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新两重”的现实效能和全局意义——贾康在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两新两重”的现实效能和全局意义

——在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2026年春，根据录音整理）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想就“两新两重”政策方针的现实效能和全局意义，按自己的理解形成条理化框架，分三大层面作个汇报。

第一个层面：要特别注重这个方针政策在“问题导向”下的针对性。

首先，可以很现实地看到它扩大内需、优化结构的现实效能。2024年，中央明确地提出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两新”政策。现在是进入第三年了，我的印象里“两重”也在那个前后有了明确的文件中的表述。概念上，两新确实是很有新意的，过去没有过这样明确的政策框架；两重则其实有它的延续性——过去我们一直看重的，就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现在更使人有深刻印象的，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这个“两重”概念表述。作为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显然它们的针对性，就是面对着现在的内需不足——最新的说法，叫做“供强需弱”。

说得直率一点，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是出现在1990-91年，那时候叫“市场疲软”，其实是讲的一回事儿。过去传统体制下，长期的表现都是短缺经济，改革以后，先感受到的也是消费膨胀、投资膨胀，国民收入超分配，供不应求，物价迅猛上涨，到那时怎么一下变成“市场疲软”了呢？在当年的讨论中，就已意识到与整个体制机制的改变相关，是在比较深层的运行机制构建上，引出了、形成了过去意想不到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现在叫做“供强需弱”了，还是讲的这种运行特点。这个问题，也是跟2010年中央明确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后称其为“经济工作总基调”，现在又要强调“以进促稳”，在逻辑上是完全对应的，是应对着一个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经济下行的压力。经济下行，当然也就是景气不足，而景气不足呢，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供需之间主导的倾向是供大于需。我认为在这个总量的问题旁边，一定还要重视相关的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方面的问题，就要更强调结构视角的分析和认识了。简言之基本的概括，是虽然有周期性因素即处于经济波动中的低迷阶段，但还要注重更长期的、更深刻的影响，是来自结构性的问题。当然现在也有一种表述，是讲当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需求不足，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作出强调的意思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决不能忽视结构失衡跟我们现在所说总量方面的供强需弱，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把结构优化了，那么有效的产能会覆盖掉、冲解掉过剩的产能，供需的情况就会向良性方向转变了，所以在内需不足旁边，一定要念念不忘这一挑战跟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

如果我们现在努力贯彻中央“两新两重”的方针，在效能方面，显然首先就是它的扩大内需——这个一望而知，“两新”使设备、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的产能，释放为现实的扩大内需与绿色低碳升级发展；“两重”则使建设项目马上带出劳动就业岗位和项目所需投入品的订单，使内需的规模扩大立竿见影；同时，还要强调它们是在结合优化结构来提高我们发展的质量，这就落在中央现在说的经济工作的“高质量”主题上了。

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要实现高质量，靠的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而这就要特别依靠在各个要素中有乘数放大效应的非传统要素。传统要素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但现在我们要特别看重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这个概念中央领导接受了，近些年也一直在讲，它涉及“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放大效应，另外我觉得还要强调中国经济社会转轨尚没有完成的过程中的制度创新——这个“最大红利”、这个“关键一招”的乘数放大效应。

大数据时代，现在中央文件里明确地说，数据也成为生产要素。数实融合也会产生乘数放大效应。它在实际生活中跟科技创新的乘数放大效应，是叠加在一起的，在中国，也是与科技体制改革、配套改革带来的体制机制创新叠加在一起的。科技创新最前沿的表现是现在的数字化、数实融合，在数实融合里又必须承认大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它加入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个逻辑也是清楚的。落在它的发展上面的这种内需扩大、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当然就是增加我们发展的后劲、可持续性，就是惠民生，助力推进现代化。

所有的努力，最后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但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做研究的都知道，在利益的实现上有眼前利益，暂时利益，还有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后者代表着群众往往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但我们需要努力把握住的长远诉求。这种权衡，当然也是非常需要我们去总结经验做好的，合理的操作也要落实于两新两重的工作中。

