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城市 | 异乡人的东北，鞍山《欢迎再来》

在中国文学中，东北一直是一片独特的创作沃土。这里的故事，与人的离散和社会潮流的变迁紧密相连。从深沉乡土与知青记忆，到“东北文艺复兴”，文学家们用不同的笔触，勾勒着这片土地的过去与现在。

在这样的传统中，作家白嵩另辟蹊径，他携《欢迎再来》，以“离开者”的姿态，重返那座东北工业小城——灵山。对他而言，这本书并非纯粹的东北地方文学，而连接着更广阔的人类经验——作为永远的异乡人，那些逐渐飘散的个人记忆，可以安放在哪里。

本期《如此城市》与作家白嵩、法兹乐队主唱刘鹏打捞“人人皆流动”常态中被遗忘的故乡。

——“我来自一个曾经非常辉煌的老工业区”

白嵩：说这本书前，我想先谈谈身份认同。就像前言里写的，现在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很多都来自某个小县城或乡村，同时他们不说自己是都市人。面对大都市的迷失、碎片化的信息时，家乡就成了一种治愈。它承载着记忆，一种温暖的、被包裹的记忆，就像我们总惦记着妈妈的菜、家乡的味道。到了一定的年纪后，我才发现家乡的重要性。

我原本的家住在鞍山北部的灵山，一个非常辉煌的老工业区。2001年父母经历了下岗潮，离开东北来到西安。他们离开时说会再回去，但后来再也没有。这次离开是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它意味着我们在东北的家没了。同时，下岗潮引发了很多家庭争执，划分财产、老人寻找“后老伴”等等，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这种离开的悲伤传染给了我，我甚至厌恶自己的口音、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家乡。直到父母和他们的兄弟姐妹和解，我心里的阴云才慢慢散开。我开始意识到，童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是80末90初的人，经历了集体主义时代的尾声，很多记忆就停在了那里。北方仿佛被遗忘了，但这种遗忘，反而成了一种保存。在书里，我带着这些问题去书写：

我究竟在怀念什么？是童年本身，还是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特有的生活气息？

在书写的过程中，我发现时代的缩影在我的家庭中产生了：父亲三兄弟，有人留在东北，有人离开；有人当兵，有人下乡，有人进工厂——工农兵三种形象，都在一个家里。每个人的家族史，都是历史的缩影。我想用文字，让这些人重新站立起来。

影片《欢迎再来》有自己的寓意，而书中的维度更多。

在“离开东北”的大环境下，我寻找的行为到底是重回东北，还是去到东北。直到在灵山的某一天，我看见墙壁上写着“欢迎再来”四个大字，这个表达非常残酷，带有一些悲情色彩，同时又保有一些希望。我觉得在探索我与故乡的关系过程当中，这四个字很重要。其次，在这些年的书写中，我的姥姥、爷爷相继离世。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经历了与祖辈的告别。三十多岁，对生命也有了新的体会。“欢迎再来”，也是对生命的一种追问吧。

冰冷的遗迹，滚烫的归途/《欢迎再来》新书&纪录短片大屋顶书馆讨论会

刘鹏：大概是2023年秋，白嵩给我看《欢迎再来》的初稿。在此之前，我们常见面聊，我也见过书里的一些大哥，但读的时候，书中的描述让我想到自己的过去，尽管我们生活经历很不同。我喜欢这本书的地方是文字朴实。

白嵩写自己家的事，同时尽量保持一种克制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字里行间把读者带入到他们的家庭。这和我写歌有很大的共通性。有一些歌我会完全以自我的视角，例如写给我女儿的歌曲；但有些作品，我想探讨更社会性的主题，就会尽量不掺杂自己的感情，只是作为观察者、讲述者去写这么个故事。

——当东北，被原封不动地搬到全国各地

如此城市：鞍山作为强烈的国家意志造出来的新城，和苏杭不太一样。在江南谈东北，十分有趣。读这本书，我们仿佛来到《钢的琴》的电影现场，看到这些“人造城”里的青春故事与悲欢，以及独特的生活细节，它是一个特殊的城市空间。

