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胡迁 面对某种真实

戴锦华 王红卫 老袁

我们究竟会抵达什么样的地方呢？在此之前，你知道那是一座山，还有一个山谷，我们会走到山脚下，然后呢？我们一步一步攀爬，然后呢？

——胡迁《抵达》

2017年秋，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导演胡波的离世震惊了整个华语电影界。而在当时，很少人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作家胡迁。

导演胡波，1988年出生于山东济南，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以“胡迁”为笔名创作了五十多万字的小说、剧作与诗歌，并凭借中篇小说《大裂》获第6届BenQ世界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

过去两年，在胡迁家人和他生前好友的帮助下，“单读”重新对他的全部文字作品进行了整理、增补和修订，集结成《胡迁作品全集》，并于今年年初正式面世。在《胡迁作品全集》中，收录了他创作的小说集《大象席地而坐》《抵达》，中篇小说《大裂》，长篇小说《小区》《牛蛙》，诗集《坍塌》，剧作集《天堂之门》。

近日，“《胡迁作品全集》新书首发分享会”在北京举办。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戴锦华，著名电影监制、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王红卫，播客“姐姐好读”主播老袁，与《胡迁作品全集》策划编辑罗丹妮以“我们究竟会抵达什么样的地方”为题展开对谈。

值得一提的是，戴锦华、王红卫和老袁三位嘉宾恰好是北京电影院的三代师生的关系。戴锦华是王红卫在北京电影学院一年级时的授课老师，王红卫则是老袁和胡迁的老师。在此次分享会上，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忆青年作家胡迁的生前趣事，并介绍胡迁创造出的文学世界。

“一个天生会讲故事的人”

他坦诚地把自己观察到的以及自己的一切都写了进去

王红卫第一次认识胡迁是在2007年，胡迁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对王红卫而言，尽管每年参加考试的学生非常多，但胡迁是一个“只要见一面，就肯定能记住且忘不掉的学生”。然而，当时的胡迁很遗憾地没有进入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有一个主任教员制度，每个班都会有带班老师，带班老师会从招生到毕业一直管理班级的一切事务。2010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时，张建栋、姜伟两位带班老师与我专门讨论过是否应该招胡迁入学的问题。最后，这两位老师非常坚定地选择让胡迁入学。于是，胡迁与老袁成为同学。毕业之后，胡迁开始走上社会进行创作，参加一些电影展。有时候，胡迁会给我看他写的剧本。我与他的交流，从师生变成了我与一位青年导演的交流，一直到他离世。”王红卫回忆道。

王红卫拿了一个大象玩偶，放在当天分享会的桌子上，这只“大象”来自德国柏林。2018年，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入围了第六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单元”，并先后获得了该单元的“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以及“最佳首部长片特别提及”奖项。在这次柏林之行中，王红卫与职业编剧施一凡一起去了柏林的跳蚤市场，偶然看到一个小摊位上有一只小象。尽管小摊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象，但只有这一只象是坐着的。王红卫很少见到一只坐着的大象玩偶或雕塑，于是他赶紧买了下来。“我们俩还找了一个台阶，给它拍了照，还很小心地怕弄丢了它。在参加这场活动之前，我想起了这只象。我今天把它带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吉祥物。”

老袁是胡迁大学四年的同学，她从大学读书时便知道胡迁一直在创作，“他创作的时间可能比我们在座所有人想象得都要长”。当老袁阅读《胡迁作品全集》时，她才发现胡迁有如此多的作品，再次被胡迁的创作力和才华所震惊。在阅读过程中，老袁认为自己与胡迁走得更近了，总会想到她与胡迁读书时的快乐时刻。

“胡迁比我们年龄大一些，他总是会开很多玩笑。印象最深的是他逗我们班的同学说，自己在济南老家有一个四岁的女儿。胡迁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他对很多细节的描述都非常清晰，甚至可以说出尿布的价格，诉说他养孩子付出的精力等，同学们一点儿都没有怀疑。在阅读这套书的时候，我总能回忆起我们读书时胡迁很幽默的一面，他有很多敏锐的观察，还有一些对现实生活的戏谑。”老袁讲述道。此外，老袁的另一个感受是读者不能够用非常概括性的词去形容胡迁，因为胡迁的作品是非常私人的，没有考虑读者的感受，他非常坦诚地把自己观察到的以及自己的一切都写了进去，他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好人，这种完全的诚实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

