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融资15亿，他们在无人之境“造太阳”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一段能源狂想史，和一团比太阳更热的火。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李艳艳

见习编辑｜李原 编辑｜何伊凡

图片来源｜受访者

该怎么形容搭档谭熠的性格呢？陈锐的答案很直接：他不想做恶人。

“对，我承认。”谭熠没有片刻犹豫，“我不是那种能够发狠的人。”他提到一个词叫“慈不掌兵”，而自己相对比较“慈”。“但也没事，我们公司有狠人。”

很多时候，陈锐就是那个“狠人”。比如年底核定中层绩效权重，谭熠会本能地考虑团队凝聚力和长期信心。陈锐则坚持必须有更清晰的抓手。“这不是独裁，是权力要有合理的集中，以确保战略执行到位。”

星环聚能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谭熠

陈锐和谭熠同为1982年出生，天秤座，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本科同班同学，宿舍紧挨着。2021年10月，两人共同创立“星环聚能”。这是一家试图驯服“人造太阳”的硬科技公司，由陈锐担任CEO，谭熠担任首席科学家。

朋友们戏称他俩为“江湖人士”，因为陈锐是江西人，谭熠是湖南人。可江湖是什么？是打打杀杀，也是人情世故。如陈锐所言，他们都是外圆内方的人，骨子里透着一股倔。而科学家的纯粹、执拗和温良，也包裹着他们，一路踏上无人之境。

至今，全球没有一个人或机构，敢说自己真正掌握了连续稳定实现聚变条件的密码。当时间拨回星环聚能刚起步的2022年，寒冬未过，他们在西安的厂房连门都没有，谭熠带着几个从清华跟过来的学生，外加附近村里跑来打零工的老大爷，一起在满天灰尘里安装设备。

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与清华大学合作的SUNIST-2装置仅用279天就建成放电；2025年底，星环聚能完成10亿元A轮融资，创下国内民营可控核聚变领域单笔融资纪录；今年5月初，又官宣完成5亿元A+轮融资。

随着最新融资的完成，星环聚能的估值已达到10亿美元。

沸腾年代与“冷板凳”

“确实有破圈的感觉。”融资消息公布后，陈锐收到了很多恭喜。某种程度上，高额融资关乎现实确认：那些曾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抽象场景，终于有了具象路径。

过去5年，可控核聚变领域经历过两次资本热潮。

第一次在2021年，美国CFS公司拿下18亿美元融资，至今仍是行业纪录。受此驱动，国内热钱涌入，星环聚能2022年6月完成天使轮融资。第二次热潮在2025年底到来，直接催化剂是中国政府将核聚变能写入“十五五规划”。中间的2023和2024年，行业融资接近冰点。

星环聚能创始人、CEO陈锐

陈锐回忆，A轮融资从2025年3月就已启动，但直到年底政策信号明确，资本才真正兴奋起来。起落之间，他保持着一个金融背景创业者的清醒。“没有一个行业能持续保持热潮。大家都说剩者为王，前提是你要坚持得足够久。第二，你的timing要足够好，在市场上升时尽可能多地获得资本支持。”

回头复盘星环聚能的融资历程，Pre-A轮最难。陈锐透露，彼时正值资本冷年，条款谈判极为艰难。A轮起初目标6个亿，最终成果远超预想。天使轮反而最容易，“说白了，我们只有几个员工和PPT。投资人也好做决策，就是投团队。”

早在六七年前，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就判断，高温超导材料的突破让聚变装置小型化成为可能，AI对能源的巨量需求则打开了应用想象空间。而可控核聚变被广泛认为是人类能源的终极解决方案。“作为硬科技投资人，如果不布局可控核聚变，很可能错过下一代科技革命中最关键的能源变革机遇。”

2022年，顺为资本和中科创星领投星环聚能天使轮；2023年，上海科创集团领投Pre-A轮，此后，又继续领投A轮。上海科创集团董事长朱民强调，星环聚能团队脱胎于清华工程物理系，是国内首支球形托卡马克研究队伍，核心成员深耕聚变超二十年，“硬团队＋硬技术”的组合，符合他们对前沿科技投资的底层判断。

