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度再次拥抱中资，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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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科纳克·班达里（Konark Bhandari）

编译|张咪咪

编译审核| 王娇杨

本期编辑|宋可馨

本期审核 |朱依林 单敏敏

编者按

在中印关系回暖的背景下，印度近期开始着手修订2020年出台、旨在限制中国等陆地邻国投资的“三号通告”（Press Note 3）相关规定。该调整被视为莫迪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出现松动的重要信号，也反映出印度数年对华经济“去风险化”政策的受挫困境，以及在“对华安全警惕”与“制造业发展需求”之间寻求新平衡的意图。一方面，旧版“三号通告”虽然有效限制了中资进入，却并未降低印度对中国商品、零部件和中间品的依赖，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另一方面，印度过于模糊与迟缓的审批机制也使一些仅存在轻微涉华股权关联的国际资本被拒之门外，削弱吸引全球投资的能力。作者认为，中国资本进入印度未必会自动带来技术扩散，也未必能帮助印度摆脱对中国零部件的结构性依赖。相反，如果中国资本、产业链进一步嵌入印度制造业，印度作为“中国+1可信替代地”的“中立”地位价值可能被削弱，并可能在未来面对美国更严格的涉华安全审查和市场准入压力。此外，少数股权投资背后的信息获取权、董事会观察员席位以及通过新加坡等离岸平台进行“洗白”的复杂股权结构也可能给印度监管体系带来新的挑战。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Zee News

2026年3月10日，印度联邦内阁批准修订“三号通告”（Press Note 3）。该规定此前要求，所有印度陆地邻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必须经过政府审批。修订后的框架允许最终受益持股不超过10%且无控制权的境外投资者，可走自动审批通道，即在符合行业投资上限的前提下，无需事先获得政府批准。同时，新规还引入了60天的投资申请处理时限。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吸引更多外资流入初创企业与深度科技企业、提升营商便利度、推动印度融入全球供应链。

此番政策调整酝酿已久。印度商工部长2026年早些时候称这是一次审慎渐进式调整，意在放宽对华投资准入规则。因此，本次“三号通告”修订对外资准入的放开并非全面。但即便是渐进式政策变动，也值得审慎审视，尤其是在面对一个以极快速度扩大对印商业存在、但投资规模却相对有限的国家时。2020年4月，印度出台“三号通告”，表面是防范疫情期间外资趁机恶意收购，实则始终针对中国。真正使这一政策具有强大约束力的，是2020年6月发生的加勒万河谷冲突——这是数十年来印中之间最严重的军事对峙。此后，印度陆续封禁超200款中国手机应用，双边经贸关系全面遇冷。因此，此次修订引发的核心问题在于：其所宣称的收益能否真正实现？相关风险是否已被充分评估？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一、政策变革背后的动因

早在印度联邦内阁审议前，此次政策调整的理论依据就已成型。印度《2023–2024 年度经济调查报告》明确提出，针对全球企业普遍推行的“中国+1”（China plus one）供应链战略，印度有两种获益路径：一是通过贸易融入中国供应链；二是吸引中国企业赴印直接投资。报告倾向第二种路径，理由是：中国企业若在印度投资并向西方市场出口，将比当前大量进口中国中间产品、仅进行低附加值加工的模式，创造更高的本土附加值。

随后，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也公开支持这一逻辑，直言中国已是印度最大进口来源国，“无法无视其存在”。这一观点之所以获得更多支持，还因为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三号通告”已实施五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从2023-24财年的850亿美元扩大至2024-25财年的992亿美元，2025 自然年预估已突破116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中国对印直接投资仅有25.1亿美元，仅占印度自2000年以来累计股权外资流入的0.32%。换言之，“三号通告”成功阻止了中国资本进入，却未能阻挡中国商品大量流入。

外交环境同样发生了变化。2024年10月，中印在实控线达成脱离接触协议，随后莫迪与中国领导人在喀山会晤，为双边经贸政策调整创造了空间。2025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155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但这一数字背后掩盖的是一种极不平衡的关系：印度对华出口仍以原材料、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尽管近期电子产品出口有所增长），而中国对印出口则主要是制成品和高价值中间产品。与此同时，“三号通告”框架下的跨部门审批程序也因效率低下而饱受批评，一些投资申请甚至拖延一年以上。即便仅与中国存在间接受益股权关联的全球基金，也陷入审批僵局。因此，改革的现实理由确实存在：这一制度不仅不仅拒斥中资，还将大量合规全球资本挡在门外。

