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莫陈氏：被“除名”的夫人

张九龄夫人《张府君夫人董韶容墓志》一经公布，墓主董韶容是妻是妾的身份问题在学界引起了讨论。巧合的是，与张九龄以甥舅相称并撰写张九龄神道碑的徐浩，其配偶侯莫陈氏，在传世文献与出土墓志中身份迥异，同样陷入了是妻还是妾的疑云。

徐浩（703-782），唐代中期极富盛名的书法家，诸体兼善，长年掌内府法书鉴藏之职。他生前的书法影响力较颜真卿犹有过之。近百年出土的唐代名家所书墓志，徐浩在数量上遥遥领先，不难想象当年求书者门庭若市之状。遗憾的是，后世论及盛唐书法，多以颜真卿为宗而忽略徐浩，这或许与他晚节不终、家风不端有关。据《旧唐书·徐浩传》记载，徐浩晚年因“嬖其妾侯莫陈氏，颇干政事”而“为时论所贬”。家风有阙在其继室侯莫陈氏的墓志中亦可见端倪。贞元七年（791），侯莫陈氏卒于长安咸宜观，“外兄”徐申（实际非亲属）为其撰写了墓志，徐浩长兄之子徐顼书丹。不同于董韶容墓志平静的表面，徐浩家族内部的火药味已经从侯莫陈氏墓志中喷薄而出。徐申所撰墓志题名《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吏部侍郎彭王傅赠太子少师会稽郡公东海徐府君夫人临汝郡夫人河南侯莫陈氏墓志铭并序》，现藏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在《旧唐书》中被称作“妾”、“颇干政事”的侯莫陈氏在墓志中却被记录为“承颜顺色，唯敬与睦”的“夫人”“继室”。史书中载于丈夫传记的寥寥数笔无法拼凑出属于她的人生，让我们借墓志将目光聚焦于这位女性：她究竟是徐浩之妻还是妾？她的一生经历了什么？她在徐浩后半生以及徐浩家族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徐浩夫人侯莫陈氏墓志铭拓本

妻妾疑云：一场先天不足的婚姻

上文提到徐浩晚节不终之事，《旧唐书·徐浩传》记载如下：“（徐浩）坐以妾弟冒选，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弹，坐贬明州别驾。”案发在大历八年（773），徐浩时任吏部侍郎，请托京兆尹杜济（颜真卿的连襟）及另一吏部侍郎薛邕，将“妾弟”侯莫陈怤定为考绩优等，提拔为长安县尉。三名高官都是权相元载的党羽，唐代宗当时正欲敲打元载，徐浩撞上了枪口，出贬明州，仕途受到重创。

此案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传世文献明确称侯莫陈氏为徐浩之“妾”；其二，这位妾室的弟弟能够让徐浩违规请托授官，说明侯莫陈氏在徐浩身边的影响力确实非同一般。然而，侯莫陈氏墓志却明确记载其“年才初笄，归于吏部之门，为继室也”，并称其有“临汝郡夫人”封号。

诚然，墓志文字通常充斥着志主德行的溢美之词，谦淑形象的书写在唐代女性墓志中更是千篇一律，侯莫陈氏也不例外。但透过这些格套，我们仍旧可以相信，侯莫陈氏的确是继室夫人。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侯莫陈氏门第高于徐浩。侯莫陈氏“祖超，皇朝正议大夫、颍王府谘议、赠荥阳郡太守”，其祖父侯莫陈超正是西魏八柱国之一侯莫陈崇的五世孙。墓志罗列的侯莫陈氏家世，与《元和姓纂》及侯莫陈家族的其他墓志能够对应、互补。可以说，侯莫陈氏出自“虏姓”高门，龙成松、张丹阳《徐浩夫人侯莫陈氏墓志考论》指出：“北朝以来，侯莫陈氏最显要且传承不断者为侯莫陈崇一系，徐浩夫人即出此系。”她还有一位姑姑（侯莫陈超之女）为永王妃。侯莫陈氏堂妹的墓志称“姑姊妹为王妃，为县君、郡君、郡夫人者十八九焉”，（郭行余《汤贲夫人侯莫陈约归祔志》）恐怕并非夸诞之词。侯莫陈家族与唐皇室颇有渊源，例如嗣舒王之女李倕夫家即为侯莫陈氏。侯莫陈氏的母系亲属也不逊色，墓志专门提及她的外曾祖是武周前后的著名文士徐彦伯。

