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D到底谁说了算？三星诉中兴给出最现实答案

2026年5月1日，英国高等法院专利法庭米德法官在三星诉中兴一案中作出公开判决，确定双方全球标准必要专利交叉许可续签协议的公平、合理、无歧视条件，并将一次性净支付金额确定为3.92亿美元。与此同时，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此前已在(2024)渝01民初905号案件中，就同一双方、同一标准必要专利组合、同一全球交叉许可关系，判决三星向中兴支付7.31亿美元的一次性净许可费。

两案存在多处的重合：

• 同一当事人（三星与中兴）；

• 同一2G-5G蜂窝标准必要专利组合；

• 同一《2021年专利许可协议》；

• 同一全球公平、合理、无歧视许可续签争议；

• 同一时期的续约谈判；

• 同一公平、合理、无歧视承诺体系，即欧洲电信标准协会承诺体系。

但最终结果却相差3.39亿美元，接近1.86倍。

如果仅从表面观察，这似乎只是“英中法院费率不同”。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数字本身，而在于：为什么同一个公平、合理、无歧视义务，会在不同法域中生成两个彼此冲突的答案？进一步说，为什么两国法院不仅数字不同，而且对“公平、合理、无歧视”本身的解释，都存在结构性差异？

本文认为，这种差异并非仅仅是法院的判断分歧，也不是单纯的裁判方法论差异，而是公平、合理、无歧视制度本身的结构性结果。

三星诉中兴的平行判决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公平、合理、无歧视”并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的统一标准，而是由不同法域法院在各自制度框架下不断“裁判生成”的法域性产物。因此，两案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三个核心问题：

• 同一公平、合理、无歧视承诺为何不同？即“公平、合理、无歧视”为何会在不同法域中生成不同含义；

• 这个不同如何产生的？即各国法院如何通过解释、方法论和程序制度争夺全球标准必要专利费率裁判权；

• 这个不同会带来什么？即这种“多中心公平、合理、无歧视”是否已经成为全球SEP治理的新常态。

三星诉中兴案中的巨大差异，并非源于单一方法论争议，而是由一系列连续分歧逐层放大形成。

其逻辑链可以概括如下：《2021年专利许可协议》是否覆盖5G；可比协议范围不同；谈判地位认定不同；自上而下方法的适用命运不同；最终公平、合理、无歧视费率发生结构性分裂。

这是一条“分歧级联”链条。

两国法院最大的上游分歧，是对《2021年专利许可协议》中5G覆盖范围的解释。合同文本中明确写道：被许可标准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包括5G。

重庆一中院据此认为：文义已经明确；许可标准不包括5G；“纯5G功能”排除条款仅是技术性安排；《2021年专利许可协议》只能作为2G至4G可比协议。因此，中国法院的结论是，5G不在该协议覆盖范围之内。

而米德法官则得出了相反结论。英国法院认为，如果5G完全不被覆盖，“纯5G功能”条款将失去意义；协议整体结构表明双方意在实现全面停战；商业目的决定5G“事实上被覆盖”。因此，英国法院认为，5G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覆盖。

这一处分歧，决定了后续所有方法论方向。

如果5G已被《2021年专利许可协议》覆盖，则：该协议可以作为完整可比协议；中兴不能再次主张完整5G价值；英国法院也可以一次性完成全球费率覆盖。

如果5G未被覆盖，则：5G必须单独定价；中国法院可独立确定5G价值；全球公平、合理、无歧视裁判权被重新分割。

因此，这并不仅是合同解释问题，而是：谁有权定义5G价值的问题。

两国法院随后在可比协议选择上形成完全镜像式的对立。

英国法院最重视中兴与苹果之间的许可协议。原因在于，该协议完整覆盖5G；受到非公平、合理、无歧视因素污染较少；拆分和调整更为简单；也更适合作为确定真实公平、合理、无歧视费率的基础。

但中国法院恰恰拒绝该协议作为核心可比协议。重庆一中院认为，中兴在受到美国制裁后财务状况恶化，谈判地位严重弱化；苹果利用了这种弱势；该协议价格被压低，因此不具有可比性。相反，中国法院采信了2023年三星与诺基亚之间的许可协议。

米德法官则将诺基亚、爱立信等企业相关协议视为受到诉讼威胁显著推高的协议，因而不具有可靠可比性。

于是形成一种极具象征性的局面：两国法院实际上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公平、合理、无歧视参照系。英国法院认为最可信的协议，中国法院认为最不可信；中国法院认为最可信的协议，英国法院认为最不可信。

这一部分，是两案最深的方法论差距。

米德法官用了大量篇幅认定：美国制裁导致中兴现金流危机；中兴主动表达“快速成交”意愿；中兴缺乏对外许可经验；中兴没有足够的标准必要专利诉讼能力；苹果和三星在谈判中均明显强于中兴。但他同时强调，三星与苹果并不存在恶意。它们只是履行以最低价格达成交易的商业职责。因此，英国法院的核心逻辑是：弱势谈判地位导致相关协议价格偏低，进而形成非公平、合理、无歧视结果，法院必须对其进行向上调整。

