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游击队员和他的亲人们 | 作者 郭杰

我的外祖父，曾经是一名抗日游击队员。

他出身于皖北乡村一个还算富足的乡绅之家。那个地方叫伊桥，我少年时曾蹬自行车去过几回。柳树，麦地，沟渠，黄土，路边稀稀落落的野草，再普通不过的乡村的样子。听说家里有百余亩地，雇过一个长工，还有一个炮楼，一杆枪。这样的身家，后来土改时划为地主成分，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地主”是他的父亲，我母亲的祖父，我叫做“老爷爷”。我小时候，老爷爷就住在我们家，苍白的胡茬，苍白的头发茬，满脸皱纹，沉默寡言，没什么喜怒哀乐的表情。夏天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家门口的院子里，摇着蒲扇乘凉，口里永远一成不变地哼着一支不知名的小曲。几十年以后，我偶尔出入山间林下的寺庙，才发现，那其实是佛教念经的梵呗之音。老爷爷晚年住在我家，生活费是外祖父大老远从西北寄来的。

还是回过来说说我的外祖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从皖北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就回到了家乡，或许是教书，或许是务农。我小时候没弄明白，大人们也没说清楚。但总算当地一个有身份的人物吧。

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了，侵占了这一带地方。烧杀抢掠，兵荒马乱，老百姓东逃西躲，人心惶惶。不知何时，外祖父成了地方上的一个保长。那可是不得人心的伪职啊！

有一天，他独自从田地里行走，经过一条小河，走上了桥头。这时，河对岸的草丛里，正埋伏着几个游击队员。一个队员拿枪瞄准了他，嘟囔一声“狗汉奸”之类，就准备开枪了。游击队长赶紧一把摁住他，说道：“自己人！”这个队长名叫孙云汉，后来转战南北，成了将军，晚年在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的职位上离休。我家居沈阳时，曾到沈阳军区大院他家那栋将军楼拜访过一回，听说老两口到北京军区探望战友去了，没能见面。后来生活忙忙碌碌，多次迁徙，也就没有机会在再联系上了。但我想，我们这辈子人，真是要好好感谢这位老将军啊！要不是他当时及时揌住那个队员，一颗子弹“呯”地射出去，那我们家的历史真要改写了。虽然那时我母亲尚在童年（她生于一九三一年），但后来地主成分的帽子会压得她半辈子抬不起头来。而事实上，因为有一个革命干部的父亲，我母亲这一生还是顺顺利利度过来的，虽然经历过一次次运动，家庭成分问题从来没给她带来太大的麻烦。

外祖父是受组织安排打入敌伪政权中去的。在那种险恶环境中做地下工作，一定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毅力，也要很机敏、很果敢。但我小时候很少几次看到的外祖父，留下的却一直是一个斯文和气的小老头的印象，瘦长脸，瘦小身材，细声细语，不慌不忙，一身笔挺的浅灰色中山装。全家老少几代合影的照片中，就是这个样子。

不知是不是和这次险些酿成“大水冲倒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的意外有关，反正后来不久，外祖父就离开地下工作，回到队伍里，直截了当上山打游击去了。那时和他同在一个队伍里的，还有他的妻弟，我母亲的四舅，我称他“舅姥爷”。

风餐露宿，枪林弹雨。游击队里不仅生活艰苦，战斗更是随时随地充满了危险。舅姥爷在出身富裕家庭，在家里排行又小，自幼备受呵护。在游击队里实在受不了这份艰险磨难，就自行脱离队伍，回到家务农去了。解放以后，他毕竟有些文化，又出来工作，在县里的卫生防疫站做干部。文革期间，在单位也受到一些冲击。不过，毕竟不是主要领导，冲击不太大，也算平安一辈子。他晚年患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到我家这边的医院看病，戴一付老式圆框眼镜，两眼的眼球明显凸出。

外袓父在队伍上一直坚持下来，转战各地十几年。他一定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经历了很多危险。但当时疏于音讯，后来他也没怎么说起，家里人都不太知道，我自然就无从述说了。

