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梓评《不止日常》｜唐朝历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不止日常：唐人历史世界的另一种书写》，黄正建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440页，98.00元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将目光从宏大叙事移向鲜活日常以来，至今已近百年。近年来，日常史研究更是表现出了广泛的延展性，从法国阿兰·柯尔班主导的感官史到不断演进的心态史与微观史，日常史并不满足于对衣食住行的特写，更期望透过吃住偏好、物件使用、文字书写等表象来揭露古人的感官体验、观念伦理和思维方式。其中，将日常视作理解古人内心的切入点便是对观念本质的重新审视，打破了洛夫乔伊式观念史的局限——这一在二十世纪初开创的研究范式长期带着某种隐蔽的偏见，即过度关注西方哲学史上的精英思想，将观念视为自上而下的流动，历史则成为哲学家与思想家之间的接力链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彼得·盖伊率先在《启蒙运动》中将启蒙哲人们拉下神坛，视他们为受日常经验驱动的普通人。随后出版的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亦打破了个体生活与思想演进的界限，磨坊主梅诺基奥那些惊世骇俗的见解并非源于教会精英的灌输，而是来自其阶层特有的生存体验。达恩顿1984年的《屠猫狂欢》关注了民间故事和印刷工人的暴动，由此构拟十八世纪法国人思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这些名著中，观念并非圣贤的单向垂训，而深植于农民、工匠与市民的世俗日常。

回到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黄正建研究员早年出版的《唐代衣食住行研究》主要解决了不同环境下各阶层唐人吃什么、穿什么、住哪里的问题。随后出版的《走进日常：唐代的衣食住行》则从单纯的物质考据提升至制度史的高度，进而探究车服、赐宴及常贡等制度体现出的国家职能与社会等级，既补足了传统史学“只见制度不见人”的缺憾，也避免了日常生活研究易流于琐碎的弊端。在掌握充足的器物、服饰、建筑等物质资料后，研究者必然会进一步追问：日常细节背后，支撑其行为的价值观与逻辑是什么？有基于此，黄正建新著《不止日常》实现了从生活细节向精神观念的转向。该书作为其三十余年学术生涯的总结凝萃，涵盖史实考证、观念书写与官制辨析三大板块，涉及新旧《唐书》、唐代判文、敦煌文书及碑刻墓志等多种文献的对比研究。本书副书名“唐人历史世界的另一种书写”点出全书旨趣：看似分散的议题实则回答了两大核心问题——制度性文献如何重构唐人的日常观念，以及唐人的日常观念与书写如何反映国家的宏观状态。

《走进日常：唐代的衣食住行》，黄正建著，中西书局，2019年9月

从《不止日常》开始，日常史研究真正触及了唐朝的精神世界，日常成为通往深层观念史的阶梯。了解唐人如何利用文字书写来处理个人情感、时代观念与王朝政治，或许能为我们还原出更加立体、更有温度的唐人思想世界。

制度性文本中的日常

书名《不止日常》首先对应了书中一系列制度性文本（如两《唐书》、诏敕、《群书治要》、判文）的重新解读，黄正建从新旧《唐书》及判文中提炼出唐人观念，将国家的宏观统治逻辑与日常行为联系起来。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当属唐人对安史之乱与“胡风”流行的看法。黄正建主要利用《旧唐书》、诏敕等制度性文本挖掘出了一个全新视角：唐代人眼中的“胡风”到底是什么？他们真的视安史之乱为胡人叛乱吗？这些过去被视为理所应当的问题，其实大有深意。黄正建在序言中强调，研究历史必须回归当时的语境，理解古人的原意。他厘清了肃宗时期“羯胡乱常”背后的政治考量，并指出自魏晋以来流行的胡乐、胡食、胡服，到开元天宝年间早已化为国家制度与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在当时人的认知里，这些事物极其自然，并无刻意的胡汉之分。

这种理念与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历史语境主义”高度契合，即“意义由语境决定”——在盛世，胡服是时尚；经历乱世，胡服便成了罪证。后世人往往出于影射时政之需，试图在盛世“胡风”中寻找灾难的先兆，这其实是一种层层加码的误读，而研究者借用现代或其他历史时期人们的思维模式来感知古人观念，往往会扭曲历史真相。

在分析新旧《唐书》对安史之乱的表述差异后，黄正建发现，虽然叛乱初期含“胡”的辱骂性词汇一度增多，但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心态趋于平和，称呼也逐渐回归“反”“逆”“叛”等法律定性。这说明中晚唐人首要关注的是安禄山违背了《唐律》中的“十恶”罪名，而非其种族身份。

除此之外，通过对比两《唐书》的差异，更可窥见唐宋转型期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历史如何被后人的观念重塑。例如，在列传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宋人不同的关注重点：唐人对郡望高门有着热切的渴望，往往伪造攀附；宋人看重“牛李党争”的危害，反映出彼时他们面临的政治生态。而关于妇女装束的对比实例则更为生动，《旧唐书·舆服志》中详细记录了她们从“全身障蔽”到“靓妆露面”的变化过程；而《新唐书·车服志》对此类内容进行了大量删削，足见宋代社会已不再将妇女衣物的遮蔽性视为核心议题。此外，通过对比两《唐书》，还可以看出唐代尚未形成对“士大夫”内涵的统一认识，“士大夫”这一群体的出现，反映了唐宋之间，逐渐由唐人对血缘家世的推崇，过渡到宋人对个人修养与舆论责任的重视。

