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考古城址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基因书写在史书之中，也书写在大大小小的考古遗址中。历史上，各族人民在东北地区广阔的河谷平原、雄奇的山岭之巅、幽暗的森林深处，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城址。这些城址是东北各族自身物质、精神文化与中原文化交织融合的证明。星罗棋布的城址残垣，展现了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积极进行双向互动，进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

“王国文明”在文化交流中成长

战国时期，在燕国的经营下，中原政权的郡县统治进入辽东地区。秦袭燕地、汉承秦制，从战国至两汉，中原汉文化得以全面系统地输入辽东地区，数十座汉代城址与数以千计的汉墓是文化交融的历史证明。辽东地区不仅自身基本实现了由世居土著部族文化向中原文化的重大转型，还承担着中原文化进入东北腹地和朝鲜半岛的通道作用，使其远播松嫩平原、松花江上游流域以及朝鲜半岛北部。最终在以辽东半岛为中心，北达松花江流域上游、南抵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西越医巫闾山至滦河流域、东起长白山西麓的区域内，出现了繁荣的汉代城市和农耕文明等，各民族文化不断互动交融。

在辽东汉文化北传的影响下，来自松花江流域的古老方国索离国“亡人”群体与本地的“濊国”遗民开创了松嫩平原上盛极一时的夫余国。文献中记载夫余国“以圆栅为城”“作城栅皆员”，目前发现的黑龙江省宾县庆华堡寨城址、吉林省吉林市南城子古城和东团山古城均为椭圆形或近似圆形。其夯土筑城的形制和建筑方法无疑受到了辽东地区中原王朝郡县土筑城址的影响，但其近似圆形的平面形态保留了鲜明的夫余文化特质。

在吉林省吉林市帽儿山、榆树市老河深等夫余墓葬中，具有当地濊人文化特征的石构墓葬与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土圹墓、土圹木椁墓等墓葬共处同一墓地。其中以土圹木椁墓数量最多，内部填充以青膏泥。这种墓葬形制与中原及辽东半岛汉墓形制基本相同，可以认定系中原汉文化经由辽东地区北传松嫩平原的产物。现今出土的夫余文化陶器中，轮制泥质灰陶器与辽东汉墓中出土的陶器风格十分相似。夫余墓葬中出土的铁镢、铁铧等大量铁制生产工具和铜镜、泡饰等铜器，也都与辽东半岛汉墓中出土的相关遗物极为类似，特别是铁制农具和汉式规矩铜镜。帽儿山墓地中还出土了部分漆器，器型有汉式耳杯、盆等，出土的货币以汉代五铢钱为主，还有新莽“货泉”货币。这些具有浓厚中原文化色彩的出土文物，是两地充分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证据。

夫余是索离、濊、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夫余国的建立深刻体现了这一时期东北腹地复杂的族群交往和文化互动，也基本实现了区域物质文化的整合，是早期东北地区民族交融的一个高峰。

而在三江平原，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大量汉魏时期的古城遗址。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中，仅七星河流域就有各类城址100余座，是挹娄人留下的文化遗迹。其中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境内七星河北岸的凤林古城呈不规则形，共有9个城区，总周长6000余米，总面积约120万平方米，是七星河流域遗址群中规模最大、形制最复杂的城址，是该地区聚落群的中心聚落——很可能就是挹娄人的王城。城址中央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半地穴式房址，应是挹娄人的“王宫”。与凤林古城隔七星河相望的炮台山古城是七星河流域同期古城中规模最大的山城址。炮台山古城有围垣三道，由人工将山体修筑成三层台阶状，顶部城址为圆角长方形，内有8个天坑，象征北斗七星及北极星。带有环壕的方形城址与炮台山城址中的北斗七星祭坛，是典型的中原文化远播三江平原的考古实证。从这些城址的情况看，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已经具备了国家雏形，特别是在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中，此地居民已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民族文化交融造就“海东盛国”

公元698年，渤海政权建立，位置在今天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的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河谷。唐玄宗天宝末年，渤海国王大钦茂自显州迁都至牡丹江畔的上京龙泉府，此地成为渤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渤海国以牡丹江流域、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为中心不断发展，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史称“海东盛国”。