五十年代初，我母亲在徐州的师范学校读书，外祖父随部队转移，路过徐州，父女俩见了一面。这次见面，我母亲印象很深，她后来多次给我们说起。冬季里的一天下午，一个年轻战士到学校来找她。原来是外祖父派警卫员去学校接她见面的。母亲被带到市中心一个叫做“聚福楼”的饭馆里。外祖父在二楼的雅间等她。父女俩已经多年不见了，我母亲感到有些拘谨。外祖父就开始点菜，问母亲喜欢吃什么？母亲一个农村女孩子，靠着自己的坚韧和努力，考到徐州读师范，当时算是进了大城市了。但她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啊！就咬咬牙点了一条红烧大鲤鱼。在她当时的心里头，这应该是极名贵的一道菜了。于是上了一条红烧大鲤鱼，还点了一些别的什么菜，我母亲已经完全不记其名了。外祖父说，喝点酒吧。于是上了一瓶红葡萄酒。后来，母亲回忆说，那是平生第一次喝红葡萄酒，那酒真好喝啊！真甜啊！她哪里知道，那葡萄酒后劲也真的很大啊！外祖父不怎么吃菜，只是不停地给我母亲夹菜，不停地说：吃吧，吃吧。多半瓶红酒是被我母亲喝下的。吃完饭，母亲已经迷迷糊糊有些醉意了。“脚下像是踩在棉花团上一样，”她说，“是警卫员把我送回宿舍的。”

第二天，部队就要出发了。外祖父又把我母亲找来，带到一个照像馆里，父女俩拍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一直摆在我们家庭影集的显要位置，我从小就常常看到。外祖父端坐在一张椅子上，戴一顶军棉帽，上缀五角星，穿一身呢子军装，左胸前缝有一块白色徽布，上面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是繁体字。他的神态宁静安详，很温和的样子，让人感到亲切。我母亲站在他身后右侧，一付女学生的妆束，但也透出几分来自农村的质朴气息。母亲脸上虽没有流露明显的喜悦，但显得安定从容，是一种很有安全感的表情。

这次父女重逢，对我母亲来说，一定是她平生感情经历中的一个峰巅。终于能和离家多年的父亲重逢了，而且是一个多么光荣的父亲啊！经历过无数次残酷的战斗，多年的戎马生涯，她的父亲竟然没留下丝毫枪伤弹痕，那么亲切、那么温和地出现在自己面前！缺失多年的父爱，重新温暖着她、呵护着她！我的母亲，那时她的心，像喝下红葡萄酒一样甜美！

但是，越是甜美的酒，往往后劲越足、越大啊！不久，我的母亲就接到了令她、也令全家人极为惊愕的消息：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不久就要回乡探亲了。但他这次回来，却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他在队伍上已经娶到的年轻、有文化的后妻一起回来。而在这时，我母亲的母亲、我那可怜的外祖母，正在辛辛苦苦地操持着家务、侍奉着公婆，正在日夜劳作地抚育着二女一儿三个孩子，正在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自己离家多年、征战在外的丈夫，平平安安、早日归来！

外祖母真是一个坚强而宽容的人！她默默承受了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她像接待客人一样，接待自己的丈夫和他的新人，做饭做菜，礼数周全，并且平平静静地办完了离婚手续，直到他们离开。

没有人有资格责难我的外祖父！他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独立解放，投笔从戎，义无反顾地走上前线，在枪林弹雨之下浴血奋战。无数战友倒在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死神对任何任何人也不会怜悯半分。我的外祖父没有进入烈士的名单，他能够从长达十几年的残酷战争中活下来，多少也带有几分命运的侥幸。他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结识一位了年轻、活泼、有活力、有文化的女战士，从共同的理想、相互的默契中萌发出真挚的爱情，在充满艰险、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战斗生活中走到了一起。为此，外祖父就不能不和父母包办的的旧式婚姻告别了，就不能不和整日忙于房前屋后、灶上厨下的还停留在过去岁月里的结发妻子分手了。

没有人有资格责难我的外祖父，除了我的外袓母，这个相夫教子、含辛茹苦、把生命的全部价值奉献给全家老少、把生活的全部希望留给自己苦苦等待十几载的丈夫的女人！但是，我的外祖母没有这样做。她只是默默承受住这一切，独自呑咽命运带来的苦水。

但是，等到我的外祖父带着他的新人离开之后，我的外祖母再也支撑不住，她终于病倒了。到徐州大医院去检查的结果，更是令人悲伤：她患的是肺结核，而且已经到了晚期。这在当时，根本就是不治之症啊！

外祖母留在这世上的最后的岁月，是在身体患有绝症和心情近于绝望的双重煎熬中度过的。那时，她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仅仅二十出头，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在徐州从事教育工作；十六七岁的二女儿和更小些的儿子，还在农村家乡毫无着落，怎能不让她牵肠挂肚、眷念难舍！然而，发生在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命运中的一切，如果也能算作悲剧的话，那么这悲剧也行将结束了。我的外祖母，在命运和病魔的双重磨难下，她的生命之火终于熄灭了。这应该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前几年，但准确时间我已不得而知了。

