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洋评《不止日常》｜史料、量化与日常：重访唐人的历史世界

《不止日常：唐人历史世界的另一种书写》，黄正建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440页，98.00元

真实的历史具有唯一性，但人们认知历史的视角各有不同，呈现出的历史面貌也因此多种多样。在隋唐三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制度、经济、社会等诸多层面均历经变迁，自然涌现出诸多值得探究的研究议题。正因如此，隋唐史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也形成了多元认知与解读。

黄正建先生所著《不止日常：唐人历史世界的另一种书写》收录了作者三十余年来围绕唐代日常生活之外历史议题撰写的二十余篇学术论文，涉及武则天母亲的出身、唐人对安史之乱的认识以及唐代“释褐”等多个主题，为我们认知唐人的历史世界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解读视角。

不止日常：历史解读的一个视角

武则天作为中国古代唯一正式登基称帝的女皇帝，其母杨氏的出身问题长期是学界争议的焦点。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杨氏乃“隋宗室观王雄弟始安侯达之女”，即隋宗室杨达的女儿。杨达官至纳言，身份地位尊崇，若此说属实，杨氏出身显然相当尊贵。然而，与武则天相关的史传对此记载却寥寥无几；相反，在唐高宗欲立武则天为后时，反对派以其“出身微贱”为由极力阻挠，后来骆宾王更是直斥她“地实寒微”，可见当时朝野对其出身普遍存在鄙夷态度。黄正建先生通过梳理墓志、碑刻与政书等多重史料指出，杨氏为杨达之女的说法，实为武则天登基后刻意营造的政治宣传，其目的在于抬高自身出身，而杨氏原本出身不高，甚至可能曾是杨达家中的侍女。这提示我们，历史解读常被后世的政治建构所遮蔽，而重新发掘当时人的日常认知与行为，正成为解读历史的重要新视角。

《唐后行从图》

本书标题“不止日常”包含多重意涵：一方面旨在与作者此前的《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中西书局，2016年）形成学术脉络的呼应与定位区分。黄正建先生早年深耕唐代日常社会生活研究，《走进日常》一书运用传世史籍、出土文物与域外文献等多元史料，细致勾勒出唐代官民的日常生活图景，揭示服饰、饮食、节令、婚丧等日常实践背后的社会物质形态与文化认同内核。相较之下，本书收录的论文则更侧重探索“日常”之外的研究议题。

另一方面，“日常”概念的运用实则暗含着当下历史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转向。随着史料范畴的拓展与历史理论的体系化建构，历史研究已发展出诸多取向与维度。传统史学因传世史料的固有属性与研究视野的局限，史家多将目光聚焦于王侯将相的史事，尤其专注于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领域的“重大”议题，这种偏向性早已引发学界的诸多讨论与批评。相较而言，伴随着新史学思潮的兴起，“日常”不仅成为新的研究对象，更日渐成为认知历史的重要视角，常被置于“自下而上”与“日用而不自知”的论述框架下，以此区别于宏大历史的叙事逻辑与结构。

围绕王侯将相与重大历史事件的“自上而下”宏大叙事，固然极易引起史家与大众的关注，但按照“二八定律”，民间与基层群体的日常生活才是推动历史演进的主要脉络。“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则聚焦多数人的日常，既能以更宏阔的维度审视历史全貌，也拓展了当代历史研究的方向与议题范畴。正如侯旭东先生在《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中指出：“日常统治放在关系思维下去研究，便突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单向模式，可以并观统治/被统治/抵抗。”这种对“日常”的关注，正是对单向度历史观察模式的突破。赵世瑜先生《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以明清北方地区庙会与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普通民众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并明确指出“自下而上”之“下”“就是民间文化、基层社会、普通群众、日常生活，它们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和主题”（第2页）。可以说，宏大叙事恰似历史星空中的恒星，而广袤的民间社会、基层群体与普通大众则如点点繁星与流星，共同构成了历史星空的主体。

侯旭东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

赵世瑜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引入“日常”这一概念的意义，还在于弥补宏大叙事历史研究的局限：这类研究虽能从宏观层面探寻历史规律、梳理历史变迁脉络，却容易忽视历史中“鲜活”的维度。譬如受史家视野、史书篇幅与体例所限，传统正史通常不会刻意描摹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与信仰实践，同样是历史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以“日常”作为研究对象与切入视角，便能在正史搭建的宏大时代背景之下，借助笔记小说、金石碑拓、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多元史料，探寻正史遗忘的小人物踪迹，勾勒出更为鲜活立体的历史图景。

