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夏天,山东那边有个军令在悄悄地传。
蒋介石亲自拍电报到鲁苏战区总部,就一句话——把万毅秘密处决。
接到命令的总司令于学忠,看着那封密电,沉默了很久。
为什么不下令?因为这个要杀的人,于学忠太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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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毅是东北军出来的,当年东北讲武堂第9期将近2000名学员,他考了第一名。
张学良亲手给他颁发了一把指挥刀和一块嵌着自己头像的怀表,还把他调去当了自己的卫队营长。
这样的心腹爱将,你让于学忠怎么开枪?
可蒋介石的脾气于学忠也清楚。
他不执行,老蒋就一再催逼。
蒋介石为什么非要万毅的命?说来话长
万毅打鬼子是出了名的狠。
连云港保卫战时,他带一个团硬扛日军登陆,打了几个月,愣是把日军打退了。
当时老百姓嘴里都传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夸他的防线“固若金汤”。
可抗日再卖力,蒋介石不看这个,他盯的是另一件事:万毅有通共嫌疑。
1940年9月,东北军57军军长缪徵流暗中和日本人签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密约,要带着部队投日。
万毅发现后,二话不说就配合师长常恩多搞了“九二二”锄奸行动,把那帮通敌的人一锅端了。
可蒋介石的逻辑让人想不通:通敌的缪徵流可以不追究,但“疑似赤化”的万毅必须铲除。
1941年2月,万毅被东北军里的顽固派逮捕入狱,罪名被罗织成三条——通敌、西安事变从犯、奸党嫌疑。
于学忠把密电锁进抽屉,既不杀,也不放,就这么拖着。
这一拖,就是半年。
他心里有自己的算盘:你蒋介石让我秘密处决,那我偏要走明路,给你弄个军事法庭会审,走个过场,看能糊弄过去不。
可万毅是个硬茬子,上法庭那天,法官一条条地把罪状摆出来,他就一条条地怼回去。
说通敌?万毅当场撂话:“我从江阴打到南京,跟日军打了近百仗,哪一战能证明我通日本人?”
法官被怼得无话可说,只能尴尬地抛出一句:“罪状里有这一条,我总不能不问吧?”
接下去说西安事变从犯,万毅更不客气:“我当时就是个团长,哪有资格当从犯?于学忠是军长,按你这说法,于总司令算什么犯?”法官再一次无言以对。
最后一条说有“共党嫌疑”,万毅直接反问:“你说我是共产党,证据在哪?我被关起来之后,八路军贴传单给我喊冤,那是他们自己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拿这个定罪,也太荒唐了吧!”
三条罪状全部被当场驳倒,法官极其尴尬,只能草草收场。
审判虽然是糊弄过去了,可万毅不傻——他知道蒋介石的刀子已经架在脖子上了。
果不其然,蒋介石听说审判没整出名堂,急眼了,直接发来死命令:立刻秘密处决,别再磨叽!
可万毅也不是等着挨宰的人。
那段时间他在牢里天天装拉肚子,一趟趟往外跑,哨兵看得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渐渐地没再紧盯着。
他早把监狱周围的地形摸得一清二楚,发现西面和南面离游击区最近。
8月2日夜里更深人静,他假装上厕所溜到墙根,把事先弄好的木楔子塞进墙缝里,绳子挂上去,手脚并用爬过高墙,顺着绳子滑到墙外。
翻出墙后他撒腿就跑,一溜烟钻进了旁边的玉米地,狂奔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八路军的地盘。
后来才知道,那一夜不仅是他在逃命,还有更大的动静——病重的师长常恩多把部队交给了郭维城,带领2700多名官兵起义,投奔了八路军滨海根据地,史称“八三义举”。
第二天一大早,哨兵送早饭时发现监室空无一人,急得大喊:“万毅跑了!”
战区总部顿时炸开了锅,一队队骑兵满世界追,可哪还有他的影子?
万毅越狱事件发生后,于学忠表面上暴跳如雷,把看守痛骂了一顿。
可那份枪决令上,他的签字始终没有落下。
签,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签,是给了老部下一条活路。
他选择了后者。1944年,万毅已是八路军滨海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万毅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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