二、政策逻辑背后的考量

印度政府放宽“三号通告”，依托层层关联的多重预设逻辑，而每一项预设都值得深入推敲。

第一重预设：放宽对中国少数股权、非控股投资的限制，将吸引全球资金大规模流入印度初创企业与深度科技领域。从狭义上讲，该判断有一定合理性。许多私募和风投基金通常设立在新加坡等司法辖区，而其有限合伙人、联合投资方常有中国受益持股背景。旧版政策对“受益所有权”缺乏明确界定，确实造成了较大政策不确定性；新规将自动审批门槛设定为10%，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这能否带来变革性资本涌入，仍存极大不确定性。印度深度科技投资的瓶颈，很少真正出在对涉华资本的监管审查上。早在“三号通告”出台前，中资相关投资就只集中于电商赛道；有研究显示，2020年印度30家独角兽企业中，有18家拥有中国投资者，且大多属于电商领域。真正的问题在于，印度本身缺乏足够成熟、可投资的深度科技生态体系。

第二重预设：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将将带来技术转移、本土附加值提升以及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但这一预设也存在明显局限性。印度《2023–2024年度经济调查报告》常将越南当作对华经贸合作范本，但越南并未吸引大量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资，这些投资更多是中国企业“去风险化”布局的一部分，而非助力越南本土产业升级。甚至报告援引的一项国际清算银行研究也承认，越南、墨西哥贸易规模增长，很大程度源于中国企业借道两国重构供应链，仅此而已。

此外，并无充分证据表明，中国企业愿意向东道国竞争对手转让核心专有技术。就在2025年，中国仍曾限制向印度出口电动汽车、苹果手机生产的关键专用设备。那么，究竟是什么发生了变化，使印度决策者认为中国未来不会随时限制或撤回技术转移？

《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指出，中国始终坚持不惜谋求技术主导地位，即便在汽车、航空、芯片等高附加值领域积累技术优势，也不愿将低附加值制造业份额大幅让渡给欠发达经济体。从“中国制造2025”，到稀土加工、电池化工领域的绝对优势，中国产业政策始终以掌控全产业链为目标。诚然，若能以投资为条件换取顶尖电池等核心技术，对印度裨益极大，这也是借鉴中国过往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但以中国当前的技术保护立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三重预设：此次放宽投资限制将并不会进一步扩大印中巨额贸易逆差，因此，对此理应保持审慎质疑。印度自华进口高度依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有机化学品及各类原材料，这些品类短期内难以实现替代。印度自中国进口的近80%集中在四大类商品中：电子产品仅2025年前10个月就达到380亿美元，机械设备260亿美元，有机化学品120亿美元，塑料制品60亿美元。这些并非可选消费品，而是印度制造业的核心基础投入。当前印度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下的电子产业，已是采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生产。若未来中资持续涌入同类组装赛道，最终只会固化印度自华进口依赖，而非降低逆差。

三、信息权益带来的潜在隐患

新规有一处细节未被充分关注：少数股权投资背后的信息权限问题。根据新规，受益所有权不超过10%的投资者可通过自动审批路径进入市场。但在许多公司治理结构中，即便只是少数股权，投资方依然可能获得董事会观察员席位、信息获取权，以及与其持股比例并不相称的战略影响力。这本就是风险投资与成长型股权投资的标准操作模式。有时，即便只是“被动的信息获取权”，也可能带来巨大的情报价值。因此，新规强调的“非战略性、非控股性投资”与真正意义上的“纯被动资本”之间，并不存在如此清晰的界限。

中国资本市场现状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隐患：中国股市长期低于历史估值区间，中国资本迫切寻求海外投资回报，增长潜力巨大的印度科技赛道自然成为优选目的地。核心问题不在于会有多少长期中资入场，而在于印度监管体系能否精准甄别：哪些是创造实体经济价值的合规资本，哪些是借机获取产业情报的战略型资本。

四、可信供应链的现实悖论

此次政策修订的地缘政治影响，远不止于中印双边关系。美国正搭建日趋严密的投资审查体系，其核心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同时叠加了对外投资管制。2025年2月出台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明确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并要求CFIUS从严审查所有涉华关联投资。此外，新提出的“已知投资者计划”（Known Investor Program）更是将与中国供应链、投资主体、业务布局深度绑定的投资方直接排除在外，即便相关关联符合美国现行法律。

印度一直将自身定位为“中国+1”供应链替代地，承接跨国企业脱离中国的产能转移。但如果中国资本与零部件深度渗透印度工业体系，那么印度作为供应链备选地的核心价值将大打折扣。

印度放宽对华投资限制之际，美国正反向收紧涉华投资监管。这对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印度企业而言，影响并不小。例如，一家印度半导体封装、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如果接受中资少数股权投资，那么后续寻求美国合作或并购时，极易被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列入风险清单。美国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因素本就具有高度开放性，而外国投资委员会重点关注的网络安全、关键通信、港口等领域，与中国资本最感兴趣的行业高度重叠。