徐浩则出身于江左小姓。徐浩曾祖白身，祖父官微，直到其父徐峤之时，由流外逐步提升至州刺史，步入通贵之列。《徐峤之墓志》声称志主六世祖为南朝大文豪徐陵，其实是与多方史料抵牾的孤证。（参考李櫹璐《“萃处京畿”与“兰亭攀叙”：唐代徐浩家族的文化资本积累和运作》）徐浩相对于侯莫陈氏的优势，仅仅在于40年的仕宦积累，加上科举入仕的身份。以侯莫陈氏的出身，断不可能到徐家为妾。

其次，侯莫陈氏有命妇封号，封临汝郡夫人。在唐代，外命妇封号只授予官员的正妻，妾媵无论多么受宠，都无资格获得夫人头衔。外命妇能参与部分国家祭祀、重大朝会及宴会，依品级享受隆重礼遇，拥有一定的司法特权。例如学界多认为董韶容非张九龄妻，即由于她没有命妇封号。著名的杜佑“以妾为妻”风波中，宠妾李氏扶正的标志，就是得到朝廷认可，封为密国夫人。又有肃宗朝宰相崔涣，其丧事的主持者是“内子荥阳郡夫人郑氏”与原配之子崔纵等，（李纾《崔涣权葬墓志》）这位郑氏当为继室无疑。然而《旧唐书·崔涣传》载“涣有宠妾郑氏，纵以母事之。郑氏性刚戾，待纵不以理，虽为大僚，每加笞诟。纵率妻子候颜，敬顺不懈，时以为难”。史书中始终称郑氏为妾，只是崔纵并未像杜佑原配之子那样强烈反抗，反而一直孝敬继母，使崔涣免受“以妾为妻”的争议，在当时被认为非常难得。

因此，侯莫陈氏与徐浩的结合似乎算是下嫁。门第还不是问题的症结，更大的先天不足在于年龄。墓志载侯莫陈氏嫁徐浩时“年才初笄”，也就是15岁左右，时为至德二载（757），徐浩已55岁。40岁的年龄差，注定了这是一场反常的婚姻。继室可能遇到的各种困境，都展现于侯莫陈氏面前：“初，吏部娶河东薛氏，生二子，长曰璹，次曰现，皆年长于夫人。”考虑到徐浩立业较早，徐璹、徐现的年纪可能大侯莫陈氏10岁以上，他们优先占据着门荫等继承特权，或许还在家族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虽然她名义上是主母，却很难建立对年长继子的日常权威。如此复杂棘手的处境，在议婚时便不难预见。

那么，作为“虏姓”高门的侯莫陈氏为何要赞成这一桩婚事？至德二载二月，永王李璘覆灭，永王妃侯莫陈氏则已于前一年被攻破长安的安史叛军杀害。这一情势，对侯莫陈氏家族的处境恐怕颇为不利。结合侯莫陈氏父祖的官职（墓志中写“祖超，皇朝正议大夫、颍王府谘议、赠荥阳郡太守。父昙，皇朝左卫率府长史”），可见其家族影响力在唐代中期也有所衰落。反观此时的徐浩，正处于仕途上升期。他依靠政治敏感性摆脱了陷伪风险，又获得肃宗信任，担任甚为清要的中书舍人，即将起草所谓玄宗传位诰册等重大文章。侯莫陈氏在此年成为徐浩继室，当是侯莫陈家寻找新兴势力庇护的结果。换言之，这场婚姻本质上是生怕衰落的名门与新兴文士之间的政治联姻。而且侯莫陈家似乎想要成效立竿见影：相较于仕途前景尚不明朗的年轻官员，徐浩这类资深官僚更能提供即时可期的政治资源。

