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3000万封侨批写就的顶级“中式浪漫”

文 | 镜象娱乐，作者丨栗子酒

“吾妻淑柔，展信安康。”

看完《给阿嬷的情书》，“后遗症”是刷到很多切片还是忍不住想哭，甚至只是读到这几个字，内心万千情绪便已翻涌不止。

“下南洋”的番客（华侨）从海外寄来的、可以附带汇款的家书，称为侨批

影片以“下南洋”的潮汕集体记忆，带出两位女性相隔万里的守望相助。在郑木生的连接下，叶淑柔的坚守、谢南枝的大爱，将影片贯穿始终的主题——“情义”一点点具象化。

豆瓣评分9.1，几乎是众望所归，不俗的口碑带动下，这部“三无”电影多次票房逆跌，上映10天票房破亿，单日票房甚至冲破3600万，较上映首日票房翻了近十倍。持续上扬的逆袭势头，也像极了一封方言电影写给电影市场的“情书”。

时代视角下的白描切片

初看《给阿嬷的情书》时，多线叙事的“散”，让人很难从中找出一个具体的焦点。整部影片细水长流地铺陈一个个生活化的场景，平淡又克制，但在这种近乎白描的叙事中，又贯穿着战争、离别、死亡、恩义、遗憾等可以被称之为宏大的命题。

所以当我尝试找出这部影片的切入视角时，我发现不是晓伟、不是木生、不是淑柔、也不是南枝，不是里面任何一个人，而是时代。站在时代的视角之上回望，每一次可以掀起巨浪的情感波动，都掩埋在平静的海面之下。

木生那么努力地攒钱，但每次都是差一点点就能回家，他的死也铺垫许久，真正离开的场面却没有轰轰烈烈的镜头；南枝的人生起伏没有特写，选择“成为木生”之后，她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也需要观众脑补；淑柔一生的等待几乎没有心理剖白，她独自一人拉扯三个子女的辛苦也不作重点……

因为时代本身没有情绪，也不会把镜头刻意对准谁，去勾画他/她波澜壮阔、或平凡无趣的一生，影片似乎只是用不加修饰的方式，刻下时间的流淌。但也是基于平淡的白描叙事，让《给阿嬷的情书》质朴的底色更加质朴，纯粹的感情更加纯粹。

原因在于，时代视角的记录是无差别记录，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场景也生长在影片的镜头中。比如终于得知真相的淑柔挂了电话，没有太多外露的情绪，只是起身去看自己做的橄榄菜凉了没有。又或是暮年的南枝与淑柔相见时，两人也只淡淡讲起：

“上一次寄的咸肉收到了吗？”

“收到了。”

整部影片的克制，就像一封封往返于大洋两岸的侨批，任何翻涌的情感落在纸上，都需要细细品味，才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重量。淑柔从不说相思，但句句是相思；木生也不讲在外打拼的辛苦，但随寄的一块布、“两百银”都是“辛苦”；南枝更没有把恩情挂嘴边，只是默默地把两个家庭担在自己的肩头……

然而，情绪不会消失，戏里的克制反而推高了戏外的情绪爆发空间。这也切中了时代视角的另一个巧妙之处，因为观众本就站在那个时代之外，影片缓缓铺开的故事，犹如一圈圈涟漪逐渐掀起巨浪，落在心头，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很多观众觉得《给阿嬷的情书》后劲很大也在于此，影片最后，两位迟暮的老人只是静静地坐着，就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穿透地域的女性力量

其中让人触动至深的点在于，《给阿嬷的情书》塑造了两位寻常但又少见的女性。

所谓寻常，是因为她们就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缩影。置身于传统的东亚家庭观念之下，南枝与淑柔代表的不只是潮汕女性，很多其他省市的观众看这部电影，也能从两人身上看到老一辈人的影子，因为她们的坚韧，本就带着足以穿透地域的力量。

淑柔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内助”、“全职妇女”，南枝则是千千万万“走仔”中的一个。说实话，这样的形象，在当下的女性叙事语境中极易“踩雷”，她们都没有在“为自己而活”。

但淑柔与南枝又是少见的。尤其是当女性叙事成为一种流行，越来越多电影被冠以女性主义的标签，是因为聚焦某种女性困境，甚至事业女性逐渐成为独立女性的单一表达，《给阿嬷的情书》却在尝试打破。影片朴素的镜头对准的，是女性的坚韧。她们在不同境遇下的选择被记录，她们的牺牲并不等同于泯灭自我，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不被框定的女性主义。