接着说下来，第二个层面，我觉得可以对“两新两重”做个比较：两新仍然还有潜力，现在还在扩大它的覆盖面：其中从设备更新来看，似乎比一般而言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潜力，会更大一些；消费品的以旧换新也还要接着做，但我觉得决策层实际上也意识到了：第一年做了半年，安排1500亿元的资金支持；第二年做了一年，按照原力度翻倍为3000亿元；今年全年则有下调，安排2500亿元。实际上，这也是顺应潜力发掘的过程，并不是说永远都要保持这种投入力度，开始的资金量水平已有所下调，今后顶多再根据情况扩大覆盖面，适当掌握增加一些资金供应。设备方面可能潜力更大些，它实际上涉及生产资料的概念。那么它能持续多长呢？经济运行上讲，成规模的设备更新是有来潮退潮的，我们近年努力推进以后，六年、七年、八年，我觉得也就这个界限了，不大可能特别长了。

但是我愿意强调：两重可不是这个时间界限。两重做下去，我觉得至少有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适应性周期，它很可能伴随我国整个未来“新的两步走”，直到2050年——这样从全面小康后，接近30年的时间段内，可以不断发掘这方面的潜力。所以要特别注意，两新两重政策在当下和中长期的适配性特征，尤其要看重两重的长期功效。

如果从两重来看的潜力空间极其巨大，当然就值得特别展开做一些考察分析。我们中国具备特大规模经济体的消费潜力，中央由此也非常强调“大力提振消费”。但有的研究者说，抓住这个，刺激了消费，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觉得这是没有把中央的系统集成思路掌握好。中央的表述紧跟着是“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内需”，都有相应部署。

发力全方位扩大内需，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良性循环呢？从学理层面讲，只要人类存在，就一定有消费需求，是形成原生动力。但人类消费原生动力所带出的最关键的创新，并不是发生在消费需求侧，而是发生在满足消费需求的供给侧——真正看得见、摸得着、具有“第一动力”意义的创新活动，一定是发生在生产经营者以投资安排对原生动力做出回应、进而提供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侧。这种有效投资形成的有效产出——即有效产品和服务，能够让消费与投资形成经济循环里的良性状态，也就是我们追求的“良性循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生动力永无止境--老百姓追求好日子，没有“天花板”，永远会有更为升级的新需求。在中国特大规模经济体的发掘消费市场潜力这个问题上，按照中央系统集成的思路，我们必须对与投资相关的问题更充分地作出展开的认识|论证——但恰恰是在思想界、舆论界以及实际工作部门中，人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轻视这一点。大力提振消费深入人心，老百姓听着也高兴，但同时要经过好几个环节、甚至绕个大弯才能说清：有效投资才是关键。这一点，一般人不太注意，但研究者绝不能忽视。

当前应正视:中国作为特大规模经济体，要推进创新发展，实现长期发展、增强后劲，很多方面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扩大内需的有效投资，既要包括市场主体、企业的有效投资，更要重视特殊阶段上加大政府的有效投资。政府有效投资直接入场，产生其效益，进而拉动景气回升、带动市场预期改善、信心提升，让非政府主体投资跟着活跃而跟进，这是综合绩效概念下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是特大规模经济体市场潜力发挥的阶段性关键问题。由此，我们要打开眼界，让政府过去“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正好借助中央已明确的、以公债为主力的投融资支持工具，以及带动社会资金跟进的历史机遇，把事情做实、接续推进，从而可使“有心无力或乏力”的状况大幅缓解，这个机遇是历史性的。

