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这城市的垃圾太多了，全世界都没辙。」
2010年的北京被四百多个垃圾场围成了一圈，组成了这座城市的“七环”，毒气熏天。
可破局的竟是一位72岁的老人，他参与过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
01
1938年，杜祥琬出生于河南南阳，正赶上兵荒马乱。
他刚学会走路，日本人的飞机就追到了头顶。母亲背着他，父亲挑着家当，一家人跟着逃难的队伍奔向陕西。路上的事，他后来记不太清，只记得母亲的背很瘦，父亲的脚一直在流血。
他父亲叫杜孟模，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在那个年代，“北大数学系”四个字摆出来，分量很沉。
杜家不阔，但家里的书特别多。
进步小说一摞一摞地堆在桌角，苏联翻译过来的科普杂志一本接一本地往里搬。少年杜祥琬最爱的一本，叫《知识就是力量》。封面是漫天星斗，他一翻开就放不下。
十二三岁的他，趴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就走神。他想，宇宙这么大，人这么小，要是能搞清楚天上那些星星是怎么回事就好了。
1953年，杜祥琬考进开封高中。
刚好父亲杜孟模这一年也调到开封高中任教。父子俩，一个站在讲台上，一个坐在讲台下。
他成绩极好，尤其数学，几乎没人能压过他。
1956年高考填志愿，他只填了南京大学天文系。
那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天文系。
他跟同桌打趣说。「我这辈子就交给宇宙了。」
可他没料到，就在他往志愿表上签字的同一时刻，北京的一份名单也已经拟好。
那是留苏预备生的选拔名单。整个河南省只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叫杜祥琬。
02
通知下来那天，杜祥琬正在操场上跑步。
老师把他叫到一边，递过去一张纸。他看完，愣在原地。
不是天文。是核物理。
派他去苏联，学的是原子能。
他后来跟人讲过自己当时的感受。
「大大的宇宙没学成，学了小小的原子核。」
那个年代的人，听见“国家需要”四个字，腿就先迈出去了。
1959年春，杜祥琬临行前，专程来送他们的人有钱三强。
钱老不爱说大话，只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叮嘱这一批留学生：把本事学到家，回来，中国要用。
到了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校给他定的专业是理论核物理。
第一年他什么都听不懂。俄语刚摸到门，专业术语又压上来一大堆。他就一个词一个词啃，一页一页背。
啃着啃着，杜祥琬发现了一桩怪事。
国内每隔一段时间会传来指示，不是泛泛的话，而是非常具体的方向——“学理论物理的同学，要重点掌握中子在宏观介质当中的输运”。
他看完皱眉。这是干什么用的？
他想问，但他知道不能问。
那是1960年代初，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原子弹的阴影下。中国要做什么，只有最核心的那一小撮人知道。
杜祥琬隐隐有了一种预感——回去之后，他要干的事不简单。
03
1964年10月。
答辩前一天的中午，杜祥琬和一个苏联同学在食堂里吃饭。两人面前一盘黑面包，一碗罗宋汤。
这同学和他平时关系不错。两个人聊着聊着，对方放下勺子。
「杜，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在我们这儿学原子核物理。」
「嗯。」
「学得这么深，回中国，能干什么？」
杜祥琬一时没答上来。
不是答不出，是不知道怎么答。
那位同学没有恶意，但有弦外之音。
【中国那么落后，你学的这些，回去用得上吗？】
杜祥琬埋头把汤喝完，没吭声。
下午回宿舍，他往床上一倒，盯着天花板。他想，学了这么多年，真的回去就没事干吗？他想，国家把我送出来，难道只是让我学个空架子？
他不信。可他一时也说不出反驳的话。
第二天天还没亮，宿舍楼下就炸了。苏联同学从各个房间涌出来，挤在收音机旁边。
杜祥琬下楼，挤进人群，听见播音员用俄语念出一行字。
【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他僵在原地。
身边的苏联人，有人张嘴，有人摇头，有人低声咒骂，有人鼓起了掌。
杜祥琬什么也没说。他只觉得心脏在胸腔里咚咚地响。
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消息。他走在校园里，迎面撞上昨天那个同学。对方一把拍上他肩膀。
「杜！」
「祝贺你！」
「我现在知道，你回去要干什么了！」
杜祥琬看着他，淡淡笑了一下。
他后来跟人说，这辈子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那个上午站在莫斯科校园里更让他明白一件事。
【一个国家有没有底气，海外的人最先感觉到。】
04
1964年回国，杜祥琬被分到二机部九院理论部。
地址在北京海淀区花园路6号院。那时门口连个像样的牌子都没有，进出的人也不多。可院子里头，藏着中国最尖的一批人——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