跳出日常生活史相关的史料，以上种种对传统史料的挖掘同样可以照见唐人的心灵与观念。“不止日常”的深意也正在于此——它提醒读者，即便是严肃的制度性文本，字里行间也可折射出古人的日常喜恶与期许。

敦煌220窟旋转舞动的舞伎

私人书写中的宏大叙事

《不止日常》的另一面，在于从日常文本推演宏观叙事，透过私人书写来捕捉国家政治的深层逻辑。在这一系列的考述中，黄正建主要对私人墓志进行了深度阐释，将个体生命史与国家权力运作联系起来。研究涵盖《杨岳墓志》、唐代官员墓志反映的法律与疾病信息，以及石刻墓志与文集收录本的差异等。

黄正建从杨岳的两方墓志出发，梳理了隋唐两代权臣后裔与皇室、勋贵联姻集团的复杂政治生态。官方对一个人的评价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皇权更迭和政治需要，被不断粉饰与重写。私人书写有时还会流露出微妙的社会心理。在对比石刻墓志与文集录本的差异后，黄正建发现，丧家在刻碑时，会有意挑选官职更高、地位更显赫的亲属作为参照。这种细节上的改动，亦揭示出唐代重视门阀与官僚政治交织下的身份焦虑。

从这种由日常推演宏观的视角出发，墓志不应仅被视为传记或文学作品，而亦可进一步作为观察唐代制度运作和社会规范的窗口。以书中《出土唐代墓志与法律资料》一文为例，黄正建通过研究大量唐人墓志发现：唐人法律知识的获得以家传、自学为主，明法科几乎是其唯一出路；唐代法官分为中央（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地方（州府司法、法曹参军、县尉）、使职（覆囚使、幕府推官）等类型，其升迁路径灵活，但亦有规律可循；法官的职掌包括判案断狱、保管寻查法典和参与法典的修撰等；在司法实践中，因法官性格、皇帝态度、地缘差异呈现出不同面相。墓志涉及的法律资料虽依附于墓主个人经历，缺乏完整的条文，但它们恰恰补充了正史未载的司法细节。通过这些的个体，我们得以看到唐代司法在权力末梢落地的具体情况。这些生活细节与传世官方文献相互映照，还原出唐代法治的真实面貌。制度性文本与本属于私人记录的墓志资料，共同构成理解唐代政治不可或缺的工具。

书中其余篇章涉及谏官职责、考核制度及门荫入仕等内容，作者引用敦煌文书、唐律等多元史料，并穿插杜甫、白居易、元稹等名人的实际案例，将原本枯燥的制度史写得有血有肉，鲜活可感。特别值得留意的有两篇：一是对武则天身世秘辛做出的独到推测，否定其母为隋朝宗室杨达之女，此文抽丝剥茧，如侦探小说般引人入胜；二是对P.2632号占卜残卷“白衣为主”一语的重新解读，作者否定王重民的观点，指出这并非民间祥瑞之兆，亦与金山国无涉，实际折射出晚唐民众对政权更迭的普遍焦虑，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高瑞梓著《今日向长安》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值得继续深入探究之处，笔者在此提出一点浅见。关于将安史之乱归因于“胡风”流行，黄正建捕捉到了《旧唐书》作者的偏颇，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旧唐书》作者的特有见解，而源于中国传统史学“华夷之辨”的叙事惯例，是正史中常见的书写模式。例如，《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汉灵帝喜好胡服、胡床、胡饭、胡舞等，以致“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事被与后来的董卓乱政联系起来；《晋书·五行志》中，亦将泰始、太康以来，贵人富室好用胡器，以及羌煮貊炙的胡食风气、喜饰毡毳的穿着时尚，视作后来永嘉之乱的“服妖”之应。

在探讨唐人对安史之乱的认知时，如前所述，黄正建认为时人其实不太纠结这场动乱所具有的胡人特质，而更倾向于从法律和道德层面将其定性为“逆”“乱”或“祸”。即便文中出现“羯胡”等字眼，也多出于贬低和辱骂的情绪。然而，历史的书写方式并不能掩盖现实的残酷。安史之乱后，强烈的排胡情绪在政坛和民间蔓延，唐朝君臣对异族将领充满猜忌，哪怕是功勋名将也难逃嫌疑。敌意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演变为针对胡人的血腥屠杀。为求生存，胡人被迫改姓、迁徙，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若能将史籍文本与社会实态相互参照，或许能更精准地还原唐人对安史之乱性质的认知。

《不止日常》作为一部极具分量的学术论著，文辞晓畅易读、观点发凡起例，成功打破了日常生活、时人观念与宏观制度间的壁垒，为理解隋唐政治体制与社会心态变迁开辟了新的视角。无论是历史研究者还是爱好者，都能从中获得崭新的读史思路与治学启发，在日常与宏观的交互中，触摸到更真实、更鲜活的唐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