“两重”的可选具体项目，我愿先点一下：最特大型的项目可先作内部讨论。已发表的“十五”规划纲要我看了，似还不够细致，有一些可能不便直接写入。比如，不知道有关部门内部有没有讨论过烟台和大连之间的海底隧道——说了好多年，现在有没有人推进？还有海南作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港区建设，能不能开建内地与海南之间的隧道或桥梁？对这类特大工程，还有人提到“朔天运河”（大西线调水工程），也有人觉得那是天方夜谭，但具体如何，我认为研讨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不是三年五年的事，以15年、20年、25年的视角，回看中国和平崛起过程，这类项目值得讨论。当然还有其它方向更为确定的项目选择，后面汇报。

这就要进入第三个层次，我愿在探讨中直率提出看法：应当澄清政府有效投资可选项目方面的认识误区。当前最主要的误区，第一个是：认为中国现在投资已经基本饱和，地方政府找不到好项目了。我认为这完全与现实背离。前面说的政府过去“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很多项目，都落在各级地方政府层面。比如，最直接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些年因大雨造成的涝灾的威胁，越来越明显。人们在说雨线北移，似乎确实是这个态势。雨线北移带来的，有人说是国运方面千年一遇的良机——北方原来一些荒漠地带，现在加上大片光伏电场建设起来以后，雨水多了，遮荫了，地上长草了，生态马上就不一样了（光伏电池板下面可以散养家禽，因为长草了，有虫子、有草籽等），这是带来的正面效应。而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就是大雨和洪涝灾害。这几年给人的印象很深刻，不多说，仅举震动全局的郑州特大暴雨灾害为例，是引起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网上见到国务院领导到现场的视频，站在隧道口，明确说，这个隧道里淹了多少辆车、死了多少人，要查清、要追责。以后虽没有官方消息进一步澄清（一开始说死了几十个人），但有跟着的消息是，郑州前些年已经在海绵城市建设方面投入了几百亿元，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我没有途径进一步查证，但根据现实情况，需要弄清为什么没能防止大雨来后悲剧的发生。而且往以后看，“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肯定要亡羊补牢，来把海绵城市建设做到位，就是我前面说的，过去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现今毕竟得筹钱，把钱砸到地底下去，把海绵城市、海绵流域建设做好。一般是从局部开始，最后要做到全覆盖。比如北京，我知道海淀公园是多年前就立项安排的试点区域，另外有温榆河公园、城市缘心森林公园、环球度假区景观水系等按海绵城市设计建设的多个蓄水库、蓄涝区。这些事情，政府很早就在做，只是什么时候海绵城市能全覆盖北京，还不知道。郑州出事以后，人们可能要追问：为什么有这么大量的资金投入，仍然不能避免悲剧？我觉得至少有几种可能性：一是建了一半，功能还没完全表现出来，大水就来了，所以没有达到减灾防灾效果；二是有可能规划不合理，钱也花了、也建出来了，但面对极端情况不顶用；三是工程质量不过关，豆腐渣了。从中长期来看，政府今后的选择是什么？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把这个事情做到位。郑州如此，别的地方呢？广州动不动大雨之后，有多少地下车库的车辆被淹掉，这种事情今后怎么避免？北京过去有立交桥下淹车淹人的事，前两年那次大雨，门头沟和邻近的河北涿州作为主要泄洪区，也是损失惨重，对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没有别的选择，趁着现在我们要扩大内需、政府有效投资要加码，必须赶快把这个方面的项目，列为各个区域“海绵城市”建设和配上“海绵流域”建设的重点，纳入“两重”。我注意到“十五”规划纲要里面，没有海绵城市、海绵流域的直接表述，但它讲到“水网建设”，意思已经点出来了，是覆盖整个国土、水系、要成网的通盘优化设计。

