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机前,与情夫确定完关系的妻子疯了般挽留,我:我们已经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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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机场大厅永远像个巨大的蜂巢,人声嗡嗡的,行李箱轮子滚过地面的哗啦声,广播里机械的女声,还有那股消毒水和焦虑混在一起的味道。我拖着那只用了七年的灰色行李箱,排在安检队伍里,一步一步往前挪。

离婚证在我随身背包的夹层里,硬硬的,边角有点硌背。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我没看。还能是谁呢,肯定是赵亚芬。从昨天下午我在离婚协议上签完字,把最后一点东西从我们那个九十平米的家里搬出来开始,她的电话和微信就没停过。一开始是骂,骂我没良心,骂我冷血,骂我毁了这个家。后来是哭,哭得抽抽噎噎,说她知道错了,求我再给她一次机会。再后来,就是现在这样,不停地发信息,内容颠三倒四,一会儿说要死给我看,一会儿又说她已经在来机场的路上了。

我没回。一个字都没回。

队伍往前挪了一截。前面是一对年轻情侣,女孩趴在男孩肩膀上,眼睛红红的,男孩拍着她的背,低声说着什么“很快就回来”。我移开视线,盯着安检门上方的红色指示灯。绿灯,过。下一个。

我和赵亚芬结婚十二年。恋爱两年,结婚十年。有个女儿,八岁,叫周小雨,现在在她姥姥家。离婚的事,我们还没跟孩子说,只告诉她爸爸要出差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小雨瘪着嘴问:“比上次去广州还长吗?”我说:“嗯,长得多。”她就把头埋进她的小熊玩偶里,不说话了。孩子其实什么都懂。

“先生,请把电脑、平板、充电宝拿出来,放进筐里。外套脱一下。”

我回过神,把背包放在传送带上,从箱子里掏出笔记本电脑和老旧的充电宝。安检员是个年轻姑娘,口罩上面的眼睛没什么表情,机械地重复着指令。我配合地抬起手臂,在安检门下转了个身。机器没响。我拿回东西,走到旁边的长椅上坐下,开始把电脑往包里塞。

就在我把电脑塞进背包,拉链拉到一半的时候,我听见了她的声音。

“周建华!周建华你别走!”

那声音又尖又利,像玻璃划过金属,瞬间盖过了大厅里的嘈杂。周围好几个人都扭头看过去。

我抬起头。

赵亚芬从安检区外的入口那儿冲过来,头发散乱,身上那件米色风衣的腰带拖在地上,高跟鞋踩得噔噔响,好几次差点崴脚。她脸色惨白,眼睛又红又肿,视线在人群中疯狂地扫视,然后定在我身上。

安检员和旁边一个保安立刻拦了上去。“女士,送机请止步,需要送机请到那边……”

赵亚芬根本不听,她像没头苍蝇一样想从人缝里钻过来,被保安伸出的手臂挡住了。她跳着脚,伸长脖子朝我喊:“周建华!你给我出来!我们有话好好说!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我能感觉到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粘在了我背上。好奇的,探究的,看热闹的。旁边长椅上原本在看手机的大妈抬起头,眼睛在我和赵亚芬之间来回转,嘴角撇了撇。远处值机柜台那边也有人伸长了脖子。

我没动,继续慢条斯理地把拉链拉好,把背包背到肩上,拉起行李箱的拉杆。

“周建华!你听见没有!你出来!”赵亚芬的声音带了哭腔,她开始用力推搡保安的胳膊,“你让我过去!那是我老公!那是我老公!”

保安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脸上带着见惯不怪的不耐烦:“女士,请您冷静点。这里是安检口,没有登机牌不能进。那是您老公,您让他出来说话也行。”

赵亚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冲着我的方向,声音嘶哑地喊:“建华!你出来!求求你,你出来我们说清楚!就五分钟!不,三分钟也行!”

我站起来,转过身,面向她。隔着十几米的距离,隔着安检的隔离带,隔着攒动的人头。她看见我转身,眼睛猛地亮了一下,像是燃起了希望的火苗,挣扎得更用力了,手朝我这边伸着,手指绷得紧紧的。

我拖着箱子,朝她的方向走了几步,停在隔离带里面,没出去。

“亚芬,”我开口,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平静,“该说的,昨天,前天,大前天,都说完了。”

“没有!没有说完!”她尖叫起来,眼泪哗地流了满脸,精心涂过的口红被蹭到了下巴上,看起来有点滑稽,又有点可怜。“建华,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你看在孩子的份上,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我求求你了!”