老袁讲述的“段子”，让王红卫想到了另一位离世的导演万玛才旦。据王红卫回忆，万玛才旦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硕士时，是班里年龄最大的，他经常跟同班同学讲述很多藏区的故事，但这些故事都是他编出来的，因为班里的同学不熟悉藏区的生活，也不了解万玛才旦，于是万玛才旦就会拼命编故事，讲给同学听。“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文如其人，都是天生会讲故事的人。”

“一个感受非常强的人”

他用简洁的、白描式的对白把人物的精神状态勾勒出来

与王红卫和老袁不同，戴锦华通过观看胡迁的电影和文学作品的方式，去逐步抵达胡迁的世界。“他在世时，我跟他没有任何交往。只是偶然的机会，我观看了他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才知道这个年轻导演已然离开了我们。”

阅读了胡迁大部分文学作品之后，戴锦华感到，这些书像是胡迁用生命做出的最后凝聚，但同时她也从中体会到了生命逝去的意象。然而，当谈论一位艺术家的离去时，戴锦华认为大家要警惕一种心态，即“哎呀，他太可惜了”等诸如此类的论调，因为这不是胡迁作为一个作家和导演所期待的评价。

戴锦华坦言：“他要的不是同情和怜悯。更何况，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同情、去怜悯他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作为死者的他，而是作为青年导演的他——那个拍了《大象席地而坐》的青年导演、是作为青年作家的他——那个写了这么多本小说的青年作家。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去阅读他、定位他的意义所在。”

同时，戴锦华认为胡迁对这个时代的一则则社会素描和侧写，是极为真实的。比如，在胡迁的作品当中，有着大量的对白——“你说……”“我说……”“他说……”戴锦华坦言：“有些段落写得非常漂亮，对白本身非常精彩。我甚至想用文学的语言说，这好像就是一种灵魂侧写。那种对白把这些人的灵魂的精神状态简洁地、白描式地勾勒出来。在这种白描的基调下，在这种简洁感之中，他并不是给我们勾勒了一个灰暗的世界，而是勾勒了一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体验。”

《胡迁作品全集》让戴锦华在阅读时，能够有所感悟，并让她能够更进一步认识胡迁。在她看来，胡迁是21世纪中国的一个独特存在。“他不是底层，但显然他也没有成功跻身中产阶级；他不是那种才华横溢、被众人追捧的天才艺术家，但也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感受非常强的人，而且对自己使用的媒介——不管是文字还是影像，都有强烈的追求。他热爱这些事物，并且拼尽全力去追求。从文学或者文字本身来说，可以说他的作品因此获得了一种非常个性化的表达，有某一种文字上的灵动。”

此外，罗丹妮对比了胡迁与一些同代作家的区别，她认为中国不少80后作家常常书写的是父辈的故事，或是追忆自己年少时期的经历，而胡迁则直接书写他正在经历的生活及经验。比如在小说《大裂》中，他讲述了一些自己高考失利和在职校读书的经历，之后选择辍学又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等事件；而在《小区》中，他书写了许多人的当下生活，他的眼睛总是落在可能会被很多人所忽略的人的身上，比如一个看车棚的人的生活。“我同意老袁的看法，这些描写全都是他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我认为，他的小说是写给今天的我们的。”罗丹妮讲道。

“一个不停在追问的人”

他还是他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胡迁

直至今日，老袁从未观看过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于她而言，在胡迁离世之后，社交媒体出现了大量关于胡迁的文章和消息，这些内容早已把胡迁塑造成了一种符号。

“这些文章总是让我有些混淆，我不太清楚，他们口中说的那个人，是不是我认识的他。他们谈到的胡迁生前的状况，到底是左右逢源，还是走投无路？我心里一直很困惑。我之前选择不看他的电影，是因为对我来说，他一直是我的同学和朋友，不是著名导演，也不是早夭的天才。”老袁谈道。

不过，在读完《胡迁作品全集》之后，老袁的想法悄然发生着改变。老袁认为，胡迁创作出的世界和虚构的故事，可能比胡迁真实可考的人生更能概括胡迁本人。对胡迁而言，虚构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我现在不排斥看这部电影了，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希望能到电影院去看《大象席地而坐》。”老袁感慨道。

在老袁讲述的同时，王红卫的眼前浮现起胡迁的画面，脑海中虚构了一场胡迁与老袁的对话——

如果胡迁在现场，一定是蹲在地上，而不是站立着的姿态，当他听到老袁说的话时，一定非常较真儿地盯着老袁，问道：“你刚刚为什么不能说‘死’这个字，而是换成了‘走’？我的确是死了。”老袁可能会回答：“只是一个语言习惯，大家都这么说。”胡迁便会追问：“为什么大家要这么说？或者别人这么说，为什么你也要这么说？或者你已经说了，为什么要改？你说了就说了，别改了。”