白嵩：我之所以能相对清晰地理解家乡，恰恰是因为我离开了。这种“离开者”的视角，让我能稍微客观地回看它。从纪录片从业者的视角看，鞍山每个时期的历史都很具体：从俄国、日据时期，再到后来，它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不同时代的主导者都在做同一件事，挖矿、炼钢，通过铁路把钢和钢制品运往全国、运往国外。只是服务的对象在不同时期不同而已。

而灵山是1958年中苏友好时期为鞍山规划的卫星城，负责把鞍钢（从鞍山炼出来的钢）做成具体的东西，再把这些产品，例如拖拉机、铁塔、钢绳向外运送。我听一位沈阳铁路局的老大爷说，灵山站一度是全中国货运量最大的火车站，可想这里曾非常繁荣。

（ 图/鞍山红旗拖拉机制造厂）

这里的城市布局也很特别：南满铁路（曾经叫伪满铁路）穿城而过，西边全是工厂，东边是生活区，北边和铁路相关，工厂和铁路的文化交织在灵山。所有人都在同样的医院出生，所有人上同样的幼儿园、小学，一点一点成长。我大爷当年上的幼儿园，后来我也在那上，现在这个幼儿园还在。灵山的美妙在于它被遗忘了，当你重返街头，所有的东西都还保留着，但又有些改变：街道或许被重新规划，老房子被刷上新漆，但整个格局、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其实都还在。

比起回忆或怀旧，我更希望探究当下与未来的关系，所以这本书的创作视角始终是现在时——在当下看见的细节里，寻找与过去的关联，在与家人的交流中展开他们个人的命运故事。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宏大叙事，它有很多家长里短，有很多普通人在时代起起落落中的影子显相。

因此，这本书的核心在于生活气，或者叫人文风物。书中叙述的是东北的故事，但它不为东北而写。我认为任何一部作品的核心是对人本身的悲悯。我写的是每个人的故乡，是每个人生命的周期——从来到走的过程。

如此城市：“移民”是一个关于东北城市的重要概念。为了建设工业新城这个共同目的，人们从五湖四海来、带有使命感地来到东北，造就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因建设而兴起的“城市”，似乎共享着某种相似的记忆，无论它在东北灵山，还是在四川攀枝花。

这和“三线建设”的政治决策有关：上世纪中期，出于备战需要，东部沿海处于“战争一线”的工业需要内迁到后方，即“战争三线”地区，东北很多工厂、生产资料以及技术人员被抽调过去，在中西部建起一个个类似灵山的卫星城。在这些城里长大的人们，往往共享着一套记忆。

对江浙沪一带的传统城市的人来说，乡愁可能是乡音、是地方菜。但对于这部分人，他们的乡愁可能是国企办社会的社会系统，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特色，却构成了几千万中国人的共同记忆。这是关于东北、关于当代中国城市书写中，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部分。

白嵩：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嘉峪关，发现满大街说鞍山话，小卖部的布置格局、餐馆卖的东北菜，都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一打听才知道，那里的酒泉钢铁厂是当年鞍钢支援建设的，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酒钢建起来的。这种感觉就像，一部分东北，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另一个地方。

刘鹏：我小时候在河北，家旁边有一个石油系统的家属院。我特别羡慕里边的孩子，觉得他们很高级、很现代，里面有游泳馆、带草坪的足球场，里面的人都说普通话，穿着干净，我们外面的孩子就有点土。我常偷偷溜进去踢球，上中学时，特别想认识里面的女孩。我还进去学过画画，虽然没几周就不学了。最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看到里面居然有学生乐队在教室里演出，有鼓、吉他、贝斯……工厂里的生活好像还挺先锋的。