“新加坡洗白”（Singapore washing）现象，即中国资本通过新加坡实体绕道进入市场、以掩盖真实来源，又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新规以10%受益持股作为判定红线，但风投基金多采用多层嵌套架构，追溯最终实际控制人需要极强的穿透式核查能力。若政策放宽让大量借离岸渠道隐藏身份的中资涌入，将严重冲击印度在全球可信供应链体系中的定位。

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印度本想做脱离中国的供应链备选地，但若中资与中国零部件深度扎根印度工业，则其“中国+1”定位将名不副实。此外，美国已多次展示其对印度经济决策的影响力，例如干预印度采购俄罗斯石油。未来贸易谈判中，美方很可能以“印度科技产品含中国零部件、甚至涉及盗用美国知识产权”为由施压。美国近期针对半导体行业发起的“232调查”，本质上也是为了识别依赖中国供应链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因此，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印度项目，必须意识到未来可能面临来自美国的额外审查，并提前制定相应策略。即便如此，印度大概率不会让美国左右自身经济政策选择。

五、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讽刺

印度扩大中国市场准入，还暴露出另一重悖论：中国在世贸组织（WTO）起诉印度产业政策。2025年10月，中国就印度针对先进储能电池、汽车及电动车的生产挂钩激励（PLI）政策提起世贸诉讼，指控印度本土附加值要求违反《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构成对华产品歧视。2026年2月，在双边磋商失败后，WTO正式设立争端解决专家组。

这种讽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国在世贸起诉的印度PLI政策，恰恰是推高印度对华零部件进口的推手，因为印度享受PLI补贴的制造企业，高度依赖中国零部件。而印度《2023–2024年度经济调查报告》又以“打造本土制造产能、增强供应链韧性”为理由，主张吸引中资入局。简言之，印度一边引资寄望中国助力供应链自主，一边又在世贸框架下捍卫旨在实现自主的产业政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也曾依靠同类补贴与产业政策实现工业崛起，只是印度当前政策扶持规模远不及当年中国。

六、什么才算真正的成功？

即便印度政府的政策逻辑如愿落地，评判成功的标准也不应只是中印等陆上邻国外资流入规模增长，而要看外资质量与结构能否达成既定目标：技术吸收、本土增值、融入全球供应链、降低进口依赖。以这一标准衡量，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科技合作过往案例（尤其数字丝绸之路项目）前景并不乐观：合作方往往被绑定在中国技术生态中，难以培育自主产业能力。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对华进口本就持续激增，印度不如加入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放开对华引资。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却混淆了贸易依赖的既成性与投资依赖的可控性，二者本质截然不同。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此次修订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股市长期估值低迷，本土风投及大型科技企业受国内监管整顿承压，印度科技赛道成为优质海外投资目的地。在这种环境下，最终受益方大概率是寻求投资回报与产业情报的中国资本，而非渴望获取技术、实现成长的印度本土企业。

更直接地说，此次政策调整本质是印度对现实的务实妥协：中国已是全球制造业不可或缺的一环，原有限制政策未达预期，加之外交氛围缓和，政策调整水到渠成。但印度却将这种务实妥协包装成战略布局。从“放宽限制以吸引更多外资”到真正实现技术吸收，中间存在巨大鸿沟；而印度监管机构能否穿透复杂的中资股权架构、有效监督约束来华投资方履约尽责，其制度能力仍有待检验。

七、结语

“三号通告”修订后的实际影响仍有待观察。10%的自动审批门槛总体上较为有限，60天的审批时限也确实提高了制度问责性，而承认过去模糊的受益所有权规则阻碍了合法国际投资，也早已势在必行。政策成败的核心在于落地执行。新规有望释放一批因轻微涉华股权关联而被挡在门外的全球合规资本，流入印度市场。

印度对华政策始终在多方博弈中寻求平衡，此次政策修订是其最新一步棋。而这一调整能否让中印经贸与战略关系走向新的均衡，还有待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来验证。

作者简介：科纳克·班达里（Konark Bhandari），卡内基印度中心研究员。他是一名执业律师，专注研究数字经济相关领域，曾任职于印度反垄断监管机构“印度竞争委员会（CCI）” 。

本文编译自卡内基印度中心4月28日文章，原标题为India’s Press Note 3 Gamble: Opening the FDI Door to China，原文链接：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eurasia/research/2026/04/indias-press-note-3-gamble-opening-the-fdi-door-to-china

本期编辑：宋可馨

本期审核：朱依林 单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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