那么显然，做这里说的海绵城市、海绵流域建设的时候，一定要涉及水系改造、大江大河治理、基本农田灌溉体系升级保障，以及在中心区，一定要对接的地下综合管廊。综合管廊可是写入“十五”规划里，直接表述的，过去也已说了多年，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下工程，而现在能做到的筹资机制变化，已特别直观地体现出来，有望显著化解资金瓶颈了。综合管廊50年代后期北京就有了，天安门广场一带是先例，但只敢在这一个地方做——地面上看不见一个电线杆子，没有一条架空线网，然而其他地方做不起，太贵了。但说了这么多年后，现在时机到了，筹资也有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和PPP等创新机制。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光看美国还有那么多电线杆子，我们未来真正实现和平崛起，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自己的跨越性。前些年我就对城市建设部建议：应该有一个政府管理部门“更好发挥作用”而规定所有新区建设的标准图纸，其中必须包含地下综合管廊，否则不许开工（老城区没办法，慢慢改造）。这个事情一直清晰度不够、决心不够，而现在我认为恰逢其时，必须这么做。地下综合管廊里面纳入的所有管网的负责主体，每个年度都要向综合管廊管理当局交年费——年费源头，是所有入网管网、线路的“使用者付费”，这非常清楚：虽然是比较弱的现金流，但是以地方专项债顶格安排30年为期、特别国债30年为期、超长期特别国债50年为期，完全可以覆盖它的闭环运行。30年、50年的腾挪空间，可以非常好地把它处理为跨期平衡，实现扩大内需、增强长远发展后劲、提升发展质量等综合绩效。这个综合绩效，直观看上去就是我们讨论财政绩效概念所说的：那怕直接效益体现很弱，甚至感觉不到，但是从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来说，所谓“国民经济综合绩效”是不可否定的。在中心区域做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又一定要连通轨道交通网的通盘规划来做项目安排，这也是很清楚的事——国土开发要“全国一盘棋”，这是典型的情况，不是少数基层单位、少数有创新创业积极性的主体自己“试错”，就能把这个网合理形成其结构的，这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必须做好的顶层规划。

可知，要做减灾防灾的“两重”建设，海绵城市、海绵流域无法回避，真正的水系治理、全国水网建设、乡村振兴、基本农田灌溉体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需要紧跟着说些展开的认识：这样中心区必须匹配的，是综合管廊、轨道交通网建设项目最密集的区域，在地下走地铁；到了边缘地带、郊区，可以降低成本升到地面上，成为轻轨。纽约如此，东京也如此。北京上海和纽约东京，都高楼大厦林立，看上去现代化气息很足，但要问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纽约、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上海高得多，却不用对居民购车作限制性摇号、以及车到手后的限行？根本的差别，就是人家的基础设施达到了相应水平，老百姓有钱愿意买车就买车，既扩大消费，也带动经济繁荣，在老百姓买车之后，自然而然的选择是：节假日、周末开车出去享受生活，平时则只做应急使用；日常通勤时，郊区居民把车开到政府规划好的停车点、停车位（一般可平价），然后进入轨道交通网，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到达目的地。这就是发达国家实际的日常公交体系运行水平。别看纽约地铁系统已经老破旧，但它的基础设施支撑的综合绩效非常高。从社会综合绩效考评来看，我们现在北京、上海和国际先进状态还差一大截。北京、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中国至少有几十个城市，都无法回避，必须抓紧建设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这必须列入重点建设任务。说得直率一点，我认为管理部门这些年的思路还是不够放开。非得3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才能建地铁吗？欧洲、美洲的很多城市早就有地铁，比如德累斯顿，被称为“欧洲的阳台”，常住人口只有几十万人，轨道交通网密度却比北京还高；我1988-89年作访问学者的匹兹堡市“大匹兹堡”概念下也只有39万人口，那时就已建成了地铁。这首先是体现理念上的差距。中国现在大量中心区，要赶快抓紧建轨道交通网，否则就会重走北京、上海出现窘境的老路。老百姓一定会越来越多地购买机动车（当然未来也可能出现新的模式，不是私人购买机动车，而是配备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一类的车辆，然而毕竟还是机动车要满街跑），机动车问题，一定要和城市轨道交通网一起通盘考虑。如果没有轨道交通网支撑，没有配套的停车场、停车位建设，城市治理方面好的设想就要泡汤。这方面还有可展开的很多分析。现在北京、上海这种状况，其实已经成了国际笑话。北京市民购车摇号，曾经是40多个号中一个，人称中签率等于“轮盘赌”，后来是升到两千多比一，更成了五十倍的“轮盘赌”。解决这种问题，必须借鉴全球发展经验，从挖掘自身潜力的角度来积极解决，怎么会说地方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