如此城市：《钢的琴》里的下岗工人哪怕落魄，身上还有一种骄傲，像精神上的贵族，这种气质在《欢迎再来》也能看到。

（图/钢的琴）

白嵩：那个年代的工厂文化上并不闭塞。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从小地方来的？我以前说是，后来想想不对。东北虽然经历了下岗潮，但当时整体还是繁荣的。比如好利来蛋糕，第一家店在长春，第二家在北京，第三家就在鞍山。我们从小是吃好利来长大的，并不觉得自己来自一个特别“小”的地方。那个时代，整体氛围是向上、开放的。

——下岗潮后，人的精神状态不仅有颓唐

白嵩：书里，我想呈现一些不太一样的东北人形象，他们在（当下文学和影视作品）流行的凶杀、悬疑叙事之外。比如我父亲那一批人，当时他所在的厂子为了培养后备干部，从清华、复旦请老师来给青年职工上课，这些青年全脱产，工资照发。我父亲是其中之一，他们由此接触了哲学，至今还在用哲学的方式看待世界。这或许有些“荒诞”，但这就是人的多样性，工厂里不只有我们想象中那种在澡堂抽烟、打扑克的颓唐形象。

我想通过不同人的故事，展现他们在时代浪潮袭来时，如何与命运、与自己和解。下岗潮不是终点，时代的浪潮总是一波接一波，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抉择、困惑。这本书或许能提供一个“他者”的视角，让我们看到是什么驱动别人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他最终走向何处，进而反观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性剖析得极其透彻，这也影响了我。在观察家人时，我想看到他们底色里的多面性，而往往一个人的选择，很少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如此城市：书中的几位大爷面对时代浪潮时的转变非常生动，尤其是他们应对的前后变化。

白嵩：比如我大爷。他曾经是空军地勤，根正苗红，性格很正统。有一次开军人大会，领导让大家提意见，没人说话。他为了不让场面尴尬，就站起来说：炊事班做的饭有时夹生。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意见，后来却成了他军旅生涯的一个污点，影响了他提干。现在问他，他会自嘲地说：“如果当时提干了，或者去进修了，也许人生会不同，但我也没那个脑子，不一定学得会。”他已经完全自洽了，但我要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去解开他的抉择，再反看自己。

东北的特殊性在于，几乎所有人都在工厂工作，所以这件事波及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那是整个城市的集体阵痛。不像其他大城市可能只有个别工厂或小部分人受影响。也正因如此，那种弥漫四周的低气压，无声无息，却笼罩在每个角落。

（图/钢的琴）

现在再去问我大爷、我爸，就能共情了。我大爷说下岗后回到家，觉得天旋地转，怀疑自己脑出血。其实是精神压力太大，但他不敢跟家里说，这和现在大厂被裁的人有些像。但对他们那代人来说，“以厂为家”是骨髓里的东西——厂是朱德题过词的，生产出中国第一台大马力拖拉机，还在天安门游行过。那么辉煌的地方，一夜之间没了，他们想不明白。可饭还得吃，于是我大爷就去了劳务市场，但他文文弱弱的找不到活干，后来想开饭店，也试过倒卖鲜花，要靠关系打通铁路环节才能运货……

（图/1958年10月1日，红旗-80拖拉机参与国庆庆典活动）

如果不问，这些故事就随着人老去、消失。我大爷在我记忆里，可能是个永远呆在东北的、患糖尿病、每天散步的七十岁老人。但通过书写，我才知道他经历过这么多，才建立了某种连接。我们身边有太多亲人、太多珍贵的记忆遗忘了。书写，是对抗遗忘的方式。

刘鹏：李大爷特别有意思，他每天花两个小时独处，畅游在自己的世界。我有时希望自己成为另一个形式的李大爷，无论做什么，找到自己的意义，这是比较幸福的时刻。

白嵩：李大爷想的很多，每天研究一个社会问题，然后在略显荒芜的灵山，绕着熟悉的街道一遍遍走。物理上，他的身边依旧是那些陪伴他从小到大的东西，曾经辉煌现在荒芜，他在这当中不停打转，在围绕的过程中每天设想一个社会问题，我觉得这太浪漫了。他对东北解体也有自己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让他经常透过现象看本质。