这是王红卫对胡迁的印象，胡迁总会时不时地因为一件事开始较劲。直至最后，对方可能拿胡迁没办法，会说“算了算了，咱们聊点别的吧”，胡迁才会罢休。王红卫认为，胡迁是一个不停在追问的人。“尽管我们在生活中会认为这样的人很难相处，但是正是这种不停追问的态度，让胡迁能够持续创作下去。”

在胡迁的小说中，他使用了许多真实生活中的人名，比如他的师哥师弟的名字。这些名字，总让王红卫在阅读时很难摆脱一个念头：他为什么给这个人用了这个名字，那个人用了那个名字，他要指涉什么？“正如大家所说，胡迁在忠实地写自己，他没有把自己择出来。”王红卫强调着。

在戴锦华的阅读体验中，胡迁的文字总让她想起很多作家的名字。比如胡迁笔下的对白，会让戴锦华想到海明威；读到胡迁笔下所有人物的生命状态，戴锦华认为这些人物像某种游荡的魂灵，她便会想到契诃夫和契诃夫作品里的基调。“这种想起，不是说胡迁在向他们致敬，而是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胡迁的文字召唤出了我对其他作家的阅读记忆。尽管他的文字确实会让我们想起很多作家，但最终，他还是他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胡迁。”

“一个经历着痛苦的人”

虽然物理世界阻断了我们但我们的精神仍在交流

在《胡迁作品全集》中，令老袁印象最深的作品是《天堂之门》，这本书收录了胡迁创作的所有剧本。尽管老袁没有观看过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但她已经阅读过这部电影的剧本。

在老袁看来，与文学作品中的小说不同，剧本只是电影的一部分，不是电影的完成品，而小说的完成品就是文字。从胡迁的剧本中，可以看出他在视听语言上的诸多想法，他的台词和调度已经在剧本中呈现得非常清楚。“在他的导演阐述中，最打动我的是最后一句话，他说创作的回馈在他看来是天上掉馅饼，如果有呢，就高兴一会儿，没有也无所谓。同时，他会非常清晰、准确又简洁地讲述他的审美，即使是非常小的细节，他都用了心思，并且有自己完整的逻辑。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创作者的标准，他是非常虔诚的创作者。”

谈起当下的读者阅读胡迁作品的意义时，老袁想到了她与胡迁的一个小故事。在他们大学已经毕业两年的时候，有一次老袁与胡迁聊天，她追问了胡迁一个问题，但是胡迁却没有回答问题，却转而说自己养的狗生病了，他要带着狗去看病，他很痛苦。

老袁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有些愤怒，“因为他在回避我的问题”。老袁以为胡迁只是找了一个借口，所以没有继续问他“你需要什么帮助”或者“你的狗怎么了”。当时的聊天就此悬置，直到再次聊天时，“这一页似乎翻过去了”。

2017年秋天，在胡迁葬礼的前一天晚上，老袁回到家里，疲惫地翻开了胡迁曾寄给她的《牛蛙》试读本，这是她第一次翻开这本小说。偶然之间，老袁翻到了“后记”。在这篇后记中，胡迁非常详细地记录了那只叫马修的狗。当时，胡迁去买了一只狗，结果却买到了一只生病的狗。他原本期望的是让一只狗陪伴着自己，但这只生病的狗不仅没有给他带来温暖的陪伴，反而增添了很多痛苦，胡迁还描述了陪伴那只狗期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老袁继续讲道：“读到这些文字，我的情绪实在有些崩溃，于是大哭一场。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站在一个高处，去跟任何人讲，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读胡迁的书。当时，这本书对我个人的意义是，至少让我知道了真相——他当时真的很痛苦。我认为，我们读他的书，不是在读痛苦，而是在面对某种真实。在这个真实里面，既有痛苦的部分，也有其他不同的情绪。在阅读胡迁的作品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在重新理解他。与此同时，我也能从中得到一些抚慰。虽然他已经……用红卫老师刚刚提示的话，我可以直接说——虽然他已经‘死’了，我认为虽然物理世界阻断了我们，但是我们的精神仍在交流。而且这种交流不会停止，更不会因为物理世界的改变而停止。仅仅凭这一个原因，我会在未来不断地重新拿起他的书，重新去读。”

文/本报记者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