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 | 近代中国画现代转型的三种姿态

历经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中国传统绘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体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20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先进知识分子致力于从文化层面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绘画。在东西方艺术碰撞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中国画家群体逐渐形成了传统派、改革派和主张中西融合的折衷派三大绘画流派。这三种流派并非孤立存在、相互排斥，而是在相互渗透与调和中动态发展，反映出不同艺术家的文化立场与价值选择，展现了中国绘画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多元发展路径，共同构成了中国画现代转型的多元图景。

传统派：守护者的坚守

传统派画家常被归为“国粹派”，他们以传统文人画家为主，深耕传统书画技法，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是传统文化忠实的守护者。在新派观念的冲击和影响下，传统派画家主张对传统进行深度挖掘和再诠释，遵循“以复古为更新”的思想，强调“师古人”与“师造化”并重，以此维护中国画的自主性与民族性，反对以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

传统派画家回归中国绘画本源，通过对文人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回应时代变革，主张在保持中国绘画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吸收外来艺术元素。传统派画家强调笔墨的核心价值，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于其独特的线条表现力和水墨韵味。在题材上，他们延续山水、花鸟、文人四君子等传统门类。

传统派的守旧面临着来自社会的较大舆论压力，但传统书画因其受众面较为广泛，且能够得到各界文化名流的喜爱，依然作为高雅艺术在画坛中占据主导地位。传统派中的多数画家对西方美术持开明态度，主张对中国画进行适度改良。例如，吴昌硕一方面推崇传统的“金石味”，将金石书法笔意恰当地融入绘画，强化了中国画的书写性特征；另一方面，他也是最早在国画中使用西洋颜料“西洋红”的画家，在绘画材料上对中国画进行一定的改良。黄宾虹对中国传统“墨法”进行创新，将中国绘画中的墨色分为“浓淡焦重清”五种，部分画作采用“远浓近淡”的方式来表现画面的远近层次，一反传统“远淡近浓”的表现形式，并以浓墨追求山水画浑厚华滋的意境；他从中国画笔墨技法中概括出“五笔七墨”的观点，五笔即“平、圆、留、重、变”，七墨即“浓、淡、破、泼、积、焦、宿”，为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传统派坚守自我的文化意义在于其强调艺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而非外部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传统派维护了中国绘画的审美自主性，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文化自觉，坚守传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改革派：先锋者的创变

最早倡导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改革的是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主张的“美术革命”思想多是其社会改良思想的延伸，亦是“文学革命”基本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康有为提出“中国画改良论”，旨在弱化文人画写意传统，改变中国传统绘画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僵局。陈独秀、吕澂的“美术革命”论，将矛头直指清代“四王”为首的正统画派。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樑等留学归国的艺术家，他们积极推动美术教育改革，将西方写生教学法与中国传统临摹方法相结合，建立以西画为基础的教学模式，为中国画的发展拓宽了空间。

改革派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绘画技法，强调中国画的革新必须建立在科学观察和写实表现的基础上，并注重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关联，希望突破传统框架，使中国画适应现代审美需求。在题材上，他们引入现实人物与历史事件；在创作方式上，改革派画家采用主题性创作，运用焦点透视与明暗造型方法，融合油画技法，甚至直接转向油画创作。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他们弥补了美术教学的师资不足，承担了西洋美术在中国本土传播和教育的重要职责，改变了传统的美术教育模式。他们积极引进和介绍西洋画种、技法，向社会民众介绍西洋画家及其美术理论，为中国画的改良提供了理论依据，进一步提升了美术的社会价值和实用功能。改革派画家的美术实践为西画技法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传播渠道，为中国绘画技法的改良提供了支持。

改革派画家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写实技法的系统引入，改变了传统绘画的造型观念；二是艺术教育体系的改革，建立了以西画为基础的教学模式；三是艺术功能的重新定义，强调艺术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改革派的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绘画的造型观念，也重新定义了艺术的社会功能，使中国绘画从传统的文人雅趣转向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表现。

改革派的历史贡献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绘画的封闭体系，为中国艺术注入了新的表现力和思想维度。随着中国民众对西洋美术审美方式的日益熟悉，中国画家也逐渐调整了绘画的审美趣味和教育方式，强化了绘画的造型能力，推动了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折衷派：调和者的嫁接