她身体往下软,似乎想跪下去,被保安和安检员一左一右架住了胳膊。周围响起一片低低的嗡嗡议论声。有人举起了手机。

“那是怎么回事啊?两口子吵架?”

“听意思是男的要走,女的不让……”

“啧啧,都闹到机场来了,至于么。”

“看那女的多伤心啊……”

那些细碎的声音像小虫子一样钻进耳朵。我攥紧了行李箱的拉杆,冰凉的金属杆硌着手心。

“机会给过了。”我说,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确保她能隔着这段距离听见。“从我发现你跟吴志平的事,到我给你看那些开房记录,聊天记录,再到你哭着说那是第一次,是他逼你的,再到后来你承认不是第一次,也不是他逼的……这半年,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了?亚芬,你每次都说会断,每次都让我再信你一次。”

我顿了顿,机场广播恰好播报某个航班开始登机,女声柔和却空洞。等广播过去,我才继续说,声音不大,但足够让离得近的几个看热闹的人听清:“上周三,晚上十一点,你说你去同事家帮忙弄孩子的课件。我给你同事老婆打电话,人家说根本没这回事。我给你定位,显示你在锦江酒店。我打车过去,在楼下等到凌晨两点,看见你和吴志平一起出来,他搂着你的腰。”

周围一下子安静了许多。连那个架着赵亚芬的保安,动作都顿了顿,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怀里瞬间僵住的女人。

赵亚芬的脸由白转红,又由红转青,她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完整的声音,只有嗬嗬的抽气声。

“不是……不是那样的,建华,你听我解释,那天是因为……”

“因为什么?”我打断她,感觉胸腔里那块压了半年多的石头,终于被我自己亲手撬开了一条缝,冰冷的空气灌进去,带着疼,却也带着一种近乎麻木的清醒。“因为你们部门又聚餐?因为他心情不好需要你安慰?还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想断,你也断不了?”

“我能断!我这次真的能断!”赵亚芬猛地抬起头,胡乱抹了把脸,力气大得把脸上的粉底都擦花了,露出底下憔悴的皮肤。“我发誓!建华,我发誓我这就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我辞职,我再也不见他了!我们回家,我们好好过日子,行吗?小雨不能没有爸爸啊!”

她又提孩子。这半年,每次争吵到最后,她都会提孩子。好像孩子是她最后的盾牌,是能绑住我,让我继续留在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婚姻里的最后一根绳子。

我看着她。这个我认识了十四年,同床共枕了十年的女人。我曾经以为我们会像大多数普通夫妻一样,吵吵闹闹,却又相互搀扶着,把小雨养大,然后一起慢慢变老,在广场上看别的老头老太太跳广场舞。现在,她头发散乱,妆容狼藉,在人来人往的机场,被陌生人架着,用尽全身力气朝我哭喊,眼里是真实的恐惧和绝望。

她在怕。怕我真的走了,这个家就真的散了。怕没了婚姻这层壳,她就要面对自己搞砸的一切。怕别人的指指点点,怕父母失望的眼神,怕女儿长大后知道真相。

可我已经不怕了。我的心,在那无数个等她回家等到天亮的夜晚,在一次次查看她手机定位的瞬间,在看到她从酒店出来、依偎在另一个男人怀里时,就已经凉透了,硬透了。

“赵亚芬,”我叫她的全名,声音不大,却让她瞬间停止了哭喊,睁大眼睛看着我。“我们已经离婚了。昨天下午三点,在民政局,领的证。你签的字,我签的字,钢印盖上去,生效了。从法律上讲,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她像被猛地抽了一巴掌,头歪向一边,整个人都懵了,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周围的人群也安静了一瞬,然后“轰”的一声,议论声更大了,带着恍然和更加浓厚的兴味。

“嚯,离了啊!”

“都离了还追到机场来……”

“这是离了后悔了吧?”

“肯定是女的有问题呗,刚才那男的不是说了么,酒店都抓到了……”

那些话语像针一样,扎在她身上。她猛地一抖,像是终于从巨大的震惊和麻木中苏醒过来,随即爆发出更加激烈的挣扎和哭喊。

“没有!没有生效!我不离!我后悔了!周建华,我们去复婚!现在就去!我不让你走!你把机票退了!你不准走!”