然而，侯莫陈氏无法拥有选择的权力，她沦为这场婚姻的代价，并背负着持续帮扶娘家的责任。这桩交易性的联姻，伴随着巨大的年龄差，埋下了侯莫陈氏身份争议的隐患。她明明是作为继室进入徐家的，却在徐浩死后沦为了“妾”。妻妾身份的认定看似泾渭分明，其实涉及家族内部的权力博弈。春秋时期鲁宣公之弟叔肸的夫人、子叔声伯的母亲某氏，被鲁宣公夫人穆姜以未经正式媒聘之礼为由斥为“妾”，否定妯娌关系，并最后拆散二人。如果没有穆姜这样的强力者阻挠，这位某氏很可能一直作为叔肸之妻存在。再如徐浩的僚友、王维的弟弟王缙，有继室李氏，《旧唐书·王缙传》记载她“初为左丞韦济妻，济卒，奔缙。缙嬖之，冒称为妻，实妾也。又纵弟妹女尼等广纳财贿，贪猥之迹如市贾焉。”李氏原为士族高官之妻，以其出身做王缙妻毫无问题，但被史书定义为妾，应是王缙身后家族博弈的结果。唐代士族之家并不那么支持寡妇再婚。（参考张国刚《唐代寡居妇女的生活世界》）作为有命妇封号的官员遗属，李氏很难按照个人意愿选择下家。也许李氏与王缙在礼制上未做周全，比如未与韦家谈妥，抑或服韦济丧期未满；加之还有贪腐劣迹，李氏为史书所斥，被剥夺了继室地位。

王缙撰、徐浩书大证禅师碑（及局部），登封嵩岳寺

侯莫陈氏虽身出高门，又有命妇称号，是实实在在的继室，但由于进入徐家时年龄太小，很难树立起继母权威。又则，长期以来的社会舆论，对于去世的“原配”和原配留下的儿女，总是多一份同情，这就为徐璹、徐现反抗继母提供了道德正当性。徐浩在世时，凭借其家长权威尚能维持局面；一旦徐浩去世，矛盾便骤然激化。唐代社会正妻在丈夫去世后，对家庭财产享有合法的管理和处置权，也在家庭要事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一旦被降为妾，她不仅失去管理家财的资格，连为所生之子争取家族资源的能力也将被剥夺。对徐璹、徐现兄弟而言，否定侯莫陈氏的继室身份，将她边缘化，意味着扫清全面接管家族事务的障碍。墓志记载徐浩死后：“璹等辍哀而抗者数四……憾结于忘恩，疾生于积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至德年间时局动荡，她与徐浩的婚姻很容易存在程序上的疏漏；至于“干政事”的嫌疑，与史书中对王缙妻李氏的书写似乎如出一辙。史传编撰所依据的已故高官行状，通常是由其男性继承人提供，从中操作将继室除名，并非难事。传世文献称侯莫陈氏为“妾”，正是这场先天不足婚姻的后果。徐申所撰墓志，以确切的婚仪背景、郡夫人封号揭开了侯莫陈氏的继室身份，为她在徐浩家族中的遭遇极力争辩，毫不避讳地将矛头指向徐璹、徐现，与史书形成了无声对峙。

道观栖身：暗潮汹涌的家门

建中三年（782），徐浩去世，侯莫陈氏此时40岁。墓志载其晚年开始潜心修道：“乃泊心玄元，坚志空寂，道究希夷之理，法穷定慧之源。轻弊妙色，不被于躬者二纪；珍餚杂荤，不茹于口者十祀。遂遘疾于胜业里。将欲脱迹尘累，栖身道门，徙寓于咸宜观，以贞元七年六月十日寝疾，竟终于净宇。”二十余年不穿华服，十年不食荤腥，最终抱病迁居咸宜观，在道观中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侯莫陈氏为何在丈夫死后遁入道观？

