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在全球史视野下回望“乡土中国”——写在《重塑“乡愁”》边上

学人简介：刘超，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曾任职于清华大学等校，现任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获清华大学“学术新秀”、浙江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等，并入选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主要关注全球知识史、大学史、高等教育、科学社会学及区域国别研究。文章《教育研究》《新华文摘》《人民日报》等，著有《学府与政府》《走向“大大学”和“大科学”》《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等。作者授权发布。

2025年冬，在至为繁忙的教学、科研、公共服务、学术交流、文化考察与调研之余，笔者依然见缝插针地有序推进本书的打磨。随着又一轮校改杀青，全书的各项工作亦接近尾声。这意味着持续几年的思考、写作和磨洗基本成型，也意味着我们对乡土中国的素描暂告一段落。尘埃落定，心下却远未释然，思绪亦未因此而停驻。于今，仍有千般遐思引领我们继续前驱探索。

本书的写作，是作者多年观察和思考的积淀之一。它的出现，既源于本人的现实关怀，也是个人学术旨趣使然。多年来，笔者始终关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东方与西方等议题，并长期深入乡野调研和体察。此间，无论是行走大地，还是披览经籍时，不佞都时时措意于此。从岭南到塞北，从东北到西北，从江南到西南，乃至到南洋的历次考察中，笔者一直关注各地的“三农”问题。准此，无论是在生活经历，还是在知识积淀层面，笔者对乡土中国都并不太陌生。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原料、劳动力和市场，它直接影响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国家建设意义重大。

从全球看，“三农”问题乃是一个世界性议题，也是世界级难题。许多重要国家，甚至包括某些发达国家，至今未能很好地解决此问题。对这一关注度极高的议题，各国已涌现诸多探讨。仅就发达国家而言，20世纪一二十年代，英国就出现了厄恩利的《英国农业今古论》和R.H.托尼的《16世纪农业问题》等名作。1930年代起，法国又出现了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和G.迪比的《法国乡村史》等力作。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学界更是涌现了大量成果。无论是作为发达国家的英、法、美、德、日、韩等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印尼、埃及、墨西哥、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三农”问题，都已造就了一批名家力作。

当然，在农村问题或城乡问题上，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差。早在一战前后，各主要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农业发展也步入正轨。许多发达国家的学者将对农业问题的关注重点转到非西方世界。对非西方国家乡村问题的关注，遂成为世界性热潮。作为最重要的非西方国家之一，近代中国吸引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从1920年代起，不少西方学者竞相把中国作为其理论和技术的试验场。许多专家先后来华任职或考察，其中代表人物有托尼和卜凯等。托尼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奠基人和左翼知识界的健将。他在欧洲享有盛誉，一度被称为“红色教授”。托尼早年曾任职于牛津大学，日后则长期执教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对欧洲的土地问题有精湛的研究。1929年，托尼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并应南开大学之邀，来华考察中国的工农业。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南开经济研究所及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协助下，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与金大农学的头面人物卜凯进行了深度交流。他于1930年返英后，仍长期与中国学界保持联系。1931年，他向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提交了研究报告《中国之农业与工业》，隔年定名《中国的土地与劳动》正式出版。

乡土世界非常复杂，牵涉到农业、农村和农民等诸多问题，覆盖了农业科技、乡村治理、乡土文化、城乡关系等方方面面。本书的讨论也关涉到这些问题。因此，本书与其说是对乡土中国文教问题的探讨，毋宁说是对“三农”问题的总体观照。

晚近中国，各界人士对此已有过大量实践和理论探索。五四运动后，时势裂变，“三农”日渐问题化，成为广泛关注的公共议题。自此，对农民和农村的书写不绝如缕。五四以后的30年间，中国出现过大量的相关作品。在文学界，鲁迅、茅盾、台静农、沈从文、萧红、赵树理、孙犁、路翎、汪曾祺等，均为此中名手。20世纪末以来，关于中国农村的各类作品仍然甚蘩。在文艺界，乡土文学、“寻根文学”就是代表。对此间涌现的《白鹿原》《浮躁》《古船》《红高粱家族》《平凡的世界》《塔铺》《羊的门》《活着》《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想必许多人并不陌生。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绝大多数一流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关于农村和农民的。这是中国的城市书写难以企及的。不唯文学艺术领域，在学术领域亦庶几近之。