她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竟然挣脱了保安和安检员的手,整个人扑到隔离带上,双手穿过栏杆缝隙,死死抓住了我的外套下摆,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肉里。“你别想甩开我!周建华,我死也不会放过你!你这辈子都别想甩开我!”

她的声音已经嘶哑得不成样子,眼睛瞪得极大,里面充满了血丝和一种疯狂的执拗,看起来真的有点骇人。保安和另一个工作人员赶紧上前,用力去掰她的手。

“女士!请你松手!不要扰乱公共秩序!”

“再不松手我们报警了!”

场面一片混乱。我的外套被她扯得变形,整个人也被带得往前踉跄了一步。周围拍照的人更多了,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那种被无数目光炙烤、被窃窃私语包围的感觉,让人窒息。

我看着她死死抓住我衣服的手,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手背上青筋凸起。就是这双手,曾经在我们谈恋爱时,害羞地让我牵着;在我们结婚那天,颤抖着给我戴上戒指;在小雨出生时,虚弱地抓着我的手指;也在过去的十年里,为我做过无数顿饭,洗过无数件衣服。

现在,它死死抓着我,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者说,像溺水者抓住一块浮木,哪怕会把对方也一起拖进深渊。

我深吸了一口气,机场混合着尘埃和中央空调味道的空气吸进肺里,冰冷而滞重。然后,我抬起另一只没拉箱子的手,一根,一根,用力地,坚定地,掰开了她的手指。

她的指甲在我手背上划出几道白痕,很快泛起了红。

在她不敢置信、彻底绝望的眼神中,我最后看了她一眼,说:

“赵亚芬,放手吧。给自己,也给我,留点最后的体面。”

说完,我转过身,不再看她瞬间崩溃的、瘫软下去的身影和撕心裂肺的哭嚎,拖着行李箱,汇入了通往登机口的人流。广播里正在催促我那个航班的旅客登机。我的脚步起初有些沉,后来越来越快,几乎像是在逃离。

身后,她的哭喊声、保安的呵斥声、人群的嗡嗡声,都渐渐远了,模糊了,最终被机场巨大的空间吞没,只剩下行李箱轮子规律地摩擦地面的声音。

咕噜。咕噜。咕噜。

像心跳,又像倒计时。

第二章

飞机起飞时的轰鸣和超重感,把我牢牢按在座椅上。我看着窗外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的城市轮廓,那些熟悉的街道、楼宇,渐渐变成模糊的色块,最后被云层遮蔽。

心里空落落的,没有想象中解脱的快意,也没有预料的痛苦。只是一种深沉的疲惫,从骨头缝里渗出来,蔓延到四肢百骸。像是跑完了一场极其漫长的马拉松,终于冲过终点线,却发现终点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虚无。

我闭上眼,赵亚芬最后那张涕泪横流、写满疯狂和绝望的脸,却清晰地浮现在黑暗中。

我和赵亚芬是相亲认识的。那会儿我二十八,她二十六,都算大龄青年了。介绍人是我妈的老同事,说姑娘是小学老师,文文静静,模样周正,家里父母都是退休工人,没负担。见面约在一家挺普通的咖啡馆,她穿一件浅蓝色毛衣,头发扎成马尾,有点拘谨,说话声音细细的。我那时候在一家IT公司做技术支持,忙,累,工资还行,但没时间谈恋爱。看她安安静静的样子,觉得挺好,至少不闹腾。

谈了两年,平平淡淡。看电影,吃饭,压马路。牵手,接吻,顺理成章。她脾气不算顶好,有点小性子,但哄哄也就过去了。我那时候觉得,婚姻大概就是这样,找个合适的人,搭伙过日子,生个孩子,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结婚时,我们两家一起凑了首付,在这座二线城市买了个九十平的小三居。婚礼办得普通,她穿着租来的婚纱,笑得很甜。婚宴上,她同事那桌闹得最欢,其中就有吴志平。那时候他还是个普通科任老师,戴着眼镜,看起来挺斯文,笑着起哄让我多喝几杯。