在唐代佛道融合的氛围中，道教和佛教为女性拓展了家庭以外的生活空间。她们可以依托寺观组织宗教、出游、聚会等活动，开展属于自己的精神追求，也可以将寺观作为缓解个人世俗困境的一条退路。咸宜观为唐玄宗女咸宜公主宝应元年（762）入道之观，规格极高，有“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之称。（《南部新书·戊》）所在地亲仁坊地理位置优越，临近永宁坊徐浩宅。《唐朝名画录》记载，画家陈闳曾为徐浩在咸宜观画“本行经幡十二口”，侯莫陈氏想必也曾多次造访此观。唐代道教给予了贵胄女性较多包容，既能提供修身养性、超脱凡尘的体验，禁律又不似佛教严格，侯莫陈氏选择咸宜观，应非偶然。新出《咸宜观上座班氏墓志》由侯莫陈氏之子徐玟撰写，志主为元载党羽王昂的夫人，志文言“以玟仪厚，是托为铭”。徐玟与班氏至少隔了一辈，两家之所以熟悉，可能是因班氏与侯莫陈氏同在咸宜观修道。不过，考虑到王昂与徐浩生前同处元载阵营，侯莫陈氏与班氏的交谊多半能追溯到更早。官员女眷间的往来，本是政治盟友联络的常见渠道，而侯莫陈氏或正是这一关系的积极推动者。上文提到，侯莫陈氏家族与李唐皇室渊源颇深，她进入徐家后为求站稳根基，应对徐浩与宗室贵族的联系发挥过作用。史书称侯莫陈氏“颇干政事”，或许即包括此类活动。

侯莫陈氏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选择入道，原因主要在于家门之中的暗潮涌动。墓志中描述侯莫陈氏对待继子的态度颇耐人寻味：“夫人视之如己子，微善则饰而扬之，有咎必掩以谕之。而慈过宜其愚，仁过稔其慢。脱身于戾，则自以为美；义方之训，则反以为谗。以兹胥怨，卒不听命。”徐申作为撰志者，受侯莫陈氏的亲人委托，自然站在她一边，写侯莫陈氏对继子视如己出。然而两位继子都年长于侯莫陈氏，“视如己出”恐怕是理想之笔；侯莫陈氏与继子交恶的真实缘由，亦难用“慈过宜其愚，仁过稔其慢”来简单交代。年轻的继母进入自己的家庭，接替亡母管理家业，继子对此难免存在天然的敌意。而对于侯莫陈氏来说，展现于面前的也是一番棘手的状况。史书所记载的“干政”行为，固然有侯莫陈氏家族的授意，却也可视为侯莫陈氏自救的方式。这一方面固化了徐浩对她的宠信，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徐璹、徐现兄弟对她的敌视。无论墓志中所言的侯莫陈氏慈爱、仁善是否真实，在徐浩还在世的25年里，她与徐璹、徐现兄弟的相处并不愉快，甚至结怨愈深，“卒不听命”四字，说明徐浩生前已无法约束两个儿子对继母的敌意。等到徐浩去世葬礼期间，“璹等辍哀而抗者数四”，兄弟二人竟数次停止哀哭、公开对抗继母，将矛盾进一步升级。

侯莫陈氏最终成为了家宅斗争的失败者。从“遂遘疾于胜业里”一句看来，胜业里是侯莫陈氏晚年经常落脚之处，这里很有可能坐落着侯莫陈氏本家的宅院（上文提到嫁与侯莫陈的李倕即卒于胜业里）。因此，侯莫陈氏在丈夫去世之后，不容于继子，只能“泊心玄元，坚志空寂”，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了生活二十余年的徐家，回到娘家居家修行，最终栖身于咸宜观养病待终。