而更鲜活的则是那些不胜枚举的一线实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百业萧条”、灾荒频仍的中国，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治理，还掀起了“农业复兴”的热潮，创建了不少大学农学院系（如岭南大学、河南大学等）。其中，金陵大学是中国农学教育和科研当之无愧的中心，美国学者卜凯在该校长期任教（他被视为“技术派”代表人物），取得丰硕成果，为高层决策提供了许多政策建议。同处江南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的农学教研亦颇有特色。北平大学则是华北农学教育的重镇。燕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对乡村的社会学、经济学调研，更是卓有成就。同期，乡村建设成为风行全国的社会实验，河北定县、山东邹平、北平清河、江苏江宁、四川北碚、浙江兰溪等许多地方都陆续兴起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国内外的许多名流政要频频前往考察。这些社会议题，很自然地反映到了知识界的学术写作之中。在人文学术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及日后的《乡土重建》都影响甚大；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亦是此中名作。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吴景超、卢作孚等人亦有大量论述。

尤值一提的还有陈翰笙、薛暮桥等人的一系列农村调查。曾游学多国的陈翰笙乃是“中国农村派”（“分配派”）的代表人物。他早年即有共产国际背景，20年代末开始对全国农村进行大规模调查。他先在江南农村深入考察；后通过宋庆龄等人鼎力协助，在岭南开展了深度调查；随后北上，在北平的清河等地进行了调研（而清河正是燕京大学最重要的社会调研和实践基地），由此成为全国仅有的对江南、岭南和华北等多个区域都有一手经验和深入研究的学者。由于傅斯年等人的排斥，陈翰笙于1934年被迫离开中研院，中止了相关工作。1944年，陈翰笙飞赴印度后，在广交各界名流的同时，他走遍了南亚的许多城市和村落，对当地农业进行了深度考察。1946年赴美任职后，他完成了英文著作《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成为蜚声世界的农业经济学家和南亚问题专家，其许多理念日后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农业政策中得到了体现。此外，张培刚于193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研院任职，参与了部分农村调研和农业经济研究。1941年，他赴美留学后，继续研究农业问题，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这些前辈创造性的探索，为当时中国乡村问题的应对贡献了智慧，也为我们今日的智识探索提供了诸多养分。

本书重点关注乡土中国的近代转身，它采用长时段、跨学科的分析进路，时间跨度覆盖了清末至20世纪末。它从多学科视角对乡村世界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和融贯性分析，涉及到文教系统的观念、制度、师资、课程体系、社会协同等方方面面。宏观和中微观相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视角相结合，思想文教、军政运作与社会经济、物质生活相结合，是本书的显著特点。

总体史和全球史分析则是本书的另一特点。近代以来，地方与全球深度互嵌。中国乡村世界的变革也与国际环境紧密关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直接冲击了中国农村；地缘政治因素深刻影响了国内的农学思潮和农业改良；国联-华盛顿体系与共产国际体系这两大国际体系也对卜凯及其“技术派”、陈翰笙及其“分配派”影响甚大。这已然呈现一幅世界性图景。本书即尝试“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从乡土中国理解世界变迁，在跨国交互中探讨中国与世界“共有的历史”。

在刻画乡土中国的变迁历程之外，本书还对其它数十个南方国家乡村世界的变革作了白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跨国分析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化虽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但绝非理所当然的结果。近200年来，在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探索中，成功者是极少数特例，而非常态。“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完成这惊人一跃。而是在寻找寨窄门的路途中迷失了。”（郭建龙《失落的世界》）进入20世纪后，后发国家早已不可能像当年欧美的老牌国家那样享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列强压迫、战乱频仍、竞争激烈、资源约束，使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呈几何级增长。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更是如一道分水岭，绵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绝非易事；大国的社会治理和乡村建设，尤其极具挑战性。谓予不信，试看印度、埃及、巴西、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刚果（金）、墨西哥、利比亚及秘鲁等国的遭遇，便不难窥知一二。相比之下，20世纪中国的“山乡巨变”对可谓极具特色。它绝非幸致。对此，我们当有更多了解之同情。

乡土中国与全球南方当然有巨大差异，但都存在着中心与边缘、裂变与传承、传统与现代等问题。而这些对所有国家几乎都是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的普遍性问题。自然，这也是学术研究必须正视和挖掘的基本议题。对此，包罗万象的历史研究亦责无旁贷。我们的历史研究，不仅是为了回溯既往，更应揭示历史深层的规定性、开掘现实世界所蕴含的更多可能性，从而打开新的世界图景，使人们为实现最高可能性而前行。

20世纪末以来，全球进入前所未有的急遽转型和加速蝶变阶段，“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中国亦难例外。如今，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渐成历史，新的“城乡中国”日渐凸显。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后开发时代”。这些都是我们今后需要持续探讨的议题。

草于2025年12月29日

2026年5月中改定

本文原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26年5月11日，发表时略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