真正让上海科创集团下决心加注的，是一次特殊的实地考察。

2022年8月，上海超导的高管团队飞到西安，想亲眼看看这个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迎接他们的是一栋没有门的毛坯厂房。没有空调，几台巨大的风扇轰鸣着给设备和人员散热。没有厕所，要骑电动车去园区外的公厕。脚手架中间，谭熠团队给访客做了一场简单的学术分享，身后工人正在刷墙、装灯泡。

“在这么简陋的环境下，大家就开干了，也让他们知道了，我们是真正想干事情的人。”谭熠说。

朱民也透露，早在星环聚能的Pre-A轮，上海科创集团旗下的知识产权基金就通过产业链伙伴上海超导的推荐，对公司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实地考察、技术评估与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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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法则

星环聚能西安厂房里，谭熠的工位不到一米宽，左边紧挨CTO王彬彬，右边是COO王首智。旁边一道门推开，就是反应堆大厅。“我们离装置最近，是前线。”谭熠说，一旦装置出了异响或事故，他们能在几秒钟内到达现场。

王彬彬1993年出生，从清华读博起就和谭熠一起在装置上爬上爬下。2022年8月刚到公司第一天，他感觉像进了建筑工地，眼前只有一个挖好的“坑”，里面堆满集装箱和零部件，周围没有护栏，毛坯墙面裸露在外。酷暑难耐，没有空调，所有人只能光着膀子搬脚手架。

画面正中人物为谭熠，左侧为公司CTO王彬彬，右侧为COO王首智。

那段日子，王首智每天带着附近村里的大爷们搭架子、装设备。他1994年出生，比王彬彬还小一岁，但按师门辈分却是“大师兄”。“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叫游击队。”他说，“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不按套路出牌。你缺电源，就学电源，要用超导，就去做超导。”

这种作风的源头在清华实验室。当年的实验室非常简陋，经费有限。为了省下几十块一个的无氧铜密封圈，谭熠买来粗保险丝，用酒精灯烧软了，焊成圈来替代。“当时是真的穷。”王首智坦言，但现在自己动手不是因为穷，“是因为自己做，会更快，更对症。”

王首智在和供应商打交道时也学到了“游击队”的生存智慧。

“花样太多了。”他笑着说，有的供应商天天打电话找他，“跟定了闹钟似的”；有的上来就要求“全包”，让他多花点钱，不要自己折腾；有的则把他训了一顿，“说你们什么都不懂，先查清楚再来”。几年的磨砺让他悟出一个道理：“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供应商就为你服务。你不知道，就会被他牵着走。”

星环聚能CTO王彬彬

王彬彬的底层逻辑更简单：“这就跟小孩搭积木的心态一样，将一个个散零件，电容、电源、磁体……最后组装好，实现很高的真空密封。这个过程‘work’起来，挺有成就感。”

但“搭积木”也有“崩溃时刻”。

那是SUNIST-2装置冲刺“第一等离子体”的关键期，团队经历了数日的推倒重来和电源爆炸——有时候电源参数推高了，某个绝缘薄弱点就会“砰”一声打火，把铜牌炸弯，整片区域烧得焦黑。但王彬彬说，他们对待事故的态度很“硬核”：“只要你没伤着人，每一次爆炸都是在帮你快速定位薄弱点。”

工作人员正在安装SUNIST-2装置。

终于一切就绪。到了设定好的第一等离子体实验日期，团队奋战整整一天，屏幕上却始终只出现像“糖葫芦”一样不稳定的小光点。直到凌晨两点，第一等离子体始终没有出现。

准备好的香槟没开成，团队在半夜沉闷地吃完了早就准备好的烧烤。当天深夜，谭熠在群里发了一段安慰大家的话。他从消息的“已读”提示判断，那晚大家好像都没怎么睡。

转折往往在极限拉扯之后出现。第二天是周六。早上，谭熠和同事们讨论出一个新方案。工艺师傅休息，也被打电话薅回来加班。结果下午一放电，屏幕上就有了起色。紧接着，一次批处理调整后，等离子体的“糖葫芦”形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光环。“第一等离子体”终于出现了。

那一晚，团队没有欢呼。“前面的拉扯太长了，真突破了反而觉得理所当然。”王彬彬说，他印象中，大家只是打开手机，跟谭老师和陈总远程开了瓶香槟，每人领到一个红包。谭熠很快又布置了新任务：100千安还不够，下一步，冲200千安。