侯莫陈氏的信仰生活，开启自徐浩去世之后。墓志中“将欲脱迹尘累”的修行原因，以及不穿华服不食珍餚的苦修方式，比起一般的女冠入道，更像是一种赎罪或避祸的姿态。墓志中对她的入观生活也未多着笔墨，似乎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徐申还记录了侯莫陈氏临终时对自己丧葬之事的安排：“以夫人将瞑之际，谓左右曰：‘可安我城南，不必远祔。’”并评价道：“盖欲徇崇道之愿。”唐代女性因为信佛而不与丈夫合葬的例子较多，侯莫陈氏入道而作此选择亦应属同类。但她入道很大程度上已是无奈之举，按照她与继子此前的关系，即使死后想要与徐浩和祔也不会被允许，倒不如自己说出不必和祔的意愿，入道的选择正好也为此增添了礼制合理性。唐律虽在形式上保障原配与继室的同等地位，但研究表明，继室的合葬礼遇往往取决于主持丧事的继子如何解释和运用礼法，而非法条本身。继室与继子的关系成为了合葬与否的关键。（参考金蕙涵《游走礼法的边缘——唐代两京地区的继室墓》）墓志记载，侯莫陈氏最终“权厝于万年县栖凤原”，这里是许多咸宜观修道者的葬地。（参考刘雪贝、史晟《新见（咸宜观上座班氏墓志〉考释——兼论中晚唐女冠文化》）“权厝”为非正式下葬，徐申解释为“岁月有害，龟筮尚乖，九原之祔未从”，似乎仍将合葬当作最体面的方案，但最终没有成功，只能搬出一套颇为牵强的借口。侯莫陈氏临终时带有决绝意味的遗言，已预见了这一点。

墓志还略提了一笔侯莫陈氏所生儿女的情况：“夫人生男玟，一女。玟有文行，女蕴姿德，所未上第，所未从人。”《徐浩神道碑》显示，徐璹、徐现之后，徐浩还有二子（生母不详），侯莫陈氏之子徐玟作为徐浩第五子，很难获得门荫名额，只能考试求仕，却最终未能考中。继室之子如果与兄长有显著年龄差距，在父亲死后很容易面临困境。即使继室本人的正妻身份得到认可，其亲生儿子也未必能与元配之子获得同等的家族资源分配，何况徐玟。落第后他赴藩镇任幕职，自谋出路，根据《旧唐书·孔戢传》记载，徐玟于唐宪宗初年任昭义节度判官，协助节度使卢从史行不法之事。元和五年（810），卢从史被擒获后，徐玟遭孔戢弹劾，最终被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侯莫陈氏之女在母亲的墓志中虽仅有“蕴姿德”“所未从人”寥寥几句描写，但联系徐浩家族墓志完全未提女儿的写作惯例，若侯莫陈氏晚年未离开徐家，或许历史上很难留下有关她的痕迹。

绍兴博物馆新馆展出唐代徐浩家族相关碑志拓片

如果深究与侯莫陈氏做对抗的徐璹、徐现兄弟二人的关系，则同样令人唏嘘。徐浩晚年向皇帝推荐长子徐璹于集贤院任官，鉴定书法，（《法书要录》卷三《唐徐浩古迹记》）亦是传承家学的体现。但徐璹死后，次子徐现主持为徐浩立神道碑并书丹，全文似刻意抹去了长子徐璹曾经的存在，仅将徐浩其余四子的官职现状一一交代。“伯仲之存者四人”（张式《徐浩神道碑》）固然不假，但一字未提已去世的同母兄长，反而令人心生疑窦。结合徐浩侄子徐顼为侯莫陈氏墓志书丹，可见他的立场更偏向于侯莫陈氏，更反映出徐浩家族内部纷杂混乱的人际关系与利益纠葛。若是此刻再回望史书中对侯莫陈氏的短短几句记载，史官对她的负面描写是否过于轻率与苛刻了呢？

预言回荡：结构性的家庭悲剧

侯莫陈氏的故事，或许早已在历史上反复上演。近两个世纪前的《颜氏家训·后娶》观察到，河北士族普遍于丧室后再婚，易招致门户之祸：

（再婚）至于三四，母年有少于子者。……身没之后，辞讼盈公门，谤辱彰道路，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佣，播扬先人之辞迹，暴露祖考之长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凡庸之性，后夫多宠前夫之孤，后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妇人怀嫉妒之情，丈夫有沈惑之僻，亦事势使之然也。