外祖母最后几年卧病在床的医疗费，应该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没人和我讲起，但我猜想，大部分应该是由外祖父承担的。因为当时除他之外，没有其他人具备这样的经济力量。但我想，这丝毫不能弥补他对我外祖母的亏歉，也丝毫不能减少他良心上的自责。可是，命运既然已做出这样的安排，舍此之外，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母亲年轻时身体非常不好。二十几岁，正值青春年华，却显得很瘦弱，经常处于心慌、失眠、贫血、神经衰弱的困扰之中。这一切，显然是当时家庭变故的直接后果。但她的内心也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坚强。她勇敢地承担起作为长女的责任，把弟妹从乡下带了出来。我的姨，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参加了工作，取得了干部身份，和一位军人出身的民航飞行员结婚，恩恩爱爱度过一生。我的舅，因为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排行又是老小，年少时不免有些淘气，我母亲自然没少为他操心。后来果然争气，考上了著名的哈尔滨军工学院，毕业后先后在海军、空军服役。舅舅那一身军装的样子，英俊高大，是我童年时内心敬佩的榜样。他晚年以师级干部的身份从军队退休，现居西安的一个干休所。

毕竟血浓于水。我母亲后来还是谅解了自己的父亲，父女关系和好如初。在我的记忆里，每当讲到外祖父，母亲的语气总那么亲切温和，充满敬爱之情。五十年代中期，外祖父从东北的佳木斯兵役局局长任上，调往大西北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工作，一去就是几十年。直到晚年离休，才进了西安的干休所。那时，他的通讯地址是“兰州市五○八信箱”。至于实际地址，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其实远在兰州千里之外，是处于弋壁深处的一个现在已经解密的核试验基地。

据说，当初我母亲和我父亲恋爱时，曾写信向外祖父报告，同时附上我父亲的照片和一封信。外袓父反复读着信里的内容，仔细端详着照片，赞不绝口，感到非常满意。他表扬说，相貌、仪表、风度都很好；信的内容也很好，讲话诚恳，礼数周全；军人出身，干部身份，都很好！“只有一点遗憾，”他后来对我母亲说，“就是字写得稍差了一点儿。”我父亲是山东滕县人，抗战时日本飞机轰炸榺县，炸毁了我祖父的制鞋作坊，迫于生计，举家迁到徐州。父亲初中文化，一九四九参军入伍，参加过渡江战役、抗美援朝，回国后被选拔到北京坦克学校深造。毕业后进入长春的一个部队。后因身体原因，转业回到徐州。父亲的字，直直爽爽，刚劲有力，带有几分军人的风格，如果衡以书法艺术的标准，自然谈不到跌宕起伏、腾挪变化的韵致，难怪不入外祖父的法眼。

外祖父师范毕业，当时算是很有文化了，尤其工于书法。他晚年回乡探亲，在我家小住数日。那时我正在临帖练字，写得不伦不类。他顺手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现在回想起来，那才真叫苍劲老到、笔力十足啊！可惜我当时年纪尚少，所知有限，不懂得珍惜这次和后来一两次难得的相聚机会，没能向他请教更多学问上、历史上的事情，也没请他题下一幅墨迹。如今回头想来，真是觉得遗憾！

有一次，母亲陪外祖父去西安旅游。他们来到了碑林。徜徉在林立的碑石中间，外祖父一块块、一排排地仔仔细细观赏揣摩，陶醉其间，留连忘返。母亲后来说：“他就是看啊看啊，看得那么认真，一看就是大半天！”

古代书法艺术的丰富遗迹，给外祖父带来了极大的审美享受。而父女重聚的浓浓亲情，也让我母亲的内心感到无比温暖。

但我母亲和她的继母的关系，由于天然的原因，就显得有些尴尬，不能算是十分融洽了。这位继母，我母亲称作“婶子”，年龄上只比我母亲大一岁，是一位性情刚直、快言快语的湖南女性。她们之间难免有些猜疑、有些怨艾。记得小时候，我偶尔无意间从家中书桌的抽屉里，翻出她们之间往返的书信，从礼貌客气的措辞中，似乎能感到某种隐含的机锋。但毕竟，围绕一个共同的男人，那就是我的外祖父，她们彼此间也是脱不开、割不断的。更重要的是，随着时光的推移，共同的善良天性、日益加深的相互了解，也让她们变得更能够互相宽待和包容，虽然达不到无话不谈的程度，总也成为彼此认可拥有特别亲情的亲人了。

时光荏苒。当我提起笔叙述这些往事时，老辈子的亲人们已经几近凋零了。他们在那个年代里，所遭遇的苦难、所付出的牺牲、所经历的坎坷、所感受到的幸福和温暖，已经都如云烟散尽了。但那些往事，何尝不是后人们内心深处极为珍贵的精神源泉！

（载《美文》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