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18年，徐正明用二十三年挣下的第一桶金，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亲手送进了监狱。
不是被骗，不是意外，是他自己走进去的，把门带上，把锁锁死。
警察来的那天早上，他刚刚给母亲打完电话，说最近很好，说生意顺，说等过了年带她出去走走。
挂掉电话十分钟后，门铃响了。
他开门，看见门口站着的人，一句话都没说，往旁边让了让，让他们进来。
那个动作，让同来的年轻警察事后想了很久——一个人在那种时刻，让开的姿态那么自然，好像早就等着了。
也许是等着了。
有一条线，徐正明知道它在哪，他清楚得很。
但他跨过去的那一刻，告诉自己：就这一次。
徐正明是1970年生人，安徽人，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做裁缝，家里三个孩子，他是老二，上面有个姐，下面有个弟。
穷不是那种揭不开锅的穷，是那种处处受限、不能多花一分的紧绷，家里每个月的账父亲记在一个本子上，收入多少，支出多少，精确到角，徐正明小时候不敢乱要东西，想要一本多余的练习册，都要先想半天值不值得开口。
但他父亲有一句话，是常说的，说：钱可以没有，脸不能没有，脸没了，什么都没了。
这句话说得很土，但徐正明记了很久，记到大了，记到出去闯，那句话一直在那，偶尔会在某个节点冒出来，像个旧路牌，提示他这里有个弯。
1990年，他高考没考好，差了分数线，家里没钱复读，他就出来了，跑去深圳，最开始在工厂做工，流水线，一天站十二个小时，手慢慢练出来了，手快了，被提成了组长，后来被提成了车间主任。
他在工厂做了五年，攒了一点钱，1995年出来自己干，代理一个五金配件，跑业务，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满城跑，那时候吃了很多闭门羹，有时候一整天跑了十几家，一单都没开，晚上回到出租屋，坐在床上发呆，发完呆睡觉，第二天继续跑。
他有一个习惯，谈生意从不说大话，你能做到多少就说多少，做不到的宁可不接，接了做不到，他受不了，不是怕被骂，是他自己过不去。
有一次一个客户要的货量比他能供的多出三成，对方说没关系你先应下来，后面再说，他摇头，说我应不下来的不说，说了就要做到。那个客户当时没给他单子，但三个月后回头来找他，说：你那次要是随口应下来我就不找你了，应不下来说应不下来，我信你。
这一单是他最早的大单，后来那个客户跟了他十几年。
徐正明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做起来的，不快，但稳，像他当年记账的父亲，每一笔都清楚，每一步都踩实。
到2005年，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做工业耗材，年营业额稳定在两三千万，不是什么大老板，但在这个圈子里，口碑好，信用好，有人要找合伙，第一个想到他，有人要担保，也找他。
他那时候的朋友圈，形形色色，有做得比他大的，有比他小的，有靠关系起来的，有靠技术起来的，也有靠不干净的路子起来的。
他不是没见过。
有一个叫何志远的，跟他差不多时候出来创业，两个人算是朋友，不是很近的那种，是见了面打招呼、偶尔吃个饭的那种。何志远比他混得快，不到三年就有了第一个公司，资产做到了他三倍，人也豪气，吃饭抢着买单，给朋友送东西大手大脚，徐正明起初以为他有什么商业天赋，后来慢慢知道了，路子有点野，吃了一些回扣，打点了一些不该打点的地方，但一直没出事，因为他聪明，聪明地把这些都包得很严实。
徐正明那时候心里有个想法，但他没说，想法就是：这种事早晚的，不是不报，是时候没到。
何志远2009年出了事，是税的问题，查下来牵出一串，进去了三年，出来之后公司没了，人也憔悴了很多，见到徐正明，两个人吃了顿饭，何志远说：早知道就不那样了，当时觉得没关系，结果就是有关系。
徐正明听了，说：是。
何志远说：你怎么一直没出问题？
徐正明说：我不做那些。
何志远看了他一眼，说：你就没动过心？
徐正明没有立刻回答，喝了口茶，说：动过，但没做。
这是实话，他不是没动过心，他不是天生的圣人，他在生意最难的那几年，有人来跟他说，这个单子你拿，里面有些出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那个单子金额不小，他那时候资金周转有压力，他坐在那想了很久，最后摇了头。
