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学“不随术变”——忆朱维铮先生

学“不随术变”坚持启蒙主义立场

葛兆光

我跟朱先生自1985年认识，至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对朱先生的评价，有一点是最基础的：朱先生是周予同先生的学生，从周予同先生的思路可以看出，他那一代人是继承了“五四”启蒙的立场的。所以从周予同先生开始，他就把经学转变为经学史来研究，不再把经学当作信仰的宗教、或者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更不是一个指导一切学术的“学术之学术”。这从朱维铮先生历年来给周予同先生整理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就能看出来：从周予同先生那时起，经学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当经学时代结束的时候，经学史就开始了。因此，经学让位给史学本来就是民国初到1920、1930年代非常主要的学术趋向，这也是周予同先生的学术取向。这个主要趋向跟我们所说的启蒙中的“祛魅”有很大关系，它排除了类似于神学、意识形态或者说至高无上的神圣信仰的东西。

朱先生是周予同先生的学生，他一直坚持的也是这样一种带有启蒙主义立场的做法。所以，他一再声明，他不是“经学家”，而是“经学史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这种想法贯穿了他整个的学术研究，包括他先后出版的《走出中世纪》和《走出中世纪二集》两本著作。其实，“走出中世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启蒙主义的立场--走出神学的笼罩。朱先生的这个立场始终没有变，这是很可贵的。

朱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论述：经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学随术变”的，也就是说，学问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立场，而是根据政治形势、统治术的变化在不断地变化、适应。朱先生对此非常反感，所以他讲经学史，一定会强调这个“学随术变”。可是反过来，朱先生的“学”是“不随术变”的。他始终坚持启蒙主义立场，一直到他的晚年，比方说从他给FT中文网写的小文章，也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他的立场清晰，不容易改变，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很斩钉截铁的文风。我们很多人写文章之所以绕过来、绕过去，纠缠不清，就是因为立场不清晰，所以逻辑也不能贯穿到底。朱先生的文风很锋利、很简洁，跟他的立场清晰是有很大关系的。也许很多人会说，朱先生很爱批评人、很爱骂人，但他一贯的立场就是嫉恶如仇，那就是因为他立场太强。也许有些人会说，立场太强是不是不好？可是我想，在现在这个时代，难得有人立场清晰，反而是暧昧的人太多。

我想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在现在这种学术环境下，会注重一个人有多少大部头的著作。可是朱先生的主要成就并不在著作。我觉得，朱先生的成就、他所留给后人的，并不比著作要差。现在有大部头著作的人多得很，可是朱先生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是我们现在人很少去做的，就是他作为学术的组织者和资料的整理者的工作。我跟朱先生交往二三十年，我觉得他更大的贡献可能在这里。

以我本人而言，我1986年出版的《禅宗与中国文化》是朱先生编的。我那时候只是硕士研究生刚毕业，朱先生就把它编到《中国文化史丛书》里，而且他要我第二年再交一本《道教与中国文化》。这两本书在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有一定影响，那是跟朱先生有很大关系的。朱先生帮助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1980年代的“文化热”。“文化热”在当时有好几种力量和不同的取向，我想朱维铮先生和庞朴先生担任常务编委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一股。比如，影响更大的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也是在那套丛书里。朱先生编丛书、推动文化史研究，都与1980年代的“文化热”有很大关系。我们现在回顾会发现，其实1980年代很可能是我们这30年学术最有生气--不能说最精深,但是最有生气的年代。那时候大家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有一个明确的取向，有一个走出中世纪、或者启蒙主义的想法。朱先生在这里面起的作用非常大。

朱先生后来做的很多事情都和这个类似。比如，他后来主编的、由钱锺书担任名誉主编的那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也是一套与近代思想文化有很大关联的著作。其他的，比如《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是梁启超影响最大的著作，现在很多人还是用朱先生编的书。另外还有《利玛窦中文著译集》，还有对徐光启、马相伯等著述的整理，都是朱先生做的工作。

很多人可能著作很多，可是那些著作过两年就过掉了，而朱先生的东西是会留下来的。他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将来会在学术史上被反复提及，他整理的那些资料集会被很多学术研究者反复使用。所以，讨论朱先生的学术成就，这个方面应该强调。我一直注意到，朱先生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做那种人家看起来的“苦工”，尽管我们都知道朱先生是一个性格很活跃、也有很多业余爱好的人。有着这种性格的人，在学术上选择这样一条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现在的学术界已经没有人肯做这种基础的、艰苦的工作了。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朱先生是一个非常有现实关怀的人。在很多学生的口碑里，朱先生上课要骂人。朱先生的现实关怀很强，而我始终觉得，一个学者的现实关怀是必然要有的，如果没有的话，他在选择题目和进行论述的时候，可能没有那股“气”，也没有那种感情。我们讲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才会影响很多人；朱先生也是这样。可是我们也要强调另外一点：朱先生尽管政治感和现实意识非常强，但是他的学术论著还是与他的感情、关怀适当分开的。这种分开并不减弱他学术著作现实关怀的力度，只是有些东西不会直接混成一团。他的《维新旧梦录》、《壶里春秋》、《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其实都有很多现实关怀。他之所以选择近现代史、现代史，即晚清民国这一段历史，可能与他的现实关怀有关。朱先生最早跟随陈守实先生，做的是北周研究。我能够理解，讨论和我们今天生活相近的东西，他对现实的关怀和感情才能够进去。

朱先生的性格可能会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但我觉得，我们不必过度强调他做人特殊的那一面。做人特殊是很容易的，一个人要哗众取宠、显示出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很容易；问题是，那与众不同的东西背后得有一个坚实的学术在支持，否则，疯话谁都会说。朱先生难得的一点正是，他始终在学术立场上做事，通过学术关怀社会，通过学术论著表达他的见解。

朱先生的离去令人惋惜。我1985年就到复旦来上过课，从那时候开始就和章培恒、朱维铮两位先生关系最近。他们两位都是特立独行的人，在我看来，两位先生都是容易说真话、比较有愤懑不平之气的学者。我到复旦来，已经有五六年时间，如今，这两位师长一样的最好朋友已经先后故去，让我觉得很悲凉。

本文原刊于2012.3.19《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