新女性。

《记念刘和珍君》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她。这是一座爱与憎的丰碑，将中国最早觉醒又最富牺牲精神的新女性形象，恒久地保鲜在中国的大地上，同时也将屠杀者的残暴与罪孽，永久地铭刻在历史的账簿里。而那个牺牲在北洋军阀枪弹与刀棍之下的只有22岁的刘和珍，一个“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温和而美润的女子，也便因为鲁迅的爱惜与崇敬，而将自已的不朽性松杉一般常绿在这个杀伐而又虚伪的国度里。这是熔岩般的文字，与痛惜国人忘却秋瑾一样，依然是“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正如多年后写下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不是为了忘却，竟是为了永留——就是要用文字阻断遗忘并为这个遗忘的民族敲响警钟。

鲁迅用“沉勇”“勇毅”来表达对于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这批新女性的赞颂：“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魂的伟大呵……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压抑至数千年，最早的醒来并试图反抗者，却横遭杀戮，这不仅是女子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那些日子，虽然有着许广平的亲近，却也不能稍稍减轻他的悲愤，不睡，不吃，在“老虎尾巴”与逃匿的日子里，抛开被逮被杀的危险，不顾一切地与刘和珍们站在一起，连续写下7篇关于“三·一八”惨案的血泪控诉。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写于1926年3月18日的《无花的蔷薇二》的末了，鲁迅专门记下这样一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我们从此可以一再地看到这样“最黑暗的一天”并刘和珍温和的笑容。好在那时的鲁迅并不孤单，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都与鲁迅一起，各自发声发文写歌声讨与谴责；而《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京报》《京报副刊》等报刊，也一起站在声讨与谴责的立场上刊登大量的图片与文字。

丁玲、萧红

鲁迅逝世的消息，丁玲是在前赴延安的途中得悉的。她悲痛之中迅即给许广平发去一封唁函，这样表达她的内心：“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的心头。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因为环境的不许可，只能令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现在传来的噩耗……这哀恸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世界上这一颗陨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唁函署名“耀高丘”，来自鲁迅的一首旧体诗《悼丁君》：“如磐遥夜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虹口昆山花园路7号寓所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6月便有丁玲被杀的传言散布开来。传言鲁迅是信的，“三·一八”、“四·一二”以及柔石等5位青年作家的被害，革命者的血淡了又鲜。鲁迅的这首诗写在听到传言之后的6月28日，用一个“悼”字，与数月前刚刚写下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样沉痛。丁玲被捕，鲁迅是与杨铨、蔡元培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仁们一起奔走营救未果，才写下这首诗寄托一种疼惜、愤怒与反抗，还有隐隐的无奈。营救未果，营救者杨铨先已被国民党政府杀害，6月22日刚写下《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年的2月，鲁迅还写下过《悼柔石》：“惯于长夜过春时，携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鲁迅一生4次写下悼亡诗，除这三次外，最早是写于1912年的《哀范君三章》，悼念范爱农，“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沈沦”。四次悼亡，唯独《悼丁君》鲁迅主动寻找发表的园地，9月21日致曹聚仁信：“旧诗一首，不知可登《涛声》否？”9月30日果然刊登于《涛声》周刊。发表就是控诉，当然更是怀思，并于发表前有着文字的改动，如将第一句“如磐遥夜拥重楼”中“遥夜”改成“夜气”，增强了身在其中的气氛，“拥”改成“压”，则突出了黑暗的无道与深重；第三句“湘瑟凝尘清怨绝”，“湘”字本来是指丁玲的家乡湖南，而“湘瑟”改为“瑶瑟”，又如夏瑜一样，再将丁玲喻为中国的美玉，深托着鲁迅的珍惜之意。

写下这首诗的前前后后，鲁迅一直在密集地关注着丁玲的命运。《<伪自由书>后记》里有“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丁玲失踪后的第三天，鲁迅就找良友公司劝其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并查清丁玲母亲的详细地址，请良友将稿酬寄到丁母的手上；6月25日，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与增田涉的信中，分别谈到了丁玲的被捕与失踪，并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6月30曰《我的种痘》“……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8月1日致科学新闻社信“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不仅是割舍不下的牵挂，还有愤怒与谴责、保护与捍卫。