重庆一中院则没有进行类似深度的事实查明。其重点更多放在经济模型、可比协议结构以及自上而下计算方法上。

于是，两国法院在“公平、合理、无歧视费率是否应剔除谈判力量影响”上，事实上走向了不同方向。

两国法院对自上而下方法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英国法院认为：累积费率高度敏感；特征价格模型的变化空间很大；专利占比存在不确定性；不同通信代际的权重依赖假设；最终结果区间过宽。因此，自上而下方法无法帮助法院作出可靠选择。

而中国法院则认为：7.8%至8.5%的累积费率具有合理性；特征价格模型已经经过保守修正；计算结果没有超过行业认知范围；足以作为5G费率基础。

于是，英国法院拒绝采用自上而下方法，中国法院则以自上而下方法为核心。这意味着，双方不仅费率不同，连“费率是如何生成的”也已经不同。

上述差异，并非偶然。其根源首先在于两国法院使用了不同的“解释路径”。

虽然双方都适用加州法解释《2021年专利许可协议》，但英国法院更重视商业目的与整体结构，中国法院则更重视文本确定性与文义边界。因此，英国法院采用“整体加目的”的解释方法，中国法院则采用“文义优先”的解释方法。

这背后是两种法系长期形成的解释习惯。普通法传统中的合同解释，强调“合理商业人”视角、商业常识以及合同的商业目的；大陆法体系则更强调文本稳定性、法律确定性和文义优先秩序。因此，同一份合同在不同法系中自然可能被赋予不同含义。

更深层的差异，是法院角色本身。

英国法院在公平、合理、无歧视案件中，越来越像“合同填补者”。双方已经谈妥绝大多数条件，只剩价格无法达成一致。法院的任务是补完未达成部分，生成一个“法院版全球许可协议”。因此，英国法院天然倾向整体解释，倾向一次性覆盖全球，也倾向最大化法院确定许可协议的完整性。

中国法院则更像“边界裁判者”。其任务是划定权利义务边界，明确哪些内容已经被许可，哪些内容尚未被许可。因此，文义边界更重要，5G是否被明确写入协议更重要，法院也不会主动替双方补完合同。

于是，两国法院虽然都在处理公平、合理、无歧视问题，但一个更侧重“生成合同”，另一个更侧重“解释边界”。

但这些差异，还不是终点。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公平、合理、无歧视没有全球统一裁判机构。

欧洲电信标准协会只要求成员作出公平、合理、无歧视承诺。但是，什么叫公平、合理、无歧视，谁来决定公平、合理、无歧视，全球费率如何生成，都没有统一机制。因此，公平、合理、无歧视事实上变成各国法院争夺解释权的制度市场。

自无线星球诉华为案以来，英国法院已经建立起“全球公平、合理、无歧视法院”的地位。它通过全球费率裁判、禁诉令和全球许可安排，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裁判格局。

中国法院则在近年快速进入这一领域。武汉、深圳、重庆等地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政策和规则，共同推动中国法院参与全球费率裁判。三星诉中兴案正是这种裁判权竞争的体现。

因此，英国法院认定5G已被覆盖，实际上意味着“全球公平、合理、无歧视费率已经由我裁判完毕”。而中国法院认定5G未被覆盖，则意味着“5G价值仍然属于中国法院可以定义的空间”。

于是，《2021年专利许可协议》解释之争，本质上是全球标准必要专利裁判权之争。

最终，问题会继续向下追问：为什么公平、合理、无歧视一定会落入这种多中心竞争？答案在于：公平、合理、无歧视承诺本身并不是完整合同。它只是专利权人向欧洲电信标准协会作出的单方声明，并没有完整对价，没有统一管辖，没有统一救济，也没有统一裁判机制。

因此，公平、合理、无歧视并不存在一个预先固定的统一意义。它的含义只能由不同法院在不同案件中不断填充出来。于是，英国法院填充出一种公平、合理、无歧视，中国法院填充出另一种公平、合理、无歧视。二者都可能合法，但并不必然相同。可见，公平、合理、无歧视并不是一个全球统一标准，而是一组法域并行标准。

三星诉中兴案所揭示的，并不是制度失灵，而是公平、合理、无歧视制度本来就具有多中心结构。

FRAND到底谁说了算？三星诉中兴给出的最现实答案是：没有一个天然、统一、超越法域的“最终说了算者”。ETSI承诺提供了制度入口，却没有提供统一裁判机关；FRAND写进了全球通信产业的共同规则，却必须通过各国法院的具体案件被解释、被计算、被生成。英国法院可以用全球许可框架生成一个FRAND，中国法院也可以基于合同边界、可比协议和5G价值生成另一个FRAND。二者的冲突并不只是数字冲突，而是全球SEP治理进入多中心时代后的制度现实。

因此，三星诉中兴案真正留下的问题，不是3.92亿美元还是7.31亿美元更接近“正确答案”，而是当不同法院都在解释FRAND、计算FRAND、塑造FRAND时，企业已经不能再假设全球只存在一个稳定的FRAND标准。未来的SEP谈判，不再只是技术实力和专利数量的竞争，也将是法域选择、诉讼节奏、可比协议建构和裁判话语权的竞争。FRAND并没有消失，但它正在从一个看似统一的承诺，变成由不同法院共同参与、彼此竞争、不断生成的全球制度市场。三星诉中兴不是例外，而是预告：在新的SEP秩序中，谁能把FRAND讲清楚、算出来、判下来，谁就可能在事实上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