“全球唯一”的技术方案

星环聚能的球形托卡马克与磁重联方案，是一个“全球唯一”的技术路线。谭熠承认，在全球可控核聚变舞台上，这条路线目前只有星环在跑。这不仅是科学家的偏执，更是成本逻辑的必然选择。

“我们就从度电成本反推。”谭熠说，“传统托卡马克为什么贵？太大、太复杂。功率不能变小，就把磁场做上去、体积压下来；外围系统太复杂，就用脉冲运行替代稳态运行，像内燃机一样反复做功。”朱民将此概括为“国内原创、目前全球唯一的技术路径”，其具备装置小型化、结构简洁化和成本大幅降低的潜力。

据星环聚能方面介绍，在工程层面，公司已经攒下几把“钥匙”。

第一把是磁体。高温超导磁体是聚变堆里最核心也最贵的部件之一，星环聚能现在已具备从设计到制造的全链条能力。他们自主研制的TFMC环向场线圈最大尺寸达到4米，真正能用在实际聚变堆上。

更关键的是，这是全球首个专门为球形托卡马克设计的高温超导环向场磁体。球形托卡马克的“肚子”小，中心柱空间极其逼仄，要求磁体在更细的管子里跑更大的电流，技术难度比常规路线高出好几倍，而TFMC正是奔着这个极端要求来的。

星环聚能进行放电实验。

第二把钥匙是AI。聚变装置运行时，内部等离子体的状态瞬息万变，过去靠人盯着参数表一项项检查，耗时又容易漏判。星环的研发团队引入AI做帮手，用深度学习自动监测等离子体诊断信号，几类关键诊断任务过去要花约200个工时，现在压缩到约34小时，效率提升近6倍。

此外，他们的等离子体控制系统也已初步具备isoflux（等磁通控制）控制能力，从原来只能控制整体参数，进化到能精确调节等离子体内部的一维分布。打个比方，就像从只能控制一锅汤的总体温度，升级到能控制汤里每一层的火候。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孤独。谭熠感慨，全社会都在呼吁支持原始创新，可当你真拿出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方案时，“大家并不支持你，反而怀疑你。他会问，为什么美国人不是这么做的？”在他看来，创新从来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投资人也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国家和社会也需要有对中国原始创新的自信心。”

近年来，一直有学界声音呼吁统一技术路线，陈锐明确反对：“现在谁也不知道哪条路线能率先做出来，哪条更具经济优势。国家队的路线很明确，我们民营企业做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最好的战略补充。”

“养成式管理”

管理一家硬科技公司，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心。

“聚变装置就在那摆着，没有情绪。但人都有情绪。”谭熠说，管人相比管装置“更难”，他的唯一信条就是坦诚。“告诉大家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你觉得我有什么要改进的，我也觉得你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施压”角色更多由陈锐和王首智承担。“我和彬彬坐在一块儿十几年了，需要严格管理时，我尽量不让他面对这种压力。”王首智说，这种分工是从两位创始人身上学来的，“我在模仿陈锐总对谭老师的态度。”

星环聚能COO王首智

陈锐把这层关系点得更透：“如果需要一个人妥协多一点，一般这个人都是我。我觉得我比他更懂人性一点。”谭熠确实更“方”，但这不代表他们内核有本质区别：“我们骨子里都是比较倔强的人，外圆内方。”

陈锐的管理哲学很朴素：第一，待遇到位，让员工有尊严；第二，理想到位，让大家有共同参与伟大事业的成就感；第三，细节到位，每周食堂菜单、班车怎么排、工位舒不舒服，都要管。

两人相识二十多年，本科时并不熟，陈锐整天打反恐精英，曾与清华U队队友联手打进过职业联赛全国八强；谭熠则在实验室角落捣鼓自己的小发明。直到陈锐从悉尼读完经济学博士，回国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做量化交易有大量代码优化需求，才频繁去清华找谭熠请教。

那时谭熠自诩“聚变界的coding第一”，两人从代码聊到物理，从物理聊到创业，最终合伙。公司从最初的十几个人扩张到180人，研发人员约150人。工程师多来自社会招聘，科学家主要来自清华工程物理系。扩张过程中，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搞聚变的科学家和画图纸的工程师，讲的根本不是同一种语言。