谁能想到呢。

婚后头几年,确实有过些好日子。我工作忙,经常出差,她教学任务也不轻,但回到家,总有一盏灯亮着,有一口热饭。小雨出生后,家里更忙乱了,但也更有生气。半夜起来冲奶粉,抱着哭闹的小家伙在客厅走来走去,看着她小小的脸,觉得所有的累都值了。赵亚芬产后有些情绪不稳,跟我妈也闹过矛盾,我都尽量在中间和稀泥。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该做的。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仔细回想,大概是小雨上小学后。赵亚芬评职称不太顺利,心情常常不好。我那时刚升了个小主管,出差更多,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回到家常常是深夜,她要么已经睡了,要么还在批改作业或者追剧,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性生活从一周一两次,慢慢变成一个月一两次,再到后来,像完成任务。我以为这是所有中年夫妻的常态,激情褪去,剩下的是亲情和责任。我努力赚钱,把工资卡交给她,她想买什么,只要不过分,我从不多问。我以为这就是对家庭负责。

现在想想,真是可笑的自以为是。

第一次发现端倪,是去年秋天。我出差提前一天回来,想给她个惊喜。到家是晚上九点多,家里黑着灯。打电话给她,响了很久才接,背景音有点吵,她说在学校加班,和几个同事一起赶材料。我说我回来了,在家呢。她那边顿了一下,然后说哦,那我尽快回来。

她回来时快十一点,身上有淡淡的酒气,说是聚餐喝了点啤酒。我没多想。直到她去洗澡,手机放在沙发上,屏幕亮了一下,弹出一条微信。备注是“吴组长”(吴志平那时已经当了年级组长)。内容只有几个字:“到家了?今天很开心。”

普通同事会这么发信息吗?我心里咯噔一下。拿起手机,有密码,打不开。她洗完澡出来,看我拿着她手机,脸色变了一下,随即笑着过来拿:“看什么呢,怀疑我啊?”

我也笑了笑,说没有,刚好屏幕亮了。她没再说什么,但那天晚上,我注意到她洗澡时把手机带进了浴室,以前从没有过。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疯狂生长。我开始留意一些细节。她比以前更注重打扮了,新买了不少衣服和化妆品,有些牌子不便宜。她说是因为学校活动多,要见家长。她玩手机的时间明显变长,常常对着屏幕笑,我一走近,她就迅速锁屏或者切换界面。周末有时说学校有事,或者和闺蜜逛街,一出去就是大半天。我问和哪个闺蜜,她有时说得含糊,有时会有点不耐烦,说我不信任她。

我们开始为一些小事吵架。她觉得我冷漠,不关心她。我觉得她变得挑剔,不可理喻。吵架时她会脱口而出:“你看看人家吴志平,对老婆多体贴!”或者说:“你眼里只有工作,这个家对你来说就是个旅馆!”

吴志平。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真正拿到实锤,是在今年春节前后。我借口用她手机给小雨老师发个信息,拿过她手机,她正在回微信,没锁屏。我一眼就看到置顶聊天里,那个熟悉的头像。我点开,手指往上滑。

里面的内容,像一把烧红的铁钎,直接捅进我眼睛里,烫得我五脏六腑都缩在了一起。

不是露骨的调情,但比那更糟。是分享日常,抱怨工作,吐槽配偶(“我家那个简直是个木头,一点情趣都没有”),互相安慰,早安晚安,提醒对方天气变化,推送给对方喜欢的音乐和文章……那种熟稔的、渗透到生活细节里的亲密,那种精神上的相互依偎和共鸣,比单纯的肉体出轨,更让我觉得浑身发冷,如坠冰窟。

我抬起头看她。她正在厨房切水果,哼着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了近十年的女人,无比陌生。

我没当场发作。我把手机放回原处,走到阳台,点了一支烟。我已经戒烟好几年了。冷风一吹,我浑身都在抖。不是气的,是冷的,从心里往外冒寒气。

后来,我找了个做网络安全的朋友,用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恢复了她部分删除的聊天记录,查到了开房信息。时间、地点、清清楚楚。最早的一次,竟然能追溯到一年半以前。而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摊牌的那天晚上,小雨去了姥姥家。我把打印出来的部分记录扔在茶几上。她一开始是震惊,然后是愤怒,骂我侵犯她隐私,跟踪她,不是男人。等我拿出开房记录,她像被掐住脖子的鸡,声音戛然而止,脸色瞬间惨白。然后就是哭,跪下来抱着我的腿哭,说那是第一次,是吴志平灌醉了她,强迫她的,她一直很痛苦,不敢告诉我,后来是被他拿住了把柄,被迫继续……

我听着,心里一片麻木。直到我问她:“去年九月,国庆节,我说带孩子一起去上海迪士尼,你说学校要培训去不了。后来我发现你的消费记录,那几天,你在杭州。和谁?”