终于得到丁玲还活着的确切信息。对于丁玲的活着，鲁迅有过两次不同于以往的口吻：“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1934年9月4日致王志之信）；“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1934年11月12日致萧军萧红信）。这里，当然有态度的改变与不信任的成分，但却绝对没有“变节”的判断，甚至还格外地有着不好言说的理解与宽容：活着，尤其一个稀有女作家生命的延续，虽说不必庆祝，却是应当理解的。因为丁玲的活着与鲁迅的这两段话，激进的革命者曾陆续地长时间地给予丁玲以折磨，其实他们并没有理解鲁迅对于丁玲的理解与怜惜。1934年，鲁迅与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托编选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准备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时，编入丁玲的《水》和《莎菲女士的日记》；1935年杨霁云编辑出版鲁迅的《集外集》，鲁迅没有犹豫地收入《悼丁君》；1936年，鲁迅帮助编选的《活的中国》最后定稿时，又收入丁玲的两篇小说《水》和《消息》……这是肯定，又是信任。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也为丁玲写过一首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就是其中的名句。历尽沧桑、嚼过漫长酸涩之后的丁玲，在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写下了一篇万字长文《鲁迅先生与我》，回忆她与鲁迅交往的所有时光与细节。包括早期在北京从报刊杂志上搜集所有鲁迅的文章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包括后来在上海见创造社与周扬们一群人围攻鲁迅而心生不平决定要站在鲁迅一边、“穿上我最喜欢的连衣裙”与冯雪峰一起去见鲁迅；包括自已主编《北斗》杂志时鲁迅的支持并应约写下的15篇文章……都深情地一一缕述。“我想我还是鲁迅先生的忠实的学生。他对于我永远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这一面的”——这是这篇长文的结尾，也是她人生的结论，更是温暖了丁玲一生的感念。

萧红与丁玲不是一样的人，她们的作品也有着迥异的质地，虽然都是鲁迅关爱的作家。

1938年初，萧红在山西临汾民族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员时，遇到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来的丁玲。在因临汾形势紧张而一同撤到西安的时候，丁玲曾劝萧红一起去延安，但被萧红拒绝。林贤治称萧红为“漂泊者”，当然是说她一生的命运，我则在她命运的激流中感觉到她那颗追求自由挣脱羁縻的心。林贤治在书中记下这样一个镜头：就因为也是从延安来的舒群劝说她去延安而“同舒群争吵了一个晚上”。

丁玲与鲁迅结识时已经成名，有《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萧红却纯粹是在鲁迅的发现、推荐、培育之下走上文坛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独具风格的作家。当漂泊的萧红以其《生死场》震动中国文坛的时候，她注定要和延安的丁玲走着绝然不同的文学与人生道路。从文学的不朽性上衡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生死场》《呼兰河传》相较，其分量的轻重让人沉思。

是鲁迅在为《生死场》的登台化妆与报幕。他是放下自已或急或缓的事情，腾出专门的时间一字一行地用心打量这部作品，改正错字，并蘸着心血写下不朽的序言。“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的鲁迅，竟清楚地看到他与萧红与东北黑土地上的人们“奴隶的心”，但是“我们还决不是奴才”！推荐，碰壁，再推荐，再碰壁，干脆支持几个青年创立一个“奴隶社”逃过检查官的眼睛自已出版。于是，这个对漂泊者萧红升起着父亲一样爱护意绪的长者，用母爱一样的温情写下给予无名者萧红《生死场》的深刻而又中肯的评价：“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鲁迅死时，萧红正在日本。她一度有些欺骗自已地就是不相信这个死讯，等到再也无法欺骗自已，她几乎不能支撑自已地病了，而且一病就是一个多月，发烧，烧到嘴破成“一块一块的”。病着，忘了自已，还是让鲁迅占了全部的心。他给上海的萧军去信，说“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睡到哪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说：‘每到码头，就有难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难病的来！来了！’”

1937年初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萧红，第一件事便是到万国公墓拜见她的鲁迅。再也没有了那个含着烟嘴向她微笑的先生了，只有冰凉的半身的瓷像和在风中徘徊的落叶。那个她所熟悉的灰蓝色的花瓶却在，但也没有了曾经让她惊喜的万年青。鞠躬，深深地鞠躬，流泪，默默地流泪。总得离去，离去了再猛烈地转身，不顾一切地扑倒在鲁迅墓前，号啕恸哭，撕肝裂肺。哭罢痛难去，又为恩师写下送行的诗：“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