陈锐的解决方案是让科学家当“翻译”，把深奥的聚变物理和等离子体指标，拆解成机械、电气、IT工程师都能看懂的任务包。这是星环聚能跑出“工程效率”的秘密武器。

王彬彬的角色更进一层，他负责“搭桥”：“磁体测试发现诡异数据，工程师不太擅长频谱分析，我就把原始数据拿过来分析，给他们做个范例。”他形容这是“养成式”管理，跟着他们一起做，带着他们往前走。

“太阳已露出地平线”

2025年底是星环聚能最艰难的时刻，账上资金吃紧，A轮融资在焦灼谈判中前途未明。陈锐和谭熠隔着屏幕互相打气。谭熠甚至悄悄做过抑郁症自测表，结论是“在所有时刻，我都不抑郁”。确认心态没问题后，他继续埋头干活。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这一年12月31日。当晚，A轮第一笔资金入账。那个跨年夜，陈锐在西安，谭熠在北京。两人没通电话，陈锐只发了一条微信：不容易啊。谭熠回了一句：每个伟大的公司可能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他们还聊到SpaceX——如果不是那笔关键融资，猎鹰火箭也早就倒下了。

2026年1月12日，星环聚能在上海举行A轮融资签约活动。王首智记得，活动结束后，谭熠没有留下庆祝，他紧接着还有两个投资人会谈。全部谈完已过晚上10点，他直奔虹桥机场，赶次日最早一班飞机回北京。王首智不清楚他那一晚睡在了哪儿。虹桥机场有宵禁，也许就在机场待了一宿。

第二天，王首智和几位高管搭早班飞机回到西安。有同事跑来问，咱们是不是好起来了？王首智一脸冷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在他看来，这种“巅峰时刻”必须迅速回归理性，“整个公司的人都在看着你，你要是得意忘形，底下就浮躁了。实际上该解决的问题一个没少。”

这种集体“理性”，根子在谭熠身上。王首智说，谭熠从学校到现在没变过。融完10亿，装置炸了，他拎个包从外面过来，脸上看不出波澜。不管胜利还是失败，他都当成平常事。“这是给我们最大的支撑。”

投资者的热情还在加温。

今年5月，星环聚能官宣完成5亿元A+轮融资。投资方包括达晨财智、金浦投资、上海申能诚毅、阳光融汇资本、兴证资本等机构，A轮投资方飞图创投等继续跟投。至此，公司累计融资超过20亿元。

在公司内部，陈锐既扮演“乐观主义者”，也主动对投资人进行“理性预期管理”。“我们肯定是全人类对聚变前景最乐观的那一类人。但聚变是长周期事业，需要持续投入。”他说，“现在，太阳已经露出地平线，我们能看到清晰的轮廓和路径。”

资本到位后，工程化将按下加速键。按星环聚能规划，2026年下半年上海嘉定基地的装置室主体将完成建设，NTST（负三角球形托卡马克）装置年内安装完成，2027年运行至额定参数。同期，CTRFR-1（基于高温超导的紧凑型重复重联可控聚变装置）的设计方案持续迭代，目标在2028年前后完成装置安装和工程验证，2029年至2030年间实现等效Q值大于1的聚变性能目标。

再往后，2030年代前期，星环将建成可输出电能的聚变反应示范堆。

你们会把自己当成“造太阳的人”吗？面对外界的比喻，王彬彬被逗笑了，“其实我们的等离子体，温度要比太阳高多了。”对于这群站在一亿度高温与零下200多度极寒交界处的人来说，他们最习惯的，就是做从未有人做成过的事。

自1950年代氢弹成功后，各国以为聚变唾手可得，后来发现远没那么简单。1968年，苏联托卡马克数据惊艳，全球蜂拥而上；1980年代初眼看要成，“约束破坏”又让一切回到原点；刚突破瓶颈，1990年代苏联解体、油价暴跌，聚变进入长达20年的冰冻期。

回顾聚变近80年的研发史，谭熠觉得充满了戏剧性，“一会儿给你希望，一会儿泼你冷水，让你欲罢不能”。这一次，一个关于原创技术、工程效率与商业成功的中国故事已然开篇。“也许等我们真的把聚变搞成了，可以去写个剧本。”谭熠说，那一定很有意思。

附：文中提到的“第一等离子体”是指：聚变装置第一次成功“点亮”等离子体的那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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