报到第一天，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把他叫进办公室，没寒暄，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过来。
书名叫《中子输运理论》，作者格拉斯登。
杜祥琬接过书，心里咯噔一下。
“中子输运”，这就是当年在苏联留学时，国内指示里反复提的那几个字。
兜兜转转五年，他要干的事，原来从一开始就定了。
不是天文，不是基础研究，是核武器，是氢弹。
那时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刚响，世界的目光还没散，可九院的人已经在干下一件大事了。
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七年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三个月。英国四年七个月。法国八年六个月。
中国想多快？老科学家心里揣着一个数字——三年。
杜祥琬听到这个数字，后脖颈一阵发凉。
三年。资料没有，设备欠奉，参数得自己一笔一笔算。
他被分到的任务，叫核试验诊断理论。
就是当氢弹响起的那一瞬间，要看清楚它响得对不对、响得有多大、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活比造氢弹本身还难。
因为它必须在那不到一秒的时间里，把一切都看明白。
05
理论部干活的方式，搁今天看，有些不可思议。
没有顾问，没有外援，没有人能指方向。
怎么办？开会。
不是普通的会，是“鸣放会”。
报告厅最前头挂着一块大黑板。
台下坐着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五十岁的科学家，谁有想法谁就上台，拿起粉笔自己写。
写算式、写思路、写一切觉得可能行得通的东西。
写完了大家公开质疑，当场推翻，当场再来。
杜祥琬第一次进鸣放会，看见前头那块黑板被擦了又写、写了又擦。
一位老先生在台上一边写一边自言自语。
「这条路走不通。」
「这条也走不通。」
台下有人接茬。
「那你说哪条走得通？」
老先生把粉笔一扔。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哪条是死路。」
杜祥琬就是在这种会议里成长起来的。
他后来跟人说，这种方法搁今天看，效率低得可怕。
可在那个年代，这是唯一的办法。
因为整个领域，全世界对中国都是封锁的。
他在理论部的第一件正经活，是查情报。
每天的工作就是翻报纸。翻《真理报》，翻其他外文报刊，一字一句地扫，看能不能从字缝里抠出半点关于氢弹的痕迹。
翻了一年，几乎一无所获。
杜祥琬眼睛干涩，合上报纸跟同事念叨。
「这活干下去，人会傻。」
同事苦笑。
「就算傻，也得查。万一漏掉一句呢？」
那时候，他们就靠这种“万一”活着。
06
到了1965年底，氢弹研究卡在了一道关口。
理论部的鸣放会开到了最白热的阶段。关于氢弹该怎么造，内部冒出了四种构型方案。
四种方案，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死穴。谁也说服不了谁。
杜祥琬坐在最后一排。那年他还不到三十岁。台上那些大人物吵得脸红脖子粗，他听着、记着、算着。
他负责的核试验诊断理论，面前压着一道更根本的难题。
如果四种方案最后挑一种试爆，他怎么在那一瞬间判断，到底选对了没有？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当时连一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
理论部的人靠什么算东西？
靠一把计算尺。
一根尺子，一根可以拉动的滑尺，一根能转动的游标。
复杂的乘除、对数、三角函数，全靠它。
杜祥琬手里的那把计算尺，跟了他好几年。
他后来回忆，那段日子里，闭上眼看到的都是尺面上的刻度。吃饭时在算，走路时在想，睡着了做梦也在推公式。
那一年他瘦了一圈。理论部所有人都瘦了一圈。
到了1966年春，情况越来越紧。上头的意思——氢弹必须在1967年之内响。
不能拖，不能等，不能再开无数次的鸣放会。
杜祥琬记得清清楚楚，那年春天的某一个夜里，理论部的灯亮到了凌晨。四种构型的争论还没结束。
谁能拍板？没人敢拍。
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方案被证明可行，也没有任何一种方案能被立刻否决。
邓稼先在台下来回踱步。王淦昌坐在边上半天不语。彭桓武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杜祥琬抱着一摞演算纸缩在最后一排，纸上密密麻麻全是数字。
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这条路找不到“牛鼻子”，中国的氢弹梦，可能要拖到很多年以后。
可中国，没有那么多年可以拖。
就在那个时候，理论部的门被人推开了。
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怀里抱着一摞稿纸，脸色因为熬夜而发青。他径直走上讲台，拿起粉笔。
台下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那个年轻人在黑板上写下一行算式，转过身。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不知道行不行，值得试。」
邓稼先看着他，王淦昌看着他，杜祥琬看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