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关于犯罪嫌疑人李某不构成犯罪的法律意见

（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专注经济犯罪辩护）

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犯罪嫌疑人李某的委托，指派张万军、牛春雁律师担任其涉嫌盗窃案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充分听取李某的陈述与辩解，结合本案事实及刑法基本原理、相关法律规定，从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出发，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供贵局参考。

一、本案基本事实

2020年，为解决东河区某小区业主入住难问题，在东河区政府、区住建局及某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下，李某被小区业主推选为业主代表，主要职责是协调推进小区入住及房屋办证相关事宜。2021年，该小区实施管网改造施工期间，施工人员提出部分废旧铁管影响施工，需予以拆除。李某当即向某街道办事处电话请示，相关负责人告知其可与另一业主代表协商处置。后李某与另一代表何某协商一致，对该部分废旧铁管予以拆除，变卖所得价款1000元，全部用于支付其此前为维护小区全体业主合法权益、推进整改工作所产生的欠付交通费用。

刑法理论及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明确规定，盗窃罪的核心构成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该罪的认定必须严格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既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秘密窃取行为，同时需具备犯罪主体适格、客体被侵害的完整构成要件，缺一不可。结合本案事实，李某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及其他任何犯罪的构成要件，具体分析如下：

二、法理之辩：民法上合法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

处理刑事案件，必须坚守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核心内涵，其中最关键的一点的是：民法上认定为合法的行为，不可能构成刑法上的犯罪。刑法作为保障法，其处罚范围应当小于前置法，若某一行为在民事层面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则必然不应被纳入刑事处罚范畴，这是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共同要求。就本案而言，李某处置案涉废旧铁管的行为，在民法层面属于合法的业主自治管理行为，无需事前征得全体业主同意，自然不可能构成盗窃罪，具体结合业主自治实践、民事法律规定及公序良俗分析如下：

其一，从法律规定来看，《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明确了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范围，其中需业主共同决定的系“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等重大事项，而案涉废旧铁管系已废弃、无使用价值的破损设施，其拆除与变卖并非“改变共有部分用途”，亦非“从事经营活动”，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需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无需履行全体业主同意的表决程序。李某作为业主代表，处置该废旧铁管的行为，符合《民法典》关于业主共有财产管理的规定，在民事层面具有明确的合法性。

其二，从业主自治实践来看，小区业主人数众多，若要求业主代表处理每一项琐碎的公共事务（尤其是处置无价值废弃物这类小事）都事前征得全体业主同意，既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也违背业主推选代表的核心初衷——业主推选代表，本质上就是委托其代为处理小区日常公共事务、推进整改工作，若事事需全体业主表决，不仅会导致效率低下，甚至会因表决门槛过高而陷入决策困局，无法实现业主自治的目的。李某在请示街道办事处并与另一业主代表协商一致后处置废旧铁管，完全符合业主自治的实践惯例，属于合理履职行为。

其三，从共有财产管理的法理来看，案涉废旧铁管属于全体业主共有财产，依照《物权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共有人没有约定管理方式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李某作为业主代表，其处置无价值废弃物的行为，属于对共有财产的合理管理，无需事前取得全体共有人（全体业主）的同意，其行为未损害任何业主的合法权益，亦未违背业主的共同意志。

其四，从情理与公序良俗来看，李某作为无偿履职的业主代表，其核心目的是推动小区整改、维护全体业主利益，变卖废旧铁管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抵扣履职产生的交通费用，未谋取任何个人利益，其行为完全出于公益，而非私利。结合当时小区自救委员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整改工作迫在眉睫的现实，李某已尽到合理的履职审慎义务，若苛求其事前征得全体业主同意，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利于鼓励公民积极参与业主自治、主动维护公共利益，有违公平合理的情理原则，亦与公序良俗相悖。

综上，无论是从法律规定、业主自治实践，还是从情理与公序良俗来看，李某处置废旧铁管的行为均无需事前征得全体业主同意，该行为在民法层面属于合法的履职行为。依据“民法上合法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的法理，结合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李某的行为显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更不可能构成盗窃罪。

（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

二、事实之辩：李某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盗窃罪的认定需严格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其构成要件具有明确的法定性和排他性。结合本案事实及刑法理论，李某的行为在主体、主观、客观、客体四个方面均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亦不具备其他犯罪的成立条件，具体论证如下：

（一）主体：李某具有合法的业主代表身份，其处置行为系履职行为，区别于普通自然人的个人行为

从刑法犯罪主体理论来看，盗窃罪的主体虽为一般主体（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本案的核心在于，李某的行为并非普通自然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基于合法授权的职务行为，其主体身份具有特殊性，该特殊性直接否定了其行为的犯罪属性。

本案中，某小区因不具备入住条件，在东河区住建局、某街道办事处等行政机关牵头组织下，成立小区自救委员会，李某系在行政机关监督、指导下，由小区业主合法推选产生的业主代表，其核心职责是推动小区整改、维护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

东河区某街道办事处于2020年7月15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委托李某为合法代理人，处理小区内的一切事务，解决入住难，早日达到入住条件等，委托人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法所作的一切行为，接受问询的行为及签署的一切文件，委托人均予以承认”。该授权具有明确的行政指导背景和业主自治基础，其授权范围涵盖小区整改相关的全部事务，拆除施工中影响作业的废旧设施、处置废旧设施残值，均属于“处理小区内一切事务”的合理范畴，系李某履行业主代表职责的附随行为。

