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是除夕夜，饺子刚下锅，厨房里白雾腾腾。
女儿晓宁突然放下手机，走到我身边，盯着我看了很久，开口：
"妈，你这辈子，快乐吗？"
我愣了一秒，笑着说："快乐啊，有什么不快乐的。"
我以为她会点点头，没想到她直接哭了。哭得那么突然，那么用力，把我吓了一大跳。
她哽咽着说："妈，这句话，我准备了整整三年。"
我站在氤氲的热气里，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叫陈秀梅，今年六十二岁。
要说这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无非就是三件事：结婚、生孩子、过日子。可这三件事，几乎把我一生的时间都填得满满当当，没有缝隙，连做梦的空间都少。
我年轻时候，是爱画画的。
那时候住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家里穷，但我偏偏对画画着了迷。没有颜料就用粉笔，没有画纸就在地上画，画我见过的麦田，画天边压下来的积云，画邻居家屋顶上蹲着不动的那只花猫。高中的美术老师曾经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有天赋，问我要不要考艺术院校。
我那时候心跳得很快，觉得人生那扇窗突然开了一条缝，有光漏进来。
回家问了我妈。
我妈坐在昏黄的灯下剥花生，头也没抬，说："考那干什么，又花钱，能有什么出息。"
就这一句话，那条缝又合上了。我把那些画纸叠好压进箱底，往后就没有再提。
二十二岁，我嫁给了陈建国，是亲戚介绍的。他那时候在县里机械厂上班，有工作，人不懒，我妈说这样的男人踏实，能过日子。婚礼很简单，两桌亲戚，一碗鸡汤，我穿着从堂姐那借来的红毛衣，就算嫁了。婚后第三年，晓宁出生。我抱着那个软乎乎的小东西，闻着她头顶上淡淡的奶香气，忽然觉得，我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
不是绝望，就是接受。接受这是我的路，别人的路不是我的。
那些年我在厂里做质检，每天站足八个小时，流水线哗哗地转，我的眼睛跟着零件走，脑子却不知道飘去了哪里。偶尔想起那些麦田，那些积云，那些画，像是在想别人的故事，遥远得很。
陈建国这个人，不坏，但也不是那种会说话的人。
他不打人，不喝酒赌博，但也不会说一句"你辛苦了"。家里的事，他觉得我做是应该的；孩子的事，他觉得我管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候我累到腰直不起来，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脚翘着，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我跟他吵过，也赌气过，最后还是算了。那个年代，大家都这样过，不是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凑合着过下去就是了。
晓宁三岁那年，厂子开始效益不好。到她五岁，我被下岗了。
我站在厂门口，拿着那纸通知，站了很久，没有哭。我知道晓宁在家等我，我不能倒下。回去那天，我把通知压在抽屉底，连陈建国都没有说，只说改天再说。第二天凌晨四点，我就去摆摊了，卖早点。和面，煮粥，一直卖到上午九点，再去另一个市场收些剩菜，摆到傍晚。
晓宁那会儿还太小，找不到人帮忙看，我只能带她去摆摊。她裹着棉袄，坐在小马扎上，抱着我的袄角打瞌睡。睡一会儿，睁开眼来看看我在不在，再睡。那时候冬天的风很硬，从路口刮过来，直往脖子里钻。我的手裂了口子，用胶布缠着，继续包包子。
我现在有时候还会想起那个画面，晓宁的小脸被风吹红了，眼皮耷拉着，却不敢睡深，怕一睁眼我不在了。
心里有什么东西，说不清楚，也说不完。
后来日子一点一点好起来。政府有补贴，我攒了些钱，盘了个小摊位，又借了亲戚一些，专门做早点生意。陈建国也升了班长，工资高了一点。家里不那么紧巴，但还是省着用，因为晓宁要读书，书本费、补课费、学校里的各种费用，全都得备着。
我记得晓宁上初中那年，学校要求统一买一套参考书，要六十八块。我回家数了三遍存钱罐，凑够了，隔天给她送去。她接过去，没说谢谢，只是低着头，声音闷闷的说了一句"妈，你手上的口子又裂了"。
我说没事，冬天都这样，随手掩了掩袖口。
晓宁读书争气，成绩一直不错，考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后来又考去上海读研究生。我记得她拎着行李出门那天，我站在楼道口目送她，没哭，就是站了很久，舍不得转身。
陈建国在旁边咳了一声，说："行了，走了，进去吧。"
我就进去了。
晓宁走后，家里只剩我和陈建国两个人，日子变得很安静。安静得我有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以前围着孩子转，转了二十多年，忽然停下来，手脚都有点不知道往哪里放。
我开始养花，在阳台上摆了一排花盆，种了茉莉、吊兰、君子兰，每天早上浇水，看那些叶子绿油油的，有时候也高兴，说不清楚为什么高兴，就是高兴。
偶尔翻箱倒柜，会翻出一些旧东西——晓宁小时候的照片，我当年在厂里拿的优秀员工证书，还有几张皱皱的画纸。那是我年轻时画的，画面已经有些泛黄，边角起了毛。一幅麦田，一幅夕阳，一幅不知道是哪个屋檐下的雨。