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吃烧烤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跟我讲，春节晚会谁冠名就说明现在是什么时代，从最早的重工企业，到后来的抖音、小红书，再到现在的AI公司。他还会分析中国足球、东北人口流失，特别有意思。

如此城市：你之前采访过被大厂裁员的人，对比当年大厂（国营工厂），同样是失业，人的状态有何不同？

白嵩：我感觉一个核心区别是：我父辈那代人，是有“以厂为家”的归属感和使命感的。哪怕过去几十年，他们谈起工厂，谈起曾经的一个领导或者同事，眼睛还会发光。但现在的大厂员工，谈起前司很少有这样的情感。这是从集体主义到个体主义转变的一个缩影，大家对集体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对父辈来说，下岗是理想和信念的坍塌。而现在的人，可能更多觉得是换份工作。当年我爸拿到四千块，和三十多年工龄说再见，他形容说“工厂用我所有的青春培养我成为一个优秀的销售人才，最后一切都没有了”，感到无奈。但最后他还是用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去南方，去开出租车，去继续生活。我的大爷、二大爷、父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也有自己的应对。

——后老伴风波

白嵩：“找后老伴”这件事特别能体现人性的复杂，每个人立场都不同。我当时还小，被家人的情绪影响，对我爷找后老伴的事情感到愤怒。当时是大年初二晚上，我和两个哥哥在网吧打游戏，被叫回家。一推门，看见爷爷坐在白炽灯下的水泥地上，叔伯姑姑们围着他站成一圈，有人生气，有人不屑，有人在交流，气氛僵持在那里，像一幅油画。我不知道哪来的冲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脚踢翻了旁边的木板凳。可下一秒，爷爷的眼神突然变得无比温柔，看着我说：“白嵩，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本书中，我也在向我爷爷表达一个绵长的歉意。很多年后我才想明白，人在任何年龄都有追求感情的权利，但在下岗潮那个阶段，大家都还没缓过劲来，反对的很大原因是经济考量。我大爷就和我爷爷说可以带他去婚姻介绍所云云，但得找个靠谱的后老伴。

当时爷爷是离休干部，每月工资上万，属于钻石王老五，孩子们担心后老伴是冲钱来的。我爷最终找了个文艺老太太，两人一起拉二胡、唱戏，挺合得来，对自己的生活有规划。

而当年我的踢凳子的行为里，掺杂了我自己想为母亲站队的冲动，以及被家庭内情绪裹挟的茫然。至今想起我都忍不住流泪，对我爷爷感到深重的忏悔。描述这件事是自我探讨，也是我和东北的和解。

如此城市：年前在江浙沪上映的电影《菜肉馄饨》就触及老年人婚恋的情节。影片基调温馨的同时，也指出老年人往往不敢大胆追求个人幸福，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束缚。

此前有学者提出，中国家庭内部长期存在着一种“财产公有制”的文化基因，后老伴的出现意味着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进而引起子女的强烈反对。在这种逻辑下，老年人的情感与婚恋需求，往往要让位于对家庭经济结构稳定的维护。

（图/菜肉馄饨）

白嵩：更宏观地回看整件事，从我爷爷对待钱、后老伴和家庭的转变来看，其实这是贯穿的。一开始子女为了房子争执，当时我的爷奶没有站在任何人的立场，只是让时间去缓和。到后来奶奶去世，找后老伴的爷爷被所有人反抗，尽管爷爷还是和后老伴领证了。

之后，后老伴的事情逐渐消逝，家里来了保姆，再是保姆离开。你会发现，老人跟保姆待的时间长了，对他的生活其实很重要。我甚至觉得，某种层面上，保姆离开后，我大爷、二大爷、我父亲他们的轮流照顾，其实影响了我爷的晚年生活。

最后，我爷爷把一辈子的、最后剩的积蓄，给他的所有儿子都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