萧红是让鲁迅挂念的人。他深深地体味到了她的漂泊与苦难，还有孤独与寂寞。萧军频繁的外遇让她不能忍受才躲避去了日本。临行，是鲁迅邀了萧军等人为她送行，并说了关于船上验病的一番嘱咐。知道鲁迅病着工作又重，萧军萧红两个人约定一年内不给鲁迅写信免得他撑着病体回复。可是，这更加地让鲁迅担心，还有14天就要离开人世的鲁迅，还在给茅盾的信中说着自已的担心：“萧红一去之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从东北逃亡到青岛，再从青岛漂泊到举目无亲的上海，两个一贫如洗的青年人，只带了两部书稿《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是鲁迅接纳了他们，借给他们钱，请他们吃饭，为他们介绍上海的茅盾、叶紫、聂绀弩和夫人周颖等人，再不懈地为他们介绍发表作品的报刊，让他们终于有了立足之地。恩师的鲁迅，又是父亲一样的鲁迅，就是在这次与诸位结识的饭局上，被温暖着的萧红便将祖父留下的两只山核桃与常带在身边的一对小棒槌赠给海婴。

漂泊者的萧红，在她生命最后的漂泊日子里，仍然有着两个休息的港湾或曰两个可以将息片刻的家：呼兰河与鲁迅，写作《呼兰河传》与《回忆鲁迅先生》。名作《呼兰河传》里有她的爷爷，名篇《回忆鲁迅先生》里有她父亲一样的鲁迅。

还有一个叫白薇的女作家，1926年才见到鲁迅的《呐喊》，而1927年去到上海便加入到正在围攻鲁迅的创造社，并在两个口号之争中站在鲁迅的对立面。但是鲁迅没有计较，还是珍惜她的文才，在自已主编的《语丝》《奔流》等刊物上连续地发表白薇的作品，并在白薇初次拜访因羞怯而不敢抬头的时候，为她扇着扇子并找来美术的书为其解围。鲁迅去世后，她写道：“一位作家常在想念中，每想起就有无限敬意的，在中国作家群中，只有鲁迅先生能够这样占我的脑子。”

金淑姿、阮玲玉

女子的被侮辱与被损害，是世界性的现象，更是旧中国两千年间的常态。鲁迅对此洞若观火，并常常采取无保留地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子一边的立场。这时他的笔墨，虽然仍旧有着对于社会与施暴者的鞭挞与批判，却也分外地呈现着另一种模样：感同身受的体恤、换位思考的体贴与细致入微的体察。金淑姿与阮玲玉，就是这样的两位被鲁迅体恤、体贴与体察的女子。

影星阮玲玉之死，为她送葬的民众达20万人（有说30万）。父亲早逝、随佣工的母亲挣扎生存的身份，被张达民、唐季珊两个有钱男人始乱终弃的遭遇，以及她不堪欺凌与侮辱服食巨量安眠药自杀的悲剧，都是引发这场被称为世纪葬礼的原因。

鲁迅当然是站在阮玲玉一边，“设身处地”地站在阮玲玉一边。但鲁迅是逆潮而上，追责社会悲剧中逼死阮玲玉的报媒的责任，在阮玲玉自杀两个月后的1935年5月5日写下《论“人言可畏”》一文。“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罢，那么，大概就会知道阮玲玉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不足两千字的短文，却两次重复以上这一结论，复沓悲吟，足见鲁迅的痛切之情。

鲁迅直击本质：“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真是设身处地，鲁迅甚至洞悉到一些人的阴暗心理：“‘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而对于报媒添油加醋起哄的恶劣，鲁迅也不放过：“对于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就是自杀本身，鲁迅绝不赞成，但也从这个社会“吃人”的本质上考量，而赋予阮玲玉以反抗的勇者形象：“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

