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陈白/文 受益于这一轮人工智能（AI）革命，韩国公司三星、SK海力士等纷纷公布了近年来的最好业绩。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约2643亿元人民币——单一个季度的利润，就远超 2025年全年总和；SK海力士一季度净利润高达1737亿元人民币。
就在业绩披露后不久，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表示，有必要考虑建立“公民红利”制度，以此将AI基建时代产生的超额利润回馈社会。这一言论引发了韩国股市的剧烈震荡。表态背后是韩国社会要求重新分配财富的压力日益上升。
与此同时，硅谷也出现了AI将导致“永久底层”的讨论。硅谷很多科技公司的企业家、创业者都认为，AI会导致阶层彻底固化，大部分人会沦为彻底无用的人。为此，OpenAI创始人山姆·奥特曼一直在推动“全民收入计划（UBI）”，这一计划与韩国的公民红利设想异曲同工。
过去，我们习惯于将人工智能视为一场关于算力、算法与商业模式的竞赛，讨论的是谁能赢得大模型之战，谁能率先实现AGI（通用人工智能）。然而，当东西方关于社会未来的预言开始交织，我们便必须意识到：AI带来的真正冲击，绝不在于技术的迭代，而在于它可能会彻底颠覆我们所熟悉的一切。
我们以前更多把人工智能视为是对科技、商业的改变。它被看作是一种更高效的工具，是继蒸汽机、电力之后的又一次工业革命。但这种类比可能低估了AI的颠覆性。蒸汽机替代了体力，也创造了蓝领阶层；电力实现了自动化，也催生了白领阶层。每一次技术革命虽然消灭了旧岗位，却在更高维度的社会分工中创造出更多新的人力需求。
但AI不同，它瞄准的是人类最后的堡垒——认知与创造。当算法足以承担从代码编写到创意生成、从医学诊断到法律裁量的广泛职能时，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传统契约便被撕裂。一旦“人”不再是生产要素中的必要环节，那套基于“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便失去了基石。
这正是“公民红利”与“永久底层”这一对概念同时浮现的深层原因。支持者如奥特曼，试图通过全民基础收入（UBI）来构建一张社会安全网，本质上是想给即将“出局”的大多数人提供一份数字时代的“低保”。这种构想试图用机器产生的超额利润来换取社会稳定，让失去劳动价值的人依然拥有消费能力。
但问题是，一旦一个人的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于政府或企业的“施舍”而非自身的劳动贡献，其便在实质上失去了社会议价能力。这种“全民分红”的硬币反面，正是“永久底层”。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贫困，而是一种功能性的“无用化”。当一部分人掌握了生产逻辑的源代码，而绝大多数人沦为领取红利的旁观者，社会结构将不再是金字塔形，而是断裂成两个互不理解、互不需求的平行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面对这场技术革命时，没准备好的很可能不是芯片和技术。我们现有的法律架构以及社会福利设计，依然停留在工业文明甚至前工业文明的逻辑里。举个例子，现有的税收主要针对劳动所得，而对“数字资产”和“算法溢价”的征收却显得捉襟见肘。再比如，面对通过AI仿造声音、外貌这一类应用，法律到底应该如何界定侵权，这些都是巨大的问题。
更严峻的挑战在人文层面。千百年来，人类的自我认同、尊严感以及生活意义，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工作”之上。我们通过职业定义自己，通过创造价值获得尊重。如果AI取代了大部分工作，而人类只能在“全民分红”的投喂下度日，那我们该如何定义自身的价值？如果技术进步的结果是让少数人通往数字神坛，而让大多数人滑入无法自拔的“永久底层”，那么这种进步的意义本身就值得怀疑。
面对AI，我们急需的不只是算力，更是一场关于“人”的价值的重新发现。如果说AI是一场必然到来的洪水，那么制度与人文就是我们必须在水漫金山之前修筑的堤坝。现在，留给人类修建堤坝的时间，或许并不比芯片迭代的周期更长。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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