更难得的是，《给阿嬷的情书》并没有把南枝对木生的感情，狭隘地定义为爱情。她选择代替木生守护淑柔，是出于一份复杂的情感。这份情感中既有木生从大火中救出南枝父女的恩情，也有对淑柔艰难扛起一个家的同理心，更有同为潮汕人的故土情义与家国情怀。

有人说，在对影片“情义”的主题诠释上，淑柔是情、南枝是义。我认为反之亦然，就像淑柔得知木生在1960年就已经去世时，再看那张被误会的“全家福”，脑海中最先闪过的，是南枝一个人养这么多孩子该有多艰难。本质上，她们都是主体性很强的人，就算交换人生，两人大概率也会做出相似的选择。

可即便如此厚重，《给阿嬷的情书》也没有渲染南枝超脱男女之情的大爱，更没有回避一个选择为家庭奉献一生的女人的伟大。影片只是把两个女性如何坚韧地走完这一生摆在观众面前，那种韧如蒲草的力量便随着翻涌的情绪跨越地域，蔓延开来。

人们看到那个时代最朴素的情感表达，那时的人似乎从不去想值不值得，只是认定了一件事，就朝着这个方向一路走下去，这种选择或许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包裹其中的朴实与真挚，足以震撼人心。

寻求商业与艺术平衡的方言电影

在这个过程中，《给阿嬷的情书》能够上演这次逆袭，全方言创作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作为扎根潮汕的本土故事，影片从饮食、服饰到风俗、文化、建筑，处处都体现着鲜明的潮汕特色。比如片中还原的“扛标旗”、“拜月娘”，都是潮汕地区流传数百年的传统民俗。在此基础上，方言成为点睛之笔，让整个故事充满自然的、原生态的烟火气，这也是方言电影共通的优势所在。

甚至，在《给阿嬷的情书》整体克制的调性下，方言带起的情感表达，反而成为其中相对浓烈的色彩。以潮汕话读出的一封封侨批，给人一种独属于东方的顶级中式浪漫。以至于影片转为全国发行后，不少非潮汕地区的观众，同样更倾向于选择方言版本。

不过，方言电影的短板也很明显，即大多影片难以冲破区域局限，在更大范围引起共鸣。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方言电影多集中在文艺片的范畴，比如贾樟柯导演的多数电影都以山西方言为主。但让市场惊喜的是，在近几年的探索中，方言电影逐渐从两个方向呈现出不错的商业想象力。

一个是将地域文化做得更极致，承接区域性的群体共鸣。

在《给阿嬷的情书》之前，蓝鸿春导演的《爸，我一定行的》《带你去见我妈》同样极具潮汕特色，两部影片票房分别达到4707万、2374万。此外，以上海市井弄堂为主要场景的全沪语电影《菜肉馄饨》，累计票房也冲破3000万。这样的票房表现，对于普遍“小成本、无宣发”的方言电影来说，已经相当亮眼，甚至在商业回报上可以说是以小博大。

另一个则是融合商业电影思路，将大篇幅的方言、强烈的地域色彩融入商业电影的表达中。比如颇具上海腔调的《爱情神话》（2.6亿），以武汉话为主、呈现地方殡葬文化的《人生大事》（17.13亿），或是以南京话为主的战争片《得闲谨制》（4.12亿）等。这些影片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拉高了方言电影的票房上限。

而现在，《给阿嬷的情书》的逆袭，更像是两个方向的结合。影片虽立足潮汕，却没有止于潮汕，片中着重呈现的“下南洋”，是与“闯关东”、“走西口”并称的中国近代三大人口迁徙之一，而这次人口迁徙的大背景，连通着全体国民在那段艰难岁月的集体记忆。

影片结尾写着：“至1980年代，全国总计收到超3000万封侨批，华侨累计汇款超108亿美元。”片中紧紧围绕的一封封侨批，很多都取自真实的信件。甚至像南枝这样有大爱的人，在那个时代也不是少数，这3000万封侨批中，没有人能说得清有多少是挚友执笔代寄，就像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番客客死他乡。

从这个角度来说，《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极具地方特点，更有时代印记。这也解释了，影片让人动容的不只是内敛克制的纯粹情感、坚韧的女性力量，还有代代传承不息的故土情结和家国情怀。

如今，《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从9.0进一步上涨至9.1，票房持续攀升的势头未减，影片上映第二周，单日票房甚至冲破3600万，最终票房的预估空间也一再上调。这场华丽的逆袭，何尝不是方言电影写给整个电影市场的一封“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