金淑姿与阮玲玉完全不同，她几乎就是一位封闭在臆想爱情之中的知识女性，并像《伤逝》中的子君一样，最终在爱情的绝望中香消玉殒。程鼎兴与金淑姿是浙江金华的一对表兄妹，小时相恋定婚并冲破传统约束于淑姿22岁时自行结婚，鼎兴赴上海北新书局工作后，书信来往渐稀渐冷，淑姿却写下一些没寄出的信并在苦苦的相思与突发的病痛之中死去。“而今竟又会有写如此痛心断肠的信。唉！世事原来是这样的。男人的心呵！诚使我什么也难形容了”，这就是失望与孤寥之中淑姿信中的一段话。她死在1931年9月26日中秋的冷凉的月光之下，死前只呻吟着一句话：“恨呵！鼎兴！”

等到程鼎兴赶回金华，“一棺已盖”，却看到这样一百多封没有发出的信。他悲痛忏悔为曾经的爱人披麻戴孝，并在金淑姿的棺木前长跪不起。痛悔之中便要将这些信出版以志纪念，并通过北新书局同事费慎祥辗转请托鲁迅为这些信写一个序。鲁迅非但没有推辞，还以他的所有文字中唯一的胼体文体写成，虽然只有390个字，却情深意长、婉转凄切，几成绝唱——

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盖幽居一出，每仓皇于太空，坐驰无穷，终陨颠于实有也。爰有静女，长自山家，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兹尘俗，夜看朗月， 觉天人之必圆，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驻。虽生旧第，亦溅新流，既茁爱萌，遂通佳讯，排微波而径逝， 矢坚石以偕行， 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然而年华春短，人海澜翻。远瞩所至，始见来日之大难，修眉渐颦，终敛当年之巧笑，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远人焉居，长途难即。何期忽逢二竖，遽释诸纷， 閟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抔土。从此西楼良夜， 凭槛无人，而中国韶年， 乐生依旧。呜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逝者如是，遗简廑存，则有生人，付之活字，文无雕饰，呈天真之纷纶，事具悲欢，露人生之鳞爪，既欢娱以善始，遂凄恻而令终。诚足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者也。属为小引，愧乏长才，率缀芜词，聊陈涯略云尔。1932年7月20日，鲁迅撰。

9月15日，《淑姿的信》出版，印刷两千册。程鼎兴送给鲁迅的那本，上面题签：鲁迅先生辱存，后学程鼎兴抆泪敬赠。

“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兹尘俗”，淑姿是美的；“虽生旧第，亦溅新流”，淑姿是勇敢的；“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淑姿是善的；“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淑姿当然是悲的苦的；“閟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抔土”，对于淑姿命运的痛悼已让笔墨掺进了浓浓的辛酸与悲哀。悲苦的淑姿毕竟还是幸运的，一篇短序让她与鲁迅的心相通无阻，并让后人记起或记住那个时代有这样一位因爱的绝望而死在23岁的女子。

长妈妈、王阿花

鲁迅为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立传有两次，一次是1924年2月7日写于北京的《祝福》，另一次是1926年9月18日在厦门写下的《阿长与〈山海经〉》。

《祝福》虽是小说，却以主角祥林嫂，将旧中国劳动妇女的命运，形象而又深刻地塑造于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当她于大年夜死于风雪之中的时候，既是形象的，虽死犹生，又是理论的，浓缩着旧中国农村的真实现状与劳动妇女的悲剧人生。

《阿长与〈山海经〉》则是另一种调子，温暖，怀想，风趣，家常，还有一点为阿长的死去与自已生命的流逝而散开来的薄薄的忧伤。长妈妈是没有名字的，没谁知道她的生辰八字与年纪，鲁迅说她走时大概在五十至六十之间。但是鲁迅在厦门那样寂寥的地方，蘸着温情为这个陪着他度过童年的保姆作传。光是称呼，就带有着家人般的亲切，这样一位“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生动在自已的童年里：祖母叫她“阿长”，母亲和许多人都叫她“长妈妈”，“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尽管长妈妈会睡成一个“大”字、几乎占了个满床，而让鲁迅睡不自在，尽管长妈妈还一脚踩死过他那么喜欢的隐鼠，但是鲁迅却因为阿妈给他送来了带图的《山海经》而将一切不快都一笔勾销，并由衷地感叹：“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当然也说到她的“切切察察”的闲话，说到她的许多与乡间风俗同步或者有着迷信色彩的各种禁忌，这些非但不能让人讨厌，反倒使这样一个连名字也湮没的人的形象愈加丰满起来。