他说不清为什么，说是底线听起来很高大，说是怕被查也太现实，他想来想去，觉得最诚实的原因是：他睡不着觉，他做了这种事他睡不着觉，他父亲记账的本子会出现在他脑子里，他受不了。
这是个很私人的理由，但它管用。
管用了将近二十年，管到2017年。
2017年，徐正明遇上了这辈子最难的一道坎。
公司扩张出了问题，他接了一个大工程，供应链没跟上，资金链断了，对方要违约赔偿，金额是他账面资金的两倍，他一下子被压在那里，上不去下不来，银行贷款批不下来，朋友那里能借的都借了，还差一个缺口，填不上。
他在那段时间瘦了十几斤，头发白了一截，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看账，看完了想办法，想到头疼，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他妈妈打电话来，他每次都说：很好，别担心。
就在这个关口，一个叫沈国栋的人出现了。
沈国栋是做金融的，在圈子里认识徐正明认识了好几年，不是朋友，是泛泛之交，那种见面点头、知道对方存在的人。沈国栋来找他，说了一个方案，说有一笔过桥资金可以周转，但需要徐正明这边的公司做一个通道，资金从徐正明的账户走一遍，再转出去，利息给他。
徐正明问：这笔钱的来源呢？
沈国栋停了一下，说：来源你不用管，走一下就好，手续齐全，合法的。
徐正明又问：走一下，我能得什么？
沈国栋说了一个数字，那个数字正好是他缺口的三分之一。
徐正明坐在那，沉默了很久。
他那时候不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做通道，资金来源不能说，这是洗钱的前期动作，他从事商业二十年，他不是不懂。
他知道那条线在哪。
沈国栋补了一句：就这一次，走完就结束，你这边账面上一点都不留，干干净净。
就这一次。
这四个字，是那条线上最危险的话，因为它把一件事包装成了例外，包装成了紧急出口，好像跨过去是临时的，好像踩过去可以当没踩过。
徐正明那天没有立刻答应，他说让他想想，沈国栋说好，给了他三天。
那三天，是他这辈子最难受的三天。
他脑子里把这件事正反翻来覆去，正面是：就这一次，救活公司，以后还干干净净，这种事每天都有人在做，也没都被查；反面是：他知道那条线在哪，他知道跨过去和没跨过去是两种人，他知道他父亲那句话。
他第三天给沈国栋回了电话。
他说：我做。
他告诉自己，就这一次。
然而那条线，从来不认识"就这一次"这四个字。
资金走了一次，走完了沈国栋说还有一笔，说上次顺利，继续一次，利息加一成。徐正明知道这不对，但那时候他的缺口已经填了一半，他有点骑虎难下，他说了个数，沈国栋答应了，又走了一次。
第二次之后，还有第三次。
第三次的时候，徐正明已经感觉不对了，他感觉这件事的规模比他当初以为的大，流水的金额不是小数字，他开始睡不着，那种睡不着和以前因为公司资金问题睡不着不一样，那种是愁，这种是怕，愁和怕的感觉不一样，他分得清。
他去找沈国栋说不做了，沈国栋那时候换了一副面孔，不是客气的那种了，说：你现在退，前两次怎么算，你账上的记录都在，你想怎么解释，要退你说清楚退的理由，要不然就一起继续。
徐正明站在那，腿有点软。
他这才明白，他以为他只是跨了一步，但那条线，不是跨过去的问题，是只要你踩上去，它就会把你往里拽，一步一步，直到你站在一个再也回不了头的地方。
警察来之前的那个早上，徐正明坐在书房，把他父亲当年记账的那个本子找出来了。
那个本子他带在身边很多年，从安徽带出来，从深圳带到上海，从租的小房间带到自己买的房子，带了快三十年，本子有点发黄，边角卷了，字还清楚，是他父亲的字，工整，横平竖直，每一笔每一划，都是认真的。
他坐在那翻着那个本子，翻到最后几页，是空白的，父亲没有记完，因为后来父亲病了，手不稳了，就没有再记。
他把那个本子合上，放在桌上，手压在上面，坐了很久。
那条线，他知道在哪，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知道他跨的那一步，他告诉自己就这一次，但他知道世界上没有"就这一次"这种事，他从第一次答应沈国栋的电话那一刻，就已经知道了。
他只是告诉自己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