鲁西奇先生《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以睡虎地秦简中名为“喜”的基层小吏为切入点，深入梳理其生平档案、经手的法律文书与留存的私人记录，系统呈现出秦统一进程中基层吏民的生存图景。罗新先生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则以墓志铭残石与正史的零散记载为线索，复原出底层女性王钟儿跨越六朝更迭的七十余年生命轨迹，印证了个体命运虽微如尘埃，却能如棱镜般折射出制度变迁、民族融合与权力结构的深层褶皱。尽管受史料稀缺等因素影响，学界对鲁西奇、罗新二位先生同年出版的这两部专著褒贬不一，但从“日常”研究的理路来看，二者实则以更细致的角度佐证了“日常”绝非宏大叙事的附庸注脚，而是关注个体、不让其被遗忘的微观透镜。

鲁西奇著《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

罗新著《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本书的“不止日常”还可被理解为对“日常”研究边界的拓展，不仅更全面地呈现唐人世界的另一面，同时恰好能与当下政治史、制度史及思想史的复兴趋势相呼应。除服饰、饮食、节令、婚丧等日常实践外，日常生活还涵盖对国家大事的品评、社会观念的形塑、任官路径的抉择等多重维度。“日常”的研究对象与视野，不仅限于衣食住行等具象的物质生活范畴，更囊括政治参与、价值判断与命运抉择等精神层面的实践。它们是观念、抉择与行动交织而成的无形经纬。例如书中便提出，唐人很可能并不将“安史之乱”视为“胡乱”——这恰好是对唐人日常生活中关乎国家大事的普遍认知的补充与深化。

由此观之，“不止日常”实则彰显出黄老师研究理路中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的自觉：研究者既要深耕日常细节的细微肌理，更要敏锐捕捉不同群体对国家、社会及身份归属的深层叩问。唯有如此，方能将“日常”动态演进的历史过程，进一步为解读历史变迁的普适性规律提供依据。

动手动脚比史料：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评价分歧相似，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历史认知同样存在显著争议。黄正建先生通过系统比对《旧唐书》《新唐书》与《宋史》中“士大夫”一词的出现频次及语境差异，揭示出唐代“士大夫”概念的模糊性，其内涵混杂新旧社会因素，直至宋代才形成明确的阶层定义。例如《旧唐书·李安远传》记载其“晚始折节读书，敬慕士友”，而《新唐书》则改写为“晚乃折节向书，从士大夫”，可见唐代仅称读书人为“士”，至宋代已可统称“士大夫”。又如《新唐书》常将《旧唐书》中承担舆论评判功能的群体明确为“士大夫”，典型如将“然议者以（张）廷圭之言为是”改为“士大夫服其知体”；反之，又将《旧唐书》部分“士大夫”称谓改作“旧地”（特指南北朝高门士族），反映宋人已将传统士族排除于“士大夫”范畴之外。这种通过不同史料对比揭示群体认知演变的方法，为理解古人的日常观念提供了重要路径。

我们对于“日常”的历史研究，核心便在于史料的运用。史学界素来有“历史学即史料学”的传统观念，傅斯年先生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治学主张，正是这一理念的经典诠释。尽管该观点需结合理论建构方能完整阐释历史，但史料学作为历史学专业训练的核心课程，其基础地位毋庸置疑。笔者师从游自勇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尚未开学即被要求通读黄永年先生《唐史史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华书局，2025年再版），并系统梳理隋唐史典籍目录，以此构建对该领域史料体系的整体认知。因此，任何历史论述都必须以史料为根本依据，绝不能凭空虚构或主观臆断。史料的合理运用与精准解读，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更是衡量史学从业者专业素养的核心标准。

黄老师在书中提到，他的治学习惯之一便是以比较法梳理史料，这一方法的养成受其导师唐长儒先生的影响。唐先生学术造诣深厚、论著等身，尤其擅长运用比较研究法，以宏观历史视野切入具体历史问题的探讨。其《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正是他以比较法处理史料的典范。黄老师在书中对两《唐书》列传、舆服志及刑法志展开的比较研究，或许便承袭了这一学术脉络。

史料比较方法之所以在隋唐史研究中被广泛运用，还与这一领域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比较方法看似简单，实际应用中却可细分为多种具体手段，比如古籍校勘中常用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与理校法等。而相较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隋唐史的史料丰富度恰好处于先秦秦汉魏晋与宋元明清之间的中间位置：隋唐时期的史实记载虽难言详尽完备，但相较于唐前史料，往往能找到可相互印证的其他记载，有效规避了“孤证难立”的困境；而与宋元以降的史料相比，又不至于陷入浩如烟海、纷繁芜杂的史料迷宫，耗费不必要的精力。诸如两《唐书》《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以及唐传奇等，都是适合开展比较研读的可靠史料，更遑论还有大量出土碑刻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可供利用。

这种史料留存的“恰到好处”，恰恰为史料比较法的运用提供了理想土壤——既能通过校勘异同辨析真伪，又能透视制度演进与观念流变的内在节律。正因如此，在本书中我们能看到对多个史料文本的反复比勘，例如对《旧唐书》中涉及“安史之乱”的用语进行梳理比较，对出土石刻墓志与文集中所载墓志的异同加以比勘等等。这些实践不仅体现了史料比较方法的应用，更彰显了其史学方法论价值。