不仅是平等的，还有着难以泯灭的感恩在。等到鲁迅写到“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吧”时，其怀念之绪早已弥散在笔端了。而“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的结尾——更流淌着鲁迅心上的爱。

这样的一个保姆，鲁迅还在其他地方多次记起。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细述了长妈妈讲过的那个“美女蛇”的故事，《病后杂谈之余》里又复述了长妈妈关于太平天国的“长毛”与官府的“短毛”、“花头绿”没啥区别的高见：“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

与祥林嫂几乎撞车的是鲁迅的佣工王阿花。祥林嫂与王阿花，同是绍兴人（阿花是绍兴上虞），都在佣工的操劳中诚实、利落、能干，皆在将要被夫家卖掉之时逃离，并且都是在河边洗衣洗菜时发现对岸就藏着来抓她们的夫家一伙人——只是一个是小说的虚构，一个是现实的人物，而且是虚构的祥林嫂在前，现实的王阿花竟出现在5年之后。

王阿花是在海婴1929年9月27日出生后被雇佣来到鲁迅上海横浜路景云里18号的家中。在具有祥林嫂的优点之外，王阿花还有着活泼的性格，会在劳动中随意地哼唱绍兴小调，很得许广平与鲁迅的喜欢。但是这个活泼能干的王阿花，遇到了祥林嫂同样的问题：祥林嫂丈夫死掉要被婆婆卖掉为小叔子娶老婆，王阿花是被长期虐待自已的丈夫上门抢人。鲁迅敏感地觉察到利落活泼的阿花突然间神不守舍、丢三落四，并终于发生了在河埠洗涮的阿花被丈夫及所纠结的上海几个流氓追抢、异常惊慌地跑上楼来的情况。鲁迅了解清楚阿花被赌博的丈夫长期暴虐且准备将其卖掉重娶的情况，沉静地告诉阿花不用慌，就在家待着，“我去处理”。

就在鲁迅敞开门斥退阿花丈夫一伙，并在几天对峙之后，上虞同乡会也参加进来与鲁迅纠缠。鲁迅不惧，一边安抚阿花、雇请律师，并亲自与上虞同乡会谈判。1929年11月8日致章廷谦的信，更是准确而又详细地说起这件事：“月前雇一上虞女佣，乃被男人虐待，将被出售者，不料后果由许多流氓，前来生擒，而俱为不佞所御退，于是女佣在内不敢出，流氓在外而不敢入者四五天，上虞同乡会本为无赖所把持，出面索人，又为不佞所御退，近无后文，盖在协以谋我矣。但不佞亦无善法，只好师徐大总统之故智，听其自然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同乡会负责人竟是跟着鲁迅上过中学、后在北大学习的学生魏福绵。阿花坚决要求离婚，其丈夫本就为钱而来，最后以鲁迅出资150元，既解放了阿花（数月后找到所爱离开鲁迅家），又解决了问题。鲁迅日记三次记载此事：“夜律师冯步青来，为女佣工阿花事”（1929年10月31日）；“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由魏福绵经手”（1930年1月9日）。“收王阿花所还泉八十，王蕴如交来”（1930年6月21日）。

“俱为不佞所御退”，遥想当年的鲁迅，真还有点绿林好汉的味道。也许，他只身面对流氓的当尔，当是想到了祥林嫂的下场并已经下了一个决心：不能让祥林嫂的悲剧重演！

关于底层的女性，鲁迅还写过农村悍妇爱姑、寡妇而又失掉唯一儿子的单四嫂子、七斤嫂子以及为洋人做家政的阿金，都丰富了鲁迅的女性系列。《离婚》中的爱姑与《风波》中的七斤嫂一样，虽然都是愚昧的、泼辣的，但爱姑却又是一个蔑视乡绅与“三从四德”的礼教，敢于向夫权族权挑战的勇者。当看到她在光天化日之下骂公公为“老畜生”，骂丈夫为“小畜生”，甚至为了报复自已的被休，发誓“总要闹得他们家破人亡”——总会忍不住要为她发出会意的笑声。《明天》中的单四嫂子，讲了一个农村寡妇的孤苦无依，以及失去儿子的哀伤，有着淡一些的《祝福》的调子。《阿金》中的阿金，则是另一种类型。是上海洋人家中的一个佣工，因是鲁迅的邻居而给鲁迅造成了不少的麻烦。虽然在文中鲁迅五次断定自已的“讨厌阿金”，但是作为鲁迅女性人物系列中的异类，毕竟典型地找出了现代城市欲望在一个底层佣工身上复杂的反映，阿金的那句“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更是有了性的开放意味。但阿金毕竟不是新的健康女性的方向，所以鲁迅会在结尾处专门祈望：“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杨荫榆、衍太太

