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朱维铮先生，我有什么样的感概呢?咱们的学者，走了以后，我们来追思。当然追思需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在生前的时候，我们的体制有没有尊重他呢?这是我们要想的问题。朱先生在复旦执教最起码五十年以上，我一直有个遗憾，可能是终身都不会办好、一直没办好——我曾跟大哥讲过，给他搞一个五十周年执教日。但后来想想不对呀，他不是我们高等研究院的，只是我们的一个学术顾问。我觉甚至得历史系都不应该来张罗，是应该由复旦大学来张罗的，但学校没张罗。我觉得我们这些老学者生前的时候，能不能给他们足够的重视。当然这个追思会很重要。
我跟朱先生相识，印象当中是在八十年代末，大概是1988年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杜维明先生组织一个会，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我和朱先生就是没酒就不吃饭，怎么能没酒呢?然后杜维明很不好意思，赶紧去弄瓶酒来。一问这个桌上，汤一介、庞朴啊，他们都不喝。我们两个人就一人一半，他说就一人倒一半吧。我当时心里想，听说朱先生好酒，也懂酒，但没想到他如此豪爽。于是乎就在那个酒桌上，我们一起喝酒。然后，朱先生，我心里把他当作先生，他说我们俩就兄弟相称，所以我一直叫他大哥。
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很了解朱先生的为人了。为什么?我当年跟汤一介先生、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都有很深的交往。他们在评价上海学术界的时候，都会讲三个人，可能第一个就是朱先生。更重要的是，甚至那些被他批评过的学者，也认为朱先生的学问好。
他们讲朱先生不是说他骂不骂人或者别的什么事，而是说这个人是做学问的，是真正有学问的。所以当时他一说我们俩做兄弟的时候，我真是诚惶诚恐。但我非常高兴，觉得此生有这么一个大哥，不错。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每年会来上海。元化先生也跟我是老朋友，每次工作完了，他都会请在他那个酒店里面请我吃饭。每次谈话，必谈的就是朱先生。08年我来复旦，参加的第一个追思会是元化先生的追思会。很遗憾，我在那个追思会上没有看见我大哥。我知道我大哥对元化先生是最好的，而元化先生跟我讲，在思想上最亲近的、最信赖的也是朱先生，每次他都要谈及。
来复旦以后，我们就有了更多的交往。当然我是烟酒茶都来，我大哥更是如此。我们两个人可以喝酒喝到半夜两点，一喝一瓶半。大嫂看到我们喝得尽兴，没办法，只好翻出一瓶更好的酒来，让我们喝。
很多人说朱先生骂人，是要指着人骂的，今天在会上，我还听到许多这样说。但我觉得这是不了解他究竟骂什么人，他第一个骂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他经学史研究当中三句话中的一句话，“学随术变”。他特讨厌的就是你跟风走，跟着政治走。今天主张这个，明天又突然变了的那种人。比如，原来完全根本不懂自由主义的一个人，明天他就成了自由主义者，再过两天他就变成反自由主义者、要跟你脱离干系的人。他说的不只是在他身边的事和人，而是指整个中国的学术界，对于这样的人他是非常痛恨的。他要骂，你在场不在场他都骂。他骂的第二种是什么人呢?就是不懂装懂的人。有一次，朱先生在我们高研院做讲座，有个学者做点评，点评的时候给了一个史料出处。坐在下面的朱先生就说，你错了，你都没认真看，这里是你搞错了，你还很堂而皇之地当真的给大家讲。这是第二种他要骂的人。第三种他骂的人是，现今推行数量而不讲质量的体制中人，对此，他厌恶得不得了。他就跟我数落哪些杂志是绝不投稿的，绝对不给他们稿子；哪些出版社永远不给他们稿子。为什么?他认为这不是做学问。所以我觉得这是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另外，我们这个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是搞社会科学的。为什么请我大哥朱先生做学术顾问?最主要的原因不知道在座的清不清楚，当然我相信他的弟子们可能比较了解。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了解颇深。他一直跟我讨论什么哈耶克，我说：“大哥你怎么也关心这个?”谈着谈着，你就发现，他还真是非常认真去读那些文献，去想那些问题的。有位先生当年批评一个人，表扬一个人，说有一个人懂自由主义的，就是朱先生。后来我征求了很多的学术委员会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朱先生可以当这个学术顾问。他真的是在做自己专业同时，还关注其他的问题。所以我想讲给诸位听的，也是我自己对大哥的感受。
(此稿根据邓正来在2012年4月22日朱维铮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整理。)
来源：《怀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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