我拿着那几张画，看了很久，然后重新叠好，压回箱底。
晓宁每年回来，都会待上十来天。
她长大了，稳重了，说话也比以前少了，但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在观察我。那种目光很复杂，有心疼，有愧疚，有什么话想说又咽回去的样子。第一次带着这样的目光回来，是她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那天我做了一桌她爱吃的菜：红烧排骨、糖醋鱼、蒸蛋羹，她坐在桌边，突然抬头看我，欲言又止。我等了半天，她只说了一句："妈，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我说，"你爸最近腰不好，我带他去针灸，比之前好多了。"
她低下头，没再说话，用筷子拨了拨碗里的饭。
第二年回来，她带了一套画具，说是听说我年轻时喜欢画画，送我的。我愣了一下，接过来，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动，但还是笑笑说："我都这把年纪了，画什么画，放着吧。"那套画具就搁在阳台角落，和花盆挤在一起，一放就放了一年。
第三年，也就是今年这个春节，晓宁比往年早到了两天。
她帮我洗菜、擦窗台，跟着我进进出出厨房，话倒是比往年多了些，但我能感觉到，她心里压着什么。除夕那天，她一直有些心不在焉，手机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吃完年夜饭，她跟着我进了厨房，说帮我洗碗，一边洗，一边沉默。
饺子下锅，水开了，白雾漫起来，她突然站到我身边，那句话终于从喉咙里出来了。
"妈，你这辈子，快乐吗？"
我说快乐，是真的脱口而出，没有犹豫，没有想过要不要骗她。
可她哭了。
哭得那么猛，把我真的吓了一跳，我手里的锅铲差点没拿住。我伸手拍她的背，说："哭什么，快乐得很，你这孩子。"
她哭得更凶，眼泪把领口都打湿了，哽咽着一句一句往外说："妈，我知道你不快乐的，我都知道的。你三十几岁下岗，一个人去摆摊，带着我在外面受冻，你快乐吗？你年年省、处处省，连件新衣服都不舍得买，你快乐吗？你喜欢画画，可是你一辈子没画过一张完整的画，你快乐吗？"
她把话说得很重，一句一句，像是攒了很久。
我站在那里，没说话。
灶上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我走过去把火拧小了一点。
"妈，"晓宁跟着我，声音已经哑了，"我从工作那年，就想问你这个问题。但是每次回来，看见你说挺好，看见你笑，我就说不出口。我怕你为了让我安心，说谎。"
她深吸了一口气："我怕你一辈子都在说谎，然后等我回过神来，已经来不及了。"
我握着锅铲，手有点抖。
窗外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震得玻璃都轻轻颤了颤。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晓宁从背后拿出一个东西，放到了灶台上。
是一个旧本子，蓝色的，封面已经有些磨损，一个角翘了起来。
我的心猛地往下沉了一下。
那是我的日记本，是我二十几岁写的，后来压在箱底，我以为自己早就忘了它，连同里面那些话一起忘了。
"妈，"晓宁声音低低的，"我翻到了。我知道你不快乐过。"
我盯着那个蓝色的本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窗外的鞭炮一声比一声响，红光在玻璃上一闪一闪，像是某种我躲了一辈子的东西，终于找上了门来。
我拿起那个本子，放在手心里掂了掂。
比我记忆中要轻，薄薄的，却像是压着什么。我没有打开，只是低头看着它，看了很久。
"你什么时候翻到的？"我问。
"去年，"晓宁说，"我帮你整理老箱子，翻出来了。我看了一些，没看完，但有那么几页……"她顿了顿，声音有些发涩，"妈，你二十七岁那年，你写，你说你累了，你说你有时候在摊子上站着，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这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没说话。
二十七岁。那一年晓宁四岁，我下岗的第二年，正是最难熬的时候。我确实写过那些话。写完就压在箱底，没有再打开，像是把那些情绪锁进去了，锁好了，关上盖子，继续往前走。
"妈，"晓宁坐下来，拉着我的手，"你不用安慰我，你不用说没事。你就告诉我，那些年，你有没有很苦？"
我看着她。
她眼睛红红的，一双眼睛和我年轻时候很像，又深又亮，像是盛着什么没说出来的话。
"有，"我说，"有过。"
这两个字说出来，我以为自己会跟着哭，结果没有。就是平静地说出来了，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那些年摆摊，冬天手冻裂了口子，用胶布缠着，继续包包子，心里有时候确实不好受。"我说，"一个人扛着，不知道能不能撑过来，也不知道撑过来之后是什么。有时候你睡着了，我坐在摊位旁边，就愣着，什么都不想，就觉得很空。"
"妈……"
"我说完，你让我说完。"我拍了拍她的手。
晓宁点了点头，没哭了，只是盯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