她哭声停了,抬头看我,眼神闪烁。

“也是他强迫你的?在另一个城市,一起待了三天?”

她瘫坐在地上,捂着脸,不再辩解,只是哭。

那之后,就是长达半年的拉扯。她求原谅,发誓断掉。我心软过,看着小雨天真无邪的脸,想着这个经营了十年的家,想着两边年迈的父母。我让她当着我的面拉黑删除吴志平所有联系方式,她照做了。我提出让她换所学校,她也同意了,开始跑调动。

有那么一两个星期,家里似乎恢复了平静。她对我格外小心翼翼,主动做家务,对我嘘寒问暖。晚上甚至会主动亲近我。但我躺在那里,闻着她身上熟悉的沐浴露香味,心里却只觉得恶心和荒谬。她的每一次讨好,都像在提醒我,她曾经怎样躺在另一个男人身边。

果然,不到一个月,我就在她新买的、藏在办公室抽屉的旧手机里,发现了他们新的联系渠道。聊天内容更加隐蔽,但那股黏糊劲儿,丝毫未减。甚至,他们在商量,如果离婚,她能分到多少财产,小雨的抚养权怎么办。

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

我平静地提出了离婚。她故技重施,哭闹,道歉,保证,甚至把小雨搬出来,让她打电话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家”。我直接找了律师,拟好了协议。财产分割,我做了让步,房子归她,存款大部分也留给她和孩子,我只要了那辆开了多年的代步车和我自己的公积金。我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

她不肯签。跟我父母哭诉,跟她父母哭诉,说我知道错了,建华不肯原谅我。两边老人轮流打电话劝我,话里话外都是“为了孩子”,“十年感情不容易”,“女人难免糊涂一次”。我听着,一句话都没反驳,只是把那些开房记录和部分聊天记录,截图发到了家庭群里。

群里死一般的寂静。再没人劝我。

拖了三个月,她大概看出我是铁了心,终于同意了。昨天下午,我们去民政局办了手续。出来时,她眼睛红肿,看着我说:“周建华,你会后悔的。”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我以为这就是结束。没想到,还有机场这一出。

“先生,请问需要饮料吗?”空姐温柔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回来。

我睁开眼,接过一杯水,道了声谢。温水下肚,稍微驱散了一点胸口的滞涩。

飞机遇到气流,轻微颠簸了一下。旁边坐着的中年男人嘟囔了一句:“这鬼天气。”他好奇地瞥了我一眼,大概是我脸色不太好看。

我重新看向窗外。下面是厚厚的云海,一片纯白,无边无际,像巨大的坟墓,埋葬了所有过去的痕迹。

我想起在安检口,掰开她手指时,她眼里那种碎裂的光芒。想起小雨最后一次见我时,抱着我的脖子,小声问:“爸爸,你出差回来,还会像以前一样爱我吗?”

当时我说:“当然,爸爸永远爱你。”

现在,飞机正载着我,飞向一个没有她的城市,开始一段完全陌生的生活。我不知道会不会后悔。我只知道,那个曾经叫做“家”的地方,连同里面所有的温暖、争吵、期盼和背叛,都已经被我抛在了身后,越来越远。

而前方,只有茫茫云海,和未知的、或许同样艰难的生活。

飞机继续平稳地飞行。我戴上眼罩,隔绝了光线,也试图隔绝那些不断翻涌的画面和声音。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是隔绝不了的。

它们就在那里,在心里某个结了痂的伤口下面,隐隐作痛。

第三章

新城市像一块刚刚启封的冰冷玻璃,光滑,崭新,映不出丝毫过往的影子。我租了间一室一厅的小公寓,在城郊结合部,房租不贵,坐地铁到新公司要四十分钟。公寓里只有最基本的家具,白墙,水泥地,一股淡淡的灰尘和消毒水混合的味道。我把行李箱放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站了一会儿,听着楼上隐约传来的小孩跑跳声和隔壁夫妻模糊的争吵声,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我真的成了一个人。

新工作是朋友介绍的,在一家小公司做技术主管,薪水比之前低一些,但不用经常出差。老板是个务实的中年人,拍拍我肩膀说:“老周,来了就安心干,咱们这儿别的没有,就是人际关系简单。”我点点头,说谢谢李总。

