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俊平国学管理经典著作《从卓越到中庸》连载19：第三章（四）

第二节、中国秦以后管理思想概论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杰出人物，在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科学、文化活动实践时形成的。这些管理思想大多属于认识性和经验性积累，稳定、和谐及以人为本是其追求的目标。

3.2.1 秦汉至宋元时期的管理思想

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央集权政治管理体制

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和依据，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管理体制国家。

秦始皇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臣下为自己制定尊号，以“皇”“帝”并称，且自称“始皇帝”，这一做法体现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与专制皇权相适应的是中央集权的管理制度，以 及推行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措施，包括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交通设施。

在思想文化方面，秦始皇开始采用以法家为主、兼容其他学派的做法，阴阳家、儒家、道家都有一定的地位。秦王朝“焚书坑儒”的倒行逆施，以及因穷兵黩武和满足私欲而大量征发劳役，引起民怨沸腾，加速了王朝崩溃。

汉朝——融合先秦诸子百家的儒家治国之术

西汉前期统治者崇尚“黄老之术”。“黄老之术”的中心思想源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强调“清静无为”，主张与民休息， 鼓励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节约国家开支，少兴土木工程， 等等。这些思想对于恢复社会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

“黄老之术”在理论上的阐发主要集中在《淮南子》一书中。书中提出：世界上的事情不可勉强去做，而要顺应其中的自然规律去加以推动，倘能对此有自觉的认识，则“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无不治”。汉初的“黄老之术”到汉武帝的统治时期告一段落。此后，汉武帝在全国征集治国之策，其中，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最受汉武帝推崇。但是， 在现实的国家管理实践中，儒家并非唯一的选择。此时，儒家孔子学说已开始变异，它融合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成了“治国之术”的统称，也成为历代统治者秉承的官方管理哲学。

汉朝还确立了“三公九卿”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三公” 指丞相（政务）、太尉（军务）和御史大夫（监察并协助丞相处理政务）。“九卿”指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太常”掌管宗 庙礼仪文教；“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卫尉”掌管首都卫戍； “太仆”掌管宫廷车马仪仗；“廷尉”掌管司法；“典客”掌管诸侯、少数民族及外交事务；“宗正”掌管皇族事务；“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少府”掌管皇帝私人事务和财产。以上官员由 皇帝任免和调动，外朝官和内朝官，互相牵制，整个行政大权 掌握在皇帝手中。

除文化与行政体制外，西汉的经济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专门为杰出的工商业者立传，并通过此传表达了自己独特的经济观点。货殖是指通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 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司马迁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商人自由，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他反对“重农抑商”政策，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承认物质财富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强调经济的发展关乎国家盛衰；等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魏晋南北朝——多元化统治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思想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在实际的管理实践中，统治者所看中的是“术”而不是“儒”，只要合乎需要，都可以为我所用。在这方面，汉魏交际时期的曹操是代表。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软硬兼施，和平稳定时，应突出儒家的礼义教化；拨乱反正时，则应执法家的刑赏二柄，否则一味用儒家思想就太迂腐了。在用人政策上，曹操一反儒家的“贤人政治”思路，主张提拔那些“不仁不义而有治国之术”的人才， 提倡“唯才是举”。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制度合理性和权力合法性的讨论。对于制度合理性的讨论，集中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有三种代表性的意见：第一，“名教出于自然”；第二，“越名教而任自然”；第三，“名教合于自然”。对于权力合法性的讨论，则因当时皇权更替频繁，故只关注改朝换代的合法性问题，对此，以儒家的解释为主，认为“圣王革命”“顺天应人”。此时思想的多元化，还表现在佛教和道教的影响。统治者看到，佛教宣传的五戒（反对杀人、盗窃、淫乱、妄言和酗酒），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南朝梁武帝时把佛教奉为“国教”。

本文节选自段俊平先生国学管理经典著作《从卓越到中庸——中国化的管理智慧》

段俊平：著名国学专家、著名书法家、知名管理学者，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管理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硕士、京麓书院创始人、民建中央文化委委员、民建北京海淀文化委主任、曾被评为“中国百名最有影响力专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创新，倡导将东方管理智慧与现代管理科学相结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管理”新儒学应用理论，深受学术界与企业界的高度认可。在国内外300多种学术期刊和杂志发表数百篇论文，其中多篇文章被选为议论文范文，入选中小学选修课本及中考试题。著作《企业幸福力》、《传承的力量》、《大道行简》、《中国管理往事》、《从卓越到中庸》等中国化管理专著，多次成为年度畅销管理类图书，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