过去我说过，现在我仍然有底气说：地方政府辖区里，适合“两重”概念来做的投资项目，在全中国俯拾皆是。这并不是讲每个辖区用一套方案照搬，而是各个地方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建设的“两重”具体项目。合适的投资项目，不是简单地拿来一张清单、每个地方照单抓药，而是要动脑子，看长远，政府结合自已辖区的发展战略做顶层规划，是大有可为的。（至于各个辖区里在中心区之外的乡村振兴，也一定要有增长点，新的园区建设，也必不可少，等等）。这是我认为需要澄清的第一个误区。

还有第二个误区：认为政府投资必然低效、政府投资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我不否定存在政府投资不当的问题，也不否定可能出现挤出效应，但这些却并不是注定的。政府有效投资怎么才能有效？我们多年前就有论文作论述：从全局出发，把握好政策扩张的时机与必要性、掌握好扩张力度，合理明确投资领域，在项目落地过程中提升规划水平，再加上具体项目科学论证其可研、资金不被挪用、工程监理到位等一系列措施，来保障有效性。

在项目选择方面，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要做的有效投资，有别于企业层面的有效投资。企业层面的有效投资的有效性，可以用微观视角的成本效益分析来量化；政府的有效投资，也离不开成本效益分析、管理会计方法的运用，但绝对不能只看微观账面。如果只从微观视角看，很多政府项目就是“低绩效”的代名词。比如青藏铁路，我没看到财务情况的披露，但可以肯定，投资回收从账面上看是遥遥无期的，但它的综合绩效、战略绩效是无可替代的。它的客运、货运加在一起，能不能覆盖运营成本，可能都要打问号。但是它的综合绩效无可否定：它对公共产品覆盖全部国土起到特定区域的关键作用，是西部直达边远地区“要致富、先修路”的基础性建设，它还是从经济层面，上升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抵御分裂势力、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层面的综合绩效，是让藏族同胞和其他少数民族同胞、西部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重大的必要举措。这种综合绩效的量化核算，是全世界的难题--多年前我研究财政时就知道，国际上对这个课题的热度长久不衰，方法、套路还在不断探索。我们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必等待西方有成套理论和方法支撑才去做，现在就要认清这一点。

在超越微观视角的绩效有效性之外，还有一个视角：把时间段拉长到长期、超长期来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适当超前”所形成的有效性，超出一般人的眼界。举个例子，对中国最早影响很大的高速公路——沈大高速（沈阳到大连之间），当时有一种意见说：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建这种高速路吗，太超前了吧？没想到老百姓把车开上去，体验非常好，结果不到两年，路上就车满为患，高速“快不起来”了。当时只好封路、重新征地拓宽车道，施工将近两年，期间民怨很大，好不容易完工，才又补上欠账。后来沪宁高速也出现同样情况，开通不到两年就车满为患。这次不敢照搬沈大高速全路封闭施工的经验，改成单向分段施工，封一侧、放一侧，双向轮动放行勉强维持可通行，但老百姓当然也非常不便，多有怨言。所以从财政综合绩效来看，有能力一次打足提前量，是最合算的。北京航空港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后首都机场T1扩建，很快不够用了，又扩建T2；没过几年又不行，再建T3；后来全面布局，又不得不建大兴机场。如果当初资金一次到位、T1到T3一步到位建成，综合绩效会高得多。只是当年没有PPP等模式，政府财力有限，只能量力而行、分步建设。未来我们有条件把眼界放得更大，机制用得更活，应把提前量尽可能打足。这里面有很细致的科学性，但有些眼光长远的领导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我印象中，万里同志曾讲到，当年建长安街时有人批评街面太宽，多花了钱，没想到十几年后，堵车严重，东单、西单为甚，恨不得再宽些，完全印证了长远综合绩效的考量。还有，西部的一些高速路网，现在看起来车流量不大、空空荡荡，但这是阶段性现象。虽不能盲目过度超前，但适度超前是规律性要求：有了路网，外部车辆能进入、使旅游先获发展、又使当地土特产能外卖，同时商品经济的市场观念，会进入边远地区，带动商品经济发展和观念更新，引出市场培育和发展，促使本地能人创业创新，百姓收入提高、买车便增多，路上跑的车会越来越多。从全局、结构优化、综合绩效提升的角度讲，这方面的探讨应该进一步深化。