工作确实能让人暂时忘却。从早到晚,开会,看代码,调试设备,解决手下小孩们搞不定的问题。忙碌填充了白天所有的时间缝隙。只有晚上回到那个寂静的、没有一丝人气的出租屋,孤独才会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漫上来,淹没脚踝,膝盖,胸口,直到窒息。

赵亚芬没有再打电话来。离婚后,我们唯一的联系就是关于小雨。每周一次,我打给小雨姥姥家的座机,跟女儿视频一会儿。小雨每次看到我,都很高兴,叽叽喳喳说学校的事,说新学的舞蹈,说姥姥做的菜。但她从不问妈妈,也不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孩子敏感得像小兽,早已察觉到成人世界的暴风雪。每次视频快结束时,她总会沉默一下,然后小声说:“爸爸,你要好好的。”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酸涩得说不出话,只能对着屏幕点点头,说:“你也是,听姥姥姥爷话。”

视频背景里,偶尔会闪过赵亚芬的身影。她瘦了很多,穿着家居服,远远地站在客厅角落,背对着镜头,或者在阳台收衣服,侧脸看不真切表情。我们从不交流,甚至连眼神对视都没有。像两个生活在平行时空的陌生人,唯一的交集点,是屏幕里那个小小的人儿。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在麻木的忙碌和刻骨的孤独中,一天天熬过去。直到一个多月后,我接到我妈的电话。

电话里,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又急又气:“建华!你快回来一趟吧!出事了!”

我心里一紧:“妈,怎么了?是不是小雨……”

“不是小雨!是亚芬!她……她闹到吴志平家里去了!拿着刀!现在人家报警了,警察都来了!吴志平老婆电话打到我这儿,骂得可难听了,说我们家教出这种女儿……这,这丢死个人了啊!”

我脑子嗡的一声,握着手机,半天没说出话。机场里她那张疯狂绝望的脸,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她……她现在人在哪儿?”

“在派出所!吴志平老婆要告她持刀行凶、私闯民宅!吴志平那个怂包,躲着不见人!亚芬她爸妈都快急疯了,血压都上来了!建华,妈知道你们离了,可……可这事闹得这么大,你不能不管啊,传出去,小雨以后怎么做人?咱们老周家脸上也无光啊!亚芬她妈求我,让我给你打电话……”

我妈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又是抱怨又是哀求。我听着,只觉得一股冰冷的疲惫,从脚底直冲头顶。离婚,逃离,跑到千里之外,想过点清静日子。可过去就像跗骨之蛆,根本不打算放过我。

“妈,”我打断她,声音干涩,“我和她已经离婚了。法律上,她是她,我是我。她做的事,她自己负责。”

“可小雨……”

“小雨跟她。监护权归她,这是协议上写清楚的。”我硬起心肠,“这事我管不了,也没立场管。您让她父母想办法,请律师也好,找人调解也好。我这边工作刚稳定,走不开。”

“建华!你怎么这么狠心!一日夫妻百日恩……”

“妈!”我提高了声音,胸口堵得发慌,“她拿着刀去别人家里闹的时候,想过‘恩’吗?想过小雨吗?想过我们两家的脸面吗?她现在不是三岁小孩,她得为自己做的事承担责任!”

电话那头,我妈沉默了,只剩下压抑的抽泣声。

我抹了把脸,放软了语气:“妈,我不是狠心。是这件事,我真的无能为力。我回去能干什么?以什么身份去管?前夫?只会让事情更难看。您让赵阿姨(赵亚芬妈妈)赶紧找个靠谱的律师,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取得人家谅解,别留下案底,这才是正事。其他的,我管不着,也不想管。”

挂断电话,我在昏暗的出租屋里坐了很久。手机屏幕暗下去,又按亮。微信里,以前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也发来了消息,内容大同小异,都听说了赵亚芬闹的事,言辞间有同情,有唏嘘,也有不着痕迹的打听。我没回。

窗外,这个陌生城市的夜景一片璀璨,霓虹闪烁,车流如织。可那些光亮,一点也照不进我心里。

我还是回去了。不是心软,是我妈第二天又打来电话,说我爸气得心脏病犯了,进了医院。老太太在电话里哭:“你爸要是有什么事,我……我也不活了!都是作的孽啊!”

我请了三天假,买了最早一班飞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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