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总统要拆社会政策？自比弥赛亚，要完成皮诺切特未竟的事业

智利，或正走向《使女的故事》所描绘的反乌托邦。卡斯特很可能将自己视为一位“弥赛亚”，要完成那些他所崇拜的人未竟的事业。而这项任务，多年来一直是他的方向。因此，几乎不会有什么能阻止他把这件事做下去。

几年前，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下《使女的故事》。这部小说后来在2017年被改编成一部成功的电视剧。

故事设定在基列，一个取代美国的高度集权政权，依靠严苛的宗教法律组织社会。这个政权源于一场神权体制更替。在这个世界里，由于生育危机，一些女性——被称为“使女”——被迫为最有权势的家庭生育子女。阿特伍德由此构建出一个反乌托邦语境：女性几乎失去了所有权利。

多年前，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离开了自己最初所属的独立民主联盟党，目的是恢复海梅·古斯曼的思想。在这位现任总统看来，这套思想已经被遗忘。古斯曼是皮诺切特军政府时期的意识形态设计者。

他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实施极为重要，使智利变成了一些人所称的“世界上最成功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在这一模式中，一批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对其落地和运转起到了关键作用。

海梅·古斯曼后来遇刺身亡。再过一段时间，智利进入民主转型，随后开始了一段由右翼和中左翼一系列政党共同执政的时期。

在那个阶段，智利对经济模式及其社会后果作出了一些调整。其中一部分调整，是推出一系列社会政策，以支持相当大一部分人口。这些措施并没有拆除这一模式，而是让它显得更温和一些。

2019年的社会抗议成为这个国家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智利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新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推动局势向前并走出那场抗议引发的危机，政治各方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进而促成了两次试图改造1980年《政治宪法》的进程。这部宪法的思想设计者正是古斯曼，也是该国经济模式的基础。

两次制宪进程都失败了，智利今天仍保留着那部原本试图更改的宪法。在这一时期，执政者是加夫列尔·博里奇。

博里奇曾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成为左翼重要政治人物。尽管他带着进步主义议程入主总统府，但最终还是被这个国家日常层面的难题所牵制：移民、治安和经济。

因此，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治议程，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困扰并影响民众的问题。他在任期结束时，将权力交给了卡斯特——这位在国内乃至全球保守派阵营中颇具影响力的领导者。

卡斯特此前已经两次参选总统，最终赢得总统职位，入主总统府。但即便在总统竞选期间，他几乎只谈移民、治安和经济，在每次公开讲话中反复重复同样的口号，他其实一直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议程，而且这套议程多年来不断被打磨和强化。

这套议程具有跨国性质，也被世界上其他政治人物所共享，例如特朗普、米莱、欧尔班、梅洛尼、阿瓦斯卡尔和博索纳罗。这一保守议程针对移民、性少数群体和女性，更广泛地说，也针对联合国所倡导和推动的当代人权观念。

此外，卡斯特心中还有一个根本性的想法：完成古斯曼未能完成的事，甚至也可以说，是完成皮诺切特未能完成的事，尤其是在国家经济和社会模式层面。

这不仅因为卡斯特公开表达对古斯曼和皮诺切特的崇拜，也因为他确实认为，国家需要继续朝那个方向走。在他看来，从威权统治结束至今所做的一切，几乎全都是错误。

对他而言，用社会政策来思考智利的经济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偏差，因为这把本应由个人承担的责任转移给了国家。卡斯特认为，每个人都应靠自己生活，通过工作来支付自己的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而不是由国家承担。

他目前提出的经济方案，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尽管这一方案已经受到国内外广泛批评，其中甚至包括此前执政过的传统右翼，但在卡斯特看来，继续推进并完成其偶像未竟之事，几乎是一项如同十字军东征时代天主教徒所承担的使命。

因此，即便“国家重建法”无法获得通过，也并不重要。正如豪尔赫·基罗斯所说，“还有法令可用”。其目标不仅是拆除1990年至2026年间历届右翼和中左翼政府对威权时期经济模式所作的那些社会性修补。对卡斯特而言，继续推进其深具宗教色彩的保守议程同样重要。这套议程针对女性，也针对性少数群体，这里只是略举几类人群。

在这样的背景下，卡斯特很可能将自己视为一位“弥赛亚”，要完成那些他所崇拜的人未能完成的事业。而这项任务，多年来一直是他的方向。因此，几乎不会有什么能阻止他把这件事做下去。

于是，基列——《使女的故事》中那个神权国家——就成了描述卡斯特梦想的最贴切隐喻：把智利变成他那些思想参照者所向往的样子。

这样一来，一部小说和一部电视剧中的反乌托邦，如今似乎成了一个政府的目标。于是，问题也就出现了：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神权式权力重组吗？还是说，这不过是一部终将很快落幕的焦虑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