总之，不能说政府投资注定低效，至少要在从前面说的两大不同视角来看：第一，综合绩效视野之下虽难量化，但必须是放到长远周期中去算八九不离十的总账；第二，有能力的话，结合机制创新适度打好打足提前量十分重要。

另外，“挤出效应”也不是注定出现的。经济低迷时，政府增加投资不会产生挤出效应，反而产生拉动效应，这可以有充分论证。我们现在阶段上正是这个特点：政府加大“两重”投资，以拉动效应为主，是非常明显的。

此外，还有一个理论联系实际需要澄清认识误区的要点，我已写出长篇论文，就是要清算所谓“李嘉图等价定理”。李嘉图本人曾提到过的这一思路，是说在举借公债和税收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替代的等价关系。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学者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并命名为李嘉图等价定理。最简单的说法是：举债和征税可以等价，因为借来的钱，最终要靠未来的税收偿还。由此引申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既然两者差不多，该举债就举债；但另一种是更多人从生活常识出发，觉得举债不好、增加压力，既然等价，就不必举债，用非举债途径（收税）解决问题即可。但结合现实，我已作出完整论证（今天不展开学术分析），要讲清楚：李嘉图等价定理在现实中不成立。它理论上有非常严格的假设条件，现实生话中根本无法满足，实践中完全站不住脚。最简单的道理：政府想加税很难；而举债，直观上就比征税容易得多，能迅速解燃眉之急。我们现在的地方专项债，就是地方政府解燃眉之急的主力。三年疫情，地方背上大量债务。2022年11月防疫政策调整、社会生活放开后，2023年所有方舱项目无论建成、在建还是刚立项，全部停用停建，但债务压力集中暴露。中央意识到地方压力极大，严令不能再形成新的隐性债务，但各地要灾后重建、要处理火烧眉毛的欠账，怎么办？实际上只有一个来源：地方专项债。应付急事，先用这笔钱填上。到现在好几年了，中央并没有一个文件敲打地方挪用专项债资金，因为大家心知肚明，总得让地方活下去。这就是现实中潜规则替代明规则，用举债机制给地方一条活路，这是征税做不到的。后来中央还明确：地方专项债资金可用于给有困难的地方银行及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帮其增信，再以合规、低成本负债渡过难关。不用明讲也能知道，这笔补充的资本金不会永远留在账上，等困难解决后，可酌情抽回，再投回原定专项建设。地方专项债顶格安排是以30年为期，时间给出的腾挪空间，足够完成闭环。现在中央更进一步提出，可扩大专项债补充资本金的项目与范围，正是看到这个机制可用。