有一些画家在调和中西文化差异的过程中，形成了介于传统派与革新派之间的“折衷派”。他们主张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可以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吸收外来艺术的精华，既非完全西化，也非固守传统，避免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体现了更为开放的文化心态。有的画家在形式上结合西方构图与中国笔墨；有的画家在精神内涵上融合东西方美学观念；有的画家则在材料技法上进行交叉实验。

折衷派画风保留了较多的国画意趣，适度融合西方绘画技法，传承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特点。一些归国美术留学生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中西美术之长，对国画进行创新，尤其注重对国画作品造型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画创作材料的多元化。例如，林风眠注重中西绘画之间的互补关系，以“调和中西”作为其核心美术观点，在两者中寻找共同点和平衡点，以实现中国绘画的改革；“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提出“新国画”的概念，主张“要把中外古今的长处来折衷地和革新地整理一过，使之合乎中庸之道，所谓集世界之大成”，他们将西方绘画的技法应用于改良中国画的创作实践中，以弥补传统国画的不足。折衷派画家将传统题材与现代题材相结合，一改传统文人画追求的清冷意象画面，开始将坦克、飞机、电线杆等反映时代面貌的新事物纳入画面中。画家们大胆地运用西洋画技法，少用线条，多用墨块，画面逼真生动，透视和立体感强烈，实现了对传统中国画的改良。

传统、改革与折衷的互动

在近代中国画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派”画家认为，简单套用西方写实主义和科学主义来改造中国传统绘画，结果只会是舍本逐末，致使中国画的优势丧失殆尽。“改革派”画家直陈中国传统绘画的积弊，力图通过全面引入“西化”技法寻找一条拯救民族绘画危机的途径。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美术改良运动从对艺术水准高下的论争走向对艺术现象平等的审视和反思。“折衷派”画家最终促使中国美术走向折衷调和、多元共存的局面，折射出中国文化转型过程的复杂性。艺术观念的博弈本质上是近代中国在西方冲击下“体用之争”的延续。“传统派”画家强调文化本体价值，“改革派”画家侧重实用功能，“折衷派”画家试图寻找中间道路。这种差异体现了士绅阶层、留洋知识分子与城市精英等不同社会群体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想象，艺术论争亦成为社会转型的思想投影。

中国画现代转型中三种转型姿态的形成与发展，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危机，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新文化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倡导，为西方艺术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而民族意识的觉醒，又促使艺术家思考如何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保持艺术的主体性。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传统、革新与融合三种姿态的并存与互动，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困境。画家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创新和改良，推动了中国绘画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其互动张力至今仍在当代水墨画实践中延续。每种姿态都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也都为中国画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贡献。

“坚守传统”维护了民族艺术的文化根脉，“激进革新”注入了新的表现活力，“中西融合”则开辟了创造性转化的可能。这三种姿态是中国绘画在面对西方冲击时保持生机与创造力的重要保证。这种演变轨迹表明，艺术发展道路的选择始终与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坚守传统”维护了中国绘画的审美特质与文化认同，但可能因过度保守而失去创新活力。“激进革新”带来了新的表现方法与观念，但也存在简单否定传统、盲目模仿西方的风险；在反思中国绘画发展时往往会痛陈传统国画的积弊，甚至在改良初期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极端态度；对传统的简单否定可能导致文化断裂，过度依赖西方模式可能削弱艺术的民族特性。“中西融合”看似折衷，实则对艺术家的文化素养与艺术创造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西文化融合的意义在于其超越了简单的文化对立，探索了艺术创新的多元可能性。真正的深度融合需要艺术家对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艺术传统都有深刻理解，否则容易流于表面拼凑。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艺术家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如最初持革新立场的艺术家后期都不同程度地向传统回归，这正说明了艺术发展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重新审视这三种转型姿态具有新的时代意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民族文化自信的增强，中国绘画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传统资源的价值；另一方面，国际艺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也为艺术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革新与融合三种姿态的辩证关系值得重新思考。当代艺术家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盲目追随，而应该在深入理解中西艺术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具有时代特色和个人风格的艺术创作路径，使新时代的艺术作品承载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理想与精神追求，在艺术本体、文化传承与社会功能等多个维度展现出非凡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书画消费活动研究”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长聘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唐萌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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