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慧、贾天兵、廉斌，一批金融机构高管纷纷落马

文/金透社 蔡垡 版权图片/微摄

2026年5月中旬，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及其派驻机构、地方纪委监委发布的消息看，一周之内，至少有8名金融领域高管或重要岗位人员接受审查调查、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或一审宣判，案件密集程度与覆盖面近年来少见。

从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分行，从省属金融控股集团到地方农商银行，从总行党委副书记到支行行长，多层级、多类型的金融高管密集“落马”，集中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金融反腐不仅没有“松劲”，反而正在从“表面清理”向“纵深清除”加速推进。

打虎拍蝇同步推进、正风肃纪一体贯通，“不敢腐”的震慑效应正持续向全系统渗透。业内专家分析认为，金融反腐正呈现出从“查个案”到“扫系统”、从“金融监管者”到“金融机构管治者”无死角震慑的特征，金融反腐的“深水区”正在被层层突破。

密集通报：一周之内至少8名金融高管“落马”

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5月11日至15日的通报，密集程度令人关注：

5月1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楚天慧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同日，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贾天兵被“双开”，通报称其“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公款购买高档酒水”“公款报销个人费用”等多项违纪违法事实。此外，中国工商银行青岛李沧第一支行原党支部书记、行长石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马保国被查。

5月11日，中国农业银行原首席专家兼深圳市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许锡龙一审宣判——因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

同日，蒙商银行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董事廉斌被查；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建国被开除党籍。

如果将时间线略微拉长至13日、14日，还有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行政管理部总经理刘昱辉接受监察调查的通报。从时间轴上看，仅5月中旬约一周时间内，至少8名金融领域高管或关键岗位人员密集“落马”，涉及银行、证券、资产管理、金融控股、地方金融监管等多个细分领域，层级覆盖总行、分行、支行及监管机构的“关键少数”。

这种“一周八人”的密集通报节奏，是金融反腐进入攻坚期的一个标志性特征。金融腐败链条长、隐蔽性强、跨机构跨领域特征明显，只有坚持“全链条”的纵深推进，才能在各个关键环节形成“一人一案、一案一链”的系统化清除。

一条贯穿的“腐败主线”：信贷审批、监管执法与股票投资成重灾区

仔细观察楚天慧、贾天兵、许锡龙、李建国等落马高官的通报内容，一条贯穿的“腐败主线”清晰可辨：利用金融监管权或信贷审批权进行权力寻租，是金融腐败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形式。

楚天慧的通报指出，其“弃守监管职责，利用职务便利及职务影响力，在公司监管、稽查执法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此外，“借用多人多个账户长期违规买卖股票，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证券监管系统内部的“靠监管吃监管”问题，在此案中得到清晰暴露。

贾天兵的通报指出，其“在授信审批、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其还“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消费卡，公款购买高档酒水”“公款报销个人费用”“违规收受大额钱款、股权”，贪腐手法多样，涉及面广。

许锡龙被判十五年六个月、罚金四百万元，受贿超三千万元，涉案金额触目惊心。

李建国的通报则点出其“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金特别重大损失”“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资产公司的风险在权力失控后迅速放大为国有资金的重大损失。

石松和刘昱辉虽尚在审查调查阶段，但其案发岗位——支行行长与总行行政管理部总经理——分别触及基层信贷审批和后勤采购领域。基层权力节点的腐败风险同样不容小觑，这提示金融反腐“既要打老虎，也要拍苍蝇”，任何一个权力节点都可能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信贷审批与监管执法这两条传统“重灾区”外，楚天慧的“借用他人账户违规买卖股票”现象，揭示了金融系统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信息优势违规进行证券交易的空间依然存在。金融反腐在斩断“钱权交易”链条的同时，也应同步堵住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等隐蔽型腐败的操作空间。

从“打虎”到“拍蝇”：金融反腐的纵深扫视

这轮反腐与以往不同的是“上下穿透”的力度。从总行党委副书记（廉斌）、省分行行长（贾天兵）、监管局副局长（楚天慧）、到核心子公司总经理（李建国），再到支行行长（石松）、部门总经理（刘昱辉）——从高层的“关键少数”到基层的“关键岗位”，金融反腐已贯穿组织体系的各层级与各节点。

“打虎”重拳在于破除“金融寡头”对资源的垄断权力，“拍蝇”则在于清除对中小客户及日常金融服务的权力任性。这两者合力，让“不敢腐”的震慑效应渗透至机构内的每一个权力末梢。

反腐与监管改革：金融治理的双轮驱动

从数据维度看，金融反腐的强度正在与监管规则改革同频共振。

2025年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银行理财等重点领域进行穿透式监管，“双罚制”成为常态。但如本案所示，仅靠业务层面的监管变革远远不够——如果金融机构内部审核把关、贷后管理等关键环节形成腐败链条，再多的业务规则创新也可能在决策层被权钱交易所架空。因此，金融反腐必须深入到机构内部治理的“神经末梢”。

金融反腐持续高压的更深层逻辑，在于打造金融体系的“免疫系统”。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既需要监管规则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持续清除侵蚀肌体的腐败“病灶”。只有管住监管权、信贷审批权、人事任免权等几个核心权力节点，“不能腐”的制度笼子才能真正扎牢。

“落马”之后的制度追问

楚天慧案、贾天兵案、许锡龙案等典型案件，对金融监管与治理提出了若干关键追问。

监管权的独立性如何保证？楚天慧作为证监系统派出机构的高级官员，直接掌握公司监管、稽查执法等核心权力。当监管权本身出现腐败，监管的公信力便会受到动摇。这迫切要求证券监管系统内部构建更完善的权力制衡与交叉监督机制，让“监管者”也成为“被监管者”。

“关键少数”如何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贾天兵作为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集党务、人事、业务“三权”于一体。当权力过于集中而监督滞后，贪婪便会在制度的缝隙中滋生。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必须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全过程监督与制约。

员工的日常行为如何被有效管束？楚天慧案的“借用多个账户违规买卖股票”表明，金融从业人员的内幕信息管理、个人交易监控依然存在执行盲区。完善员工行为管理与信息隔离墙制度，是防范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的关键举措。

这些制度追问，指向的不是“反腐一阵风”，而是一场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制度根本的金融治理深化改革。

5月中旬一周之内多名金融高管的“落马”通报，是金融反腐向纵深推进的缩影。从证监会派出机构的“监管内鬼”，到国有大行省分行的“一把手”腐败；从资产公司的巨额资金流失，到农商行部门总经办的“微腐败”——金融反腐已在权力配置的关键节点、覆盖机构的不同层级、以及业务监管的各个维度上形成了“全链条”清理之势。

业内专家进一步指出，金融系统之所以成为反腐重点领域，是因为金融资源直接关系到现代经济的血脉健康。核心权力一旦与利益输送形成闭环，不仅会造成巨大国有资产损失，更会扭曲社会融资成本，严重破坏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当下金融反腐已非“偶发性大案”，而是一套涵盖制度重建、监管闭环、机构治理的系统性重构。从罚单到“落马”通报的双线威慑，释放出再明确不过的信号：金融领域的腐败不容侥幸，每一张罚单的背后都可能牵出权力运行的病灶；每一次高管落马，都是一次治理漏洞的标尺校准。这或许才是2026年以来金融反腐“密集通报”背后最深层的战略意图。

在金融治理体系的重塑过程中，“打虎”与“拍蝇”已经不是一个选答题，而是一道贯穿始终的必答题。一个清正廉洁、高效运转的金融体系，才是中国经济应对复杂变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盘。而金融反腐的持续深入，正是这道底盘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