这两位女性，都给鲁迅留下了别样的记忆，并在鲁迅的笔下留下了别样的文字。

关于杨荫榆，或者专门提到杨荫榆，鲁迅的文字里就有《寡妇主义》《“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与“系”》《答ks君》《咬文嚼字（三）》《纪念刘和珍君》《忽然想到七》等。鲁迅与杨荫榆的冲突，发生在杨执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1924、1925年。最早是杨力主开除因南方水灾而迟到的学生以整顿学纪，后又反对学生们参加爱国运动并开除学生自治会刘和珍、许广平等人，继之以封校并呼引警察与男士拖拽殴打学生；鲁迅等教师则坚决支持学生，发表驱杨声明，并与数位教师另租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不让学生失学等，可谓针锋相对。形诸文字的批评与攻击都是激烈的辛辣的——最早提出杨荫榆实行“寡妇主义教育”，“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个个心如古井，脸若严霜”（《寡妇主义》）；批评杨荫榆将校长与学生的关系搞成婆媳一样，并形容在杨治下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成了关锁学子的壁垒——“碰壁，碰壁! 我碰了杨家的壁了……只有默默地阴森地四周的墙壁将人包围”（《“碰壁”之后》）；“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答ks君》）；刘和珍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纪念刘和珍君》）。

最终是学生胜利复课、杨荫榆被罢免。

我家有一本三十多年前购下的薄薄的小书，杨绛的《回忆两篇》，其中一篇《回忆我的姑母》便是回忆她的三姑母杨荫榆。书中“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便是说的此事。杨绛先生真是会写，她说“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说到“皮肤黑黝黝的”姑母婚姻的不幸，被夫家骂为“灭门妇”，甚至连姑母收养的一个孙女儿，也“一经她精心教育，孩子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小养媳妇儿”。但是杨绛还是曲曲折折地讲到这位姑母的几件事：一是1918年离开工作的北京女高师赴美留学时，不少师生到火车站送行，大伙都“哭得抽抽噎噎”的不舍；另一件是姑母1927年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时，曾经因为反对学校开除一个大四的学生而辞职；最为让人难忘的是在日本占领苏州请姑母出任伪职被果断拒绝、并自已创办了“二乐”中学教育和保护妇女而被日本兵枪杀于一座桥上。杨绛当然要说到对姑母的体谅，那是一颗“伤残的心灵”，“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在叮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一个“叮”字，是否有着对于鲁迅批评的不满？而且杨绛特别地总结道“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此一时彼一时，离开北京之后的鲁迅，也就不再“叮”着她了，甚或知道一点她的坚持与不易，并没有打“落水狗”。

衍太太是鲁迅的叔祖母，出现在《琐记》和《父亲的病》两篇文章中，当然算不得“正面人物”。她的“嘁嘁喳喳”拨弄是非，她的散布谣言，以及她的说谎，都现出着绍兴民间一种类型的形貌，也是鲁迅童年时代的一个不能忘却的女性。。

衍太太对鲁迅有过大的伤害处，是散播关于鲁迅的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其实是衍太太怂恿鲁迅去偷母亲的钱或者偷了母亲的首饰去换钱，被鲁迅拒绝。对此，鲁迅有一段话值得玩味：“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轻，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他是在将衍太太当作童年时代的流言家，与成人时代的流言家陈西滢之类并列着。“好。那么，走罢！”（《琐记》），影响当然也是严重的，便离开家去了南京。

不同的是，衍太太并不是一味地不好，鲁迅也还宽容地甚至有些回想地记起她的另外的“品德”：比如衍太太对于儿童们的自由放任，鼓励孩子们冬天吃冰与“比赛打旋子”——虽然等到阿祥摔倒，她又会说“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但毕竟“孩子们总还喜欢到她那里去”。至于父亲断气前听了衍太太催促大叫呼喊“父亲”而造成临死时父亲的痛苦，则鲁迅每每想来“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父亲的病》）。