渤海国从建立之初就主动开展对唐交往，不断遣使朝贡，积极学习大唐的典章律令、礼仪文化，在促进中原文化远播东北、建构中原内地与东北边疆有机联系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迁都上京后，渤海国发展出繁荣辉煌的都市文明，这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有着密切的联系。渤海国一方面继承了高句丽的山地筑城传统，城址形制和城墙修筑技艺与高句丽十分相似；另一方面在效仿中原而建立的“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余县”的庞大政区体系下，开始大量建造平原城。平原城均坐落在水陆要冲、交通要道，城垣多为夯土版筑，城墙设有城门、瓮城、角楼等防御设施，城址平面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另有少量城址依地形修筑成不规则形、近似椭圆形、多边形等。城址内官衙、亭台楼阁、回廊、道路、府邸、水井、作坊、民宅等建筑、设施齐备。古城中出土的大量青砖、莲花纹瓦当、宝相花纹方砖等建筑饰件无不在诉说着渤海与大唐之间文化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

渤海国的都城更是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者，其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和东京龙原府的建制都深受唐都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影响。渤海上京城的建制完全仿照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城相套构成。全城平面呈长方形，外城周长17.5公里，城外建有壕沟。外城四面共辟有城门10座，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将全城划分为许多规整的长方形里坊区域。内城在外城的北部正中。宫城位于内城的中央，南起午门，穿过五重大殿，经北门出宫城。宫城中轴线正对着整座上京城中轴线——朱雀大街。午门及五重大殿台基均为玄武岩砌筑而成，特别是午门与前三重大殿，地势高敞、气势恢宏。皇城为渤海国百司官衙的所在地，建有官衙、点将台、校场等。内城北侧建有御苑，为人工修筑的回廊、亭台、楼阁和水池、莲花泊、八角琉璃井，这是目前已知的保存较为完好的中世纪皇家园林遗址。

正是由于渤海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全面“宪象中国制度”，这一时期的东北“濡染唐风”，尽显大唐气象。渤海国上京、中京、东京三大都城及200余座山地和平原城址，使东北地区进入了又一灿烂的都市文明阶段。同时，在渤海与中原的交往中，渤海的一些文化因素也进入中原。例如，在靺鞨古乐基础上形成的渤海乐，传到了唐首都长安，在唐朝及渤海灭亡后的数百年间仍广受欢迎。另外，貂皮、海东青、“鲸睛”等渤海方物特产，也丰富了唐朝人的物质生活。深受唐文化影响的渤海文明，以“海东盛国”的气韵和风采，进一步深化了东北地区与中原的互动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凝聚的关键一环。

“一体而治”局面成就金源文化

公元12世纪初，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生女真完颜部，在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于公元1115年正月在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称帝建国，并确立了大金国号。在以今阿什河（古称“按出虎水”）流域为中心的“金源内地”，金朝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是阿什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城市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并形成了以金上京城都市文明为核心的金源文化。

金源文化在女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辽、宋、渤海、回鹘、高丽、西夏等的文化，结合金朝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求，因地制宜进行了发展和转化，不仅促进了当地发展，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内容。金源文化是东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留下的鲜明例证。

从现有考古成果看，金源内地在金上京都市文明的辐射下形成了繁荣密集的城市群，仅在以金上京为中心的阿什河流域及哈尔滨地区周边就已发现和认定女真城址170余座。松花江干流两岸及其大小支流，如呼兰河、阿什河等多条河流沿岸均分布着大量金代城址，并形成了星罗棋布的筑城文化网络。这种发达的城市文明不断向外部扩展，在嫩江、牡丹江、洮儿河流域留下了筑城文化的深刻烙印，甚至远播至黑龙江以北的结雅河、布列亚河流域，南逾长白山山地进入辽河平原，东达绥芬河、穆棱河、乌苏里江流域，西至蒙古高原的大片区域。这些城址，大多是在中原府州县政区体系下、采用中原城址的布局和规制修筑的。

在这一时期，“华夷一体”的局面与“一体而治”的历史取向已臻于成熟。辽朝首创的“南北面官制”和金朝的“猛安谋克制”与州县制并行，都是通过“因俗而治”的方式促进了辖域内的民族交融。同时，辽金政权主动吸纳大量汉族士人进入官僚体系，华夷界限被进一步打破，各民族的交融不断深入。在双方交往过程中，辽金的建筑、文学、陶瓷、艺术等文化因素大量进入中原，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不断得到创新发展。

东北地区数以千计的城址，犹如纪念碑一般，诉说着一段段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互动交流，直至融合共生的不凡往事。如果说渤海国以前的东北地区城址是以自身的石城传统占据主导，则渤海国及其之后的东北地区城址中，文化交融的色彩越来越鲜明。渤海国以“宪象中国制度”的博大胸怀，吸收了大量中原都市文明的筑城设计理念与技术，进入复杂而庞大的都城设计与营建的历史阶段，并为辽金王朝所继承。渤海上京龙泉府故址、辽上京临潢府故址、金上京会宁府故址成为东北地区古代都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总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风始终涤荡在东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基早已深深扎入“白山黑水”之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单笑斐

作者：王俊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