因此，李某的行为系基于合法授权的公益履职行为，其行为后果归属于全体业主，而非其个人，与盗窃罪中“个人私自侵占、窃取财物”的主体行为模式存在本质区别，其履职行为的正当性的公益性，排除了犯罪行为的成立前提。

（二）主观：李某无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盗窃罪成立的核心要件，也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刑法理论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侵犯他人对财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仍意图将该财物非法据为己有，用于个人挥霍、私分或其他个人用途，具有永久性侵占的主观故意。若行为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目的，即便客观上实施了处置他人财物的行为，也不能认定为盗窃犯罪。

本案中，李某的主观意图完全不符合上述非法占有目的的法理要求：其一，其行为的出发点是维护小区全体业主的公共利益，推动小区管网改造顺利进行，确保业主早日实现入住，其动机具有纯粹的公益性，无任何私利倾向；其二，其变卖废旧铁管的行为，本质上是“废物利用”，主观认知中，该废旧铁管系小区全体业主共有的废弃设施，无实际使用价值，仅具有废品残值，其将该残值变卖所得款项，用于抵扣其无偿为全体业主办事所产生的交通费用，系对履职成本的合理补偿，而非将财物据为己有；其三，即便李某在款项处置后未及时履行公示程序，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该瑕疵仅属于小区业主自治过程中的管理疏漏，系民事管理范畴，与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故意”具有本质区别——后者要求行为人具有主动隐匿、私吞财物的主观恶意，而李某既无隐匿款项的行为，也无将款项用于个人消费、私分的意图，其主观上始终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履职行为，不具有任何犯罪故意。

依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缺乏非法占有目的，即丧失了盗窃罪成立的主观基础，即便客观上存在处置财物的行为，也不能认定为犯罪。

（三）客观：李某的行为系公开履职行为

本案中，李某的行为系公开的履职行为：其一，案涉管网改造、废旧铁管拆除系小区公共整改事项，施工过程在小区公共区域公开进行，施工人员、部分业主均知晓施工及拆除废旧铁管的事实，不存在隐蔽性；其二，拆除及变卖行为均在公开场合进行，另一业主代表何某全程参与协商并同意处置，部分业主参与或知晓该行为，不存在“秘密”处置的情形，亦未采取任何隐瞒、规避权利人的手段。

此外，从财物性质来看，案涉废旧铁管系已废弃、无使用价值的破损设施，并非小区正在正常使用的合法完好财物，其价值仅为废品残值，李某的处置行为系对无使用价值废弃物的合理处理，而非对有效财物的窃取，与盗窃罪“转移他人有效财物占有”的客观行为模式完全不符。

（四）李某的行为未侵犯盗窃罪所保护的法益

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即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行为，侵犯他人对财物的合法控制与支配权，造成财物权利人的财产损失。若行为未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或占有权，未造成实际财产损失，则不构成盗窃罪。

本案中，案涉废旧铁管系某小区全体业主共有财产，李某作为业主代表，其处置行为系基于业主授权，属于对共有财产的合理管理行为，并未侵犯全体业主的财产所有权——变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支付履职产生的交通费用，未被李某个人留存、私吞或用于与小区整改无关的事项，全体业主未遭受任何财产损失；同时，该废旧铁管已无使用价值，若不予以拆除，还会影响小区管网改造施工进度，损害全体业主的公共利益，李某的处置行为不仅未造成危害后果，反而有利于推进小区整改，维护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不符合盗窃罪“侵犯他人财产权、造成财产损失”的客体要求。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若行为未对社会秩序、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则不具备犯罪的成立基础。本案中，李某的行为不仅未造成危害，反而有利于维护业主利益、推进小区治理，显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应以刑事犯罪论处。

三、情理之辩：将李某的公益行为入刑，严重损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来看，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手段，仅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需要通过刑事处罚予以规制的行为进行调整，对于民事纠纷、行政争议或业主自治中的管理瑕疵，应优先通过民事、行政途径解决，不得随意动用刑事手段，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延伸要求。

李某无偿为小区业主履职，一心维护全体业主利益，未谋取任何个人私利，其行为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有利于小区治理，若对其动用刑事手段，既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也会寒了热心公益、主动履职者的心，造成不良社会导向，甚至引发舆情，与法律维护公平正义、鼓励公益行为的立法初衷相悖。更为重要的是，若对李某予以定罪追责，将严重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与践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法治建设应引导社会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李某无偿履职、一心为公，主动承担小区整改重任，其行为契合“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公正、法治”理念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司法裁判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作用，若将这种出于公益、未谋私利的履职行为认定为犯罪，不仅会否定李某的善举，更会向社会传递“热心公益者必受追责”的错误信号，挫伤公民参与基层治理、主动维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类似案例中，法院再审改判无罪的裁判思路也充分表明，错误定罪则会破坏法治的价值引领作用，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的深入人心。

综上所述，本案的发生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小区自救委员会刚成立，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未建立完善的支出审批、账目公示流程，李某行为性质当时属于民事合法范畴，而非刑事犯罪。恳请贵局充分考量本案事实、历史背景，依法撤销对李某的刑事立案，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彰显刑法的谦抑性与公正性。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

辩护人：张万军

2026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