鲁迅关于女性的言说

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关于妇女的解放》。鲁迅很少为别人指路，曾说“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但他唯独关于妇女的解放说得斩钉截铁，他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养”字，不仅透析出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对于女子的轻蔑、侮辱与压迫，体味着由此产生的无穷无尽的痛苦，更从一个“养”字得出必须经济独立而后达到社会地位平等的结论:“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而这个平等地位之下的经济权的获得，不是等来的，而要靠从奴隶的处境中站起来斗争。“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这里，鲁迅特别强调了两点：将妇女的解放放在整个社会的解放之中，而要通过斗争获得这样的解放必须要有一个“思想解放”的前提。

这是鲁迅成熟的思想，早在十年前他就写下过《娜拉走后怎样》，而且预言没有经济地位的娜位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鲁迅当然在谋妇女的真正解放，而且“单知道仍然要战斗”。

女性要有爱与被爱的权利。祥林嫂、王阿花、金淑姿、萧红，包括无数个娜拉，都可以自由地爱与被爱，像那个子君一样，“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且，不仅是宣告，还要有能够实行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舆论的后盾，让爱情能够“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伤逝》），没有使人冻馁而死的风雪，也没有人言的可畏。

而爱的权利的获得，必须要有持久而韧性的斗争。“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随感录四十》)。

鲁迅还告诉我们：斗争最重要的任务，是砸碎了两千年间旧的道德的枷锁，通过启蒙，点燃思想解放的大火。枷锁之一，是对于女性格外的节烈的要求与规范。《我的节烈观》是鲁迅思想性与战斗性极强的一篇重要文章，他直接揭开现实的狰狞面目：“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怎么办呢？“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枷锁之二，现实的黑暗正淹没与残害着女性：“在文明各国中，女人不和男人一同演剧的是，虽然可羞，虽然可惨，只有中国了……当大众之前，明明买着三四个姨太太，并不觉得不道德，而于男人和女人一同尽力于艺术的事倒说是不道德，这国度是怎样黑暗的国度呵”（《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连土匪也有坚壁清野主义，中国的妇女实在已没有解放的路”（《坚壁清野主义》）。枷锁之三，礼教与历史的深重包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的”（《男人的进化》）；“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女人未必多说谎》），“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阿金》）。怎么办呢？当然是砸碎了枷锁！“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忽然想到》之七）；持续地施以教育，文化的教育、人的平等权利的教育、性的教育，“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在鲁迅那里，他还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这便是发现女性的美。“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在《女人未必多说谎》里，鲁迅引用了五代十国后蜀花蕊夫人的这首诗后，“快哉快哉！”的快评，让古代这位女子的阳刚之气呼之欲出。“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是鲁迅《小杂感》中的一句话，是在抒释女性的无私的爱心之美。就连悲绝投缳的女吊的形象，鲁迅也在发现着她的美并从心里喜爱着：“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就是现在的我，也许会跑过去看看的”。等到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形象美里又透出着魂灵的悲剧之美。

听到美的女性的悲哀的声音，设身处地地体会她们的苦难与呻吟并深思熟虑地找出疗救的办法，鲁迅在麻木的国度里开掘出一道清凉的小溪，灌溉而又醒世。我还注意到鲁迅1913年2月3日，在北京绍兴会馆写下的40个字，是对于自已手绘的明器略图所做的题识：“偶人象一，圆领披风而小袖，其裙之襞积系红色颜料所绘，尚可辨，高约八寸，其眉目经我描而略增美。”这位远在明代的只有八寸高的人偶像，在鲁迅的心中手上，不仅红色的褶裥、窄袖与圆领的披风已具有了人的温度，那双细长的眼眉，更流动起情感的波光。

百年鲁迅，女性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见证者，一位呼唤以斗争获得妇女平等解放的战士与女性之友。

2022年9月15日至10月12日写于济宁方圆忻居垦荒斋

（本文刊发于2023年《书屋》第5期）

李木生简介：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专家，济宁散文学会、淄博市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发表出版散文作品近300万字，作品曾被《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大家》《钟山》《花城》《随笔》《新华文摘》等刊物重点推介，并入选《三十年散文观止》、《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新中国散文典藏》、《中国百年散文》等二百余部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