我简单强调一句：过去有观点说公债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债，是有道理的。它和私人、家庭的债，表面看一样，有借有还。但公债（国债、地方债）在持续循环中，每一笔虽有借有还，总体上却可随着GDP规模不断扩大，只要把债务率控制在与GDP相比的相对数安全水平，安全问题就有保证，这样债务资金使用的绝对规模会不断增加。比如公共负债率保持在GDP的60%左右，GDP增长多少，举债资金规模也同比例扩大，这是所有经济体共通的基本情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每一笔公债有借有还，但政府可使用的公债资金总量却在不断增加，沉淀下来的资金长期可用、持续增长。当然，如果把握不好，举债过度，负效应压倒正效应，就会形成危机，乃至引发恶性通胀、政权动荡，甚至改朝换代。但真到那一步，公债也不是债——新政权不会认旧政权债务；恶性通胀会把风险摊给所有债权人，通胀一发生，债务也就会随之被消化掉。我们追求的，当然是良性循环，在防范风险中持续用好公债手段，推动供需进入良性循环。总体来说，必须清算李嘉图等价定理在现实中带来的各种认识误区。我的相关论文网上可查，15000多字，有详细论述，欢迎批评指正。实践中，我国已经用到超长期50年期国债，这个空间还有多大？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纽约在1900年前后其发展高歌猛进时，曾发过100年的市政债。买主出手购买时，谁会设想自己还能活100年？其吸引力，是每年可以拿着这个凭证领取利息收入，这个票据凭证还可以继承，就这么发行出去了。我国现在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也明确了，半年付一次息，所以购买债券的主体，包括商业银行等，完全没有担心。这件事的相关机制，如果真到了紧要关头，在并不动用变现国有资产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把超长期特别国债还本付息拉长到70-80年。这个未来70年、80年的发展腾挪空间，非常可观，能做大量我们想做过去却还做不了的事。

简要回顾一下：我国第一次发行特别国债，是朱镕基同志担任总理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他刚正式出任总理，在两会上明确提出“一个确保”，没想到两会刚结束，数据就出现异常，于是启动预算调整方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先是1000亿元，后来调到1500亿元，同时安排四大银行购买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国债共2700亿元。财政部获得资金使用权后，马上打回相关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账户，使它们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当时要求的水平，使国际上“工农中建技术上已破产”之说不攻自破，稳定了大局。整个操作所有环节都合规，但听着就像变戏法一样，公众的资金表现为银行存差后，通过账户拨转，问题就解决了。2700亿元当时是天文数字，但配上30年偿还期，现在还不用还，到2028年偿还时，在整个财政支出盘子里占比不到一个百分点，完全是小菜一碟了。这件事对全局的贡献非常巨大。随之而来的利息压力怎么解决？当时财政部提出6.5%，银行方面提出7.5%，国务院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拍板，取中间数7%。这时财政部才亮出底牌：银行手中掌握的国家注入的资本金，应该承担向国家上交资本收益的任务，建议每年定为7%。这样一来，一分钱额外资金都不必实际动用，付息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这么好的腾挪机制，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几轮发行特别国债。在可预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的公债“发得出、用得上”的空间十分宝贵，非常有利于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更有弹性地掌握回旋余地和化解矛盾制约，只要努力推进，安全区内运用公债政策手段支持两新两重等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完全可以争取更好结果。

从增长目标来看，达到2035远景目标要求的年均增速，弹性空间大概在4.5%-5.5%，或说接近5%，这是我们“保证速度”的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必须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速度区间。总书记在对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的《说明》中，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很有希望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届时中国经济总量或折为人均的GDP，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学者们根据人口变动假设情境测算，15年间的年均增速要求，是为4.5%-4.9%，中枢在4.7%左右，今年两会提的4.5-5%，正好压在底线之上。中央明确提出的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背后对应的就是这个增速区间。而且需要注意，基数越高，增速重心越可能下调。这15年间，前半段我们要努力在5%以上运行，这是基于这个背景可作的瞻前顾后的考虑。

所以我认为，从全局和战略意义来看，当下“两重两新”方针政策诉求的核心之一，就是在实质性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增强后劲化解风险，真正实现中央要求的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运行中要努力保证速度底线不被击穿。这是关系到整个现代化战略意图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有的研究者说，没关系，速度低一点也行，老百姓照样过好日子。这种话太轻飘飘了，我认为站不住脚。中央多年反复研讨后确定的“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绝不是可以不考虑数量指标的。保证合理增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上升到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占用大家较多时间，欢迎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