很不幸，母年少于子、“子诬母为妾”的现象又命中在侯莫陈氏身上。徐家在徐浩死后立即爆发冲突，墓志云“璹等辍哀而抗者数四……憾结于忘恩，疾生于积毁”，再现了《颜氏家训》所谓“辞讼盈公门，谤辱彰道路”的闹剧。

颜之推并没有将这类纠纷简单归咎于当事人的品德，而是指出此乃情势使然。既然“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学婚嫁，莫不为防焉”，继母与前妻之子的矛盾几乎是客观存在的。综合史书和墓志的评价，侯莫陈氏和徐璹兄弟固然都表现出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一面，但她的悲剧更大程度上来自畸形的婚姻结构，来自徐家、侯莫陈家上一代人的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她能采取的策略不外乎依附和利用徐浩的父权。父权一旦转移，处于弱势的侯莫陈氏很难不成为牺牲品。

颜之推对比了江左与河北两种续弦模式，唐长孺《读〈颜氏家训·后娶篇〉论南北嫡庶身分的差异》就此做过精辟考论。唐代中叶，随着士族迁徙与融合，两种地域传统的边界逐渐模糊。徐浩原籍江左，或许对北方重娶之俗缺乏充分认识。更可能的是，这桩婚事对他本人而言简直一本万利，何乐而不为。然而，徐浩无法触及的身后历史会给他一记严厉的耳光。

徐浩晚年的自毁声誉且置之不论，他的书法遗产必然成为家族内争夺的重点（徐璹与徐现的矛盾或与此有关），而家风不正带来的混乱局面极不利于作品传承。翻检著录，宋人能够见到的徐浩真迹已屈指可数，《朱巨川告身》非徐浩手笔，米芾确认为徐浩所书的《赠张九龄司徒告》（见《宝章待访录·目睹》及《书史》）未能流传至今。相较之下，纵然颜真卿的家庭生活未始没有疑点，琅琊颜氏的涵养底蕴毕竟深厚得多，其后代保藏的颜书经得起宋人一轮又一轮征集。《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等草稿之所以能保存下来，“首先归于作者本人收贮文件资料的良好习惯，也得益于作者后人对祖先遗泽的珍护”。（王家葵、薛龙春《朱曼倬先生的颜学研究》）从这个角度看，徐浩在后世书名远逊于颜真卿，仿佛早已被颜真卿的五世祖预示了。

曾几何时，徐浩的姻戚女眷习书颇有以徐浩为法者。侯莫陈氏的堂妹侯莫陈约据说书法卓异，令他震惊：“学会稽公徐浩书，人称妙绝。其笔势古淡，有异浩处。浩顾之，不觉坠地，辄出愧语。”（郭行余《汤贲夫人侯莫陈约归祔志》）古代善书的女性不少，但创造性表达受到抑制，多有充当代笔者，个人作品罕能流传。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晋唐书论几乎无涉“古淡”，这一美学范畴兴起于宋以后，尤其为董其昌所标举。侯莫陈约如何融入古朴萧散的个性特征，呈现出“超前”的书法风貌，着实令人好奇。当然，这一切在徐璹兄弟眼里，恐怕属于借习书之名获取徐浩的墨迹，向外输送徐家资产。

侯莫陈氏的案例中，当事各方都遵循着相似的行为逻辑，苦果却终究落到了继室及其子女身上。唯有一方为她发声的墓志，让我们见证那场并不孤立的悲剧。由于家主地位始终只在男性代际间传递，女性成员的权力不过是附属的、派生的。唐律本质上也服务于父系宗法秩序，只要继子成为家长，他便掌握了礼法的解释权。继室作为主母的权力可以被成年继子架空，甚至以“诬母为妾”等方式彻底收回。唐代女性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