总而言之，黄老师所倡导的史料比较法，不仅有助于锤炼我们的文本阅读理解能力，更能深度培养我们对历史语境的敏感度与批判性思维。如书中论及武则天身世时提到，李峤所撰《攀龙台碑》虽叙事编排较为圆融，但与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相较，可见其记载不实，故后世修史者均未采信（16-17页）。由此可见，史料比较法要求研究者不能止步于字面释读，更要追问史料生成的时空背景、撰述意图及文本流变，进而在多重叙事的张力中逼近历史实相。这种训练，正是当下数字人文浪潮中愈发珍贵的史学基本功。

数据的力量：定量分析与历史研究

黄正建老师在书中还推崇量化与统计方法，这实为史料比较法的进一步延伸。以安史之乱这一影响唐代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为例，学界对其性质历来存在“胡乱”“藩镇之乱”“阶级斗争”等多种解读。部分学者以现代视角回溯，将其定性为安禄山建立“征服王朝”的政治尝试，却忽视了唐人自身的认知语境。通过系统搜集并量化分析唐人著作中的相关表述，黄正建先生发现：唐玄宗至唐德宗时期的官方文本始终以“反逆”“大凶”“寇难”等词汇定性该事件，并未将其视为胡人群体对汉人政权的夺权行动；普通民众的记载则聚焦于幽蓟将领的叛乱属性，同样未强调族群身份标签。这种基于时人认知的史料量化路径，不仅有效避免了“以今律古”的认知偏差，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证支撑与方法论启示。

正如黄正建先生所强调，史料比较法绝非简单的异同罗列，唯有依托可靠的量化数据，方能构建严谨的学术结论。史料搜集构成比较研究的基础，而对史料进行系统性量化整理与统计分析，则是形成准确历史认知的关键环节。历史学研究传统上多依赖因果推导等定性分析，虽能梳理历史发展脉络，但叙述中易出现模糊含混之处。量化研究方法通过提供“趋势分布”“频次统计”“比例关系”等数据维度，可为定性分析提供坚实支撑，使隐性历史特征显性化呈现。正是通过这种量化分析，黄正建先生得以揭示：唐人对安史之乱的表述高度集中于“反”“逆”“叛”等道德评判词汇，而非聚焦于胡人的族群属性。

定量分析推动了历史学研究视域的拓展与方法的革新，更促进了历史学的科学化。起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为代表，反对传统史学，主张跨学科综合研究，强调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考察历史，由此将经济学领域的定量分析方法引入历史学研究。后来的计量史学与社会历史学派也深受年鉴学派影响，显著提升了史料应用能力，使历史研究更趋严谨与精准。其中，计量史学主要以“历史的可计算性”为前提，是运用现代数学手段和统计学方法对历史数量及数量关系展开定量研究的学科，旨在提升史学研究的精确化与科学化水平。它虽在二十世纪后期经历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却并未走向式微，反而在数字人文兴起的当下重焕生机——数据库建设、古籍OCR识别、文本挖掘与关系网络分析等技术，正将传统史料转化为可计量的结构化数据。黄老师在书中亦提及，如今数据库检索等科技手段的便利，通过关键词搜索可快速定位海量史料中的关键信息，进而展开统计分析。时代发展带来的科技进步，正为史料量化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精度。

不过，我们也需警惕数据本身的局限性。一方面，数据的数量与样本质量受限于史料的性质与数量，其可靠性与普适性需审慎评估；另一方面，量化结果若脱离具体历史语境与定性解读，很容易陷入“数字幻觉”——看似精确无误，实则空洞无物。因此，定性分析亦不应被全然摒弃。毕竟，定性分析通过问题挖掘与现象阐释，侧重对历史事件的意义与经验进行质性剖析。由此可见，定量与定性虽各有侧重，但二者绝非彼此割裂。在史料比较与分析中，应当融合这两种分析手段，从而在互证互补中构建起立体的历史认知图景。

《不止日常：唐人历史世界的另一种书写》凭借新颖有趣的选题与翔实可信的数据，彰显出作者数十载深耕史学的治学积淀。书中虽无艰深晦涩的理论阐释，却在字里行间见微知著，透露出作者深刻的历史思考与扎实的理论功底。因此，全书以跳出常规日常视野的独特视角，依托严谨扎实的实证研究方法，为我们勾勒出唐代历史世界中另一维度的鲜活社会图景。尽管部分论题涉及传统政治制度史，但研究的核心关切始终锚定在唐代人的日常实践与社会生活之上。这种“日常转向”并非旨在消解宏大叙事，而是在史料比对与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将唐代历史的另一种面向与真态娓娓道来。这不仅为专业历史学者带来深刻启发，也为普通读者理解唐代社会提供了深入浅出、易于理解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