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2年的春天，风里都带着一股躁动。
进一步改革的讲话消息，像一阵热风，吹遍了我们那个闭塞的北方小山村。
村东头的狗子，年前从东莞回来，穿得西装革履，腰上别着个BP机，走路都带着风。
他说，东莞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出力，一个月能挣老家半年的钱。
我那时候刚满十八岁，高考落榜，在家里待着抬不起头。
看着狗子身上的时髦装扮，听着他嘴里的“流水线”“加班费”，我心里烧得慌。
我跟父母磨了三天三夜，终于拿到了他们攒了大半年的两百块钱。
临走那天，母亲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件换洗衣物，还有十几个白面馒头。
“在外头，照顾好自己，实在不行，就回来。”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不敢回头，怕自己也忍不住哭。
我跟着狗子，还有村里另外三个年轻人，挤上了前往东莞的绿皮火车。
那火车，挤得人喘不过气。
过道里、车厢连接处，甚至厕所门口，都挤满了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
空气里混杂着泡面味、汗味、脚臭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希望。
火车哐当哐当开了三天两夜，我怀里的馒头早就硬得咬不动了。
狗子说，到了东莞，先找个厂落脚，只要进了厂，就不愁吃不愁住。
我信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去，等待我的不是机遇，而是一场绝境。
我们在东莞火车站下了车，眼前的一切，既陌生又热闹。
马路上，汽车、摩托车来回穿梭，喇叭声此起彼伏。
路边的厂房密密麻麻，墙上贴满了招工启事，挤满了找工作的人。
狗子熟门熟路地带着我们，往长安镇的方向走。
他说，长安镇的电子厂多，招工门槛低，容易进去。
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我们到了长安镇。
这里的人更多，到处都是操着不同口音的年轻人，脸上带着和我一样的迷茫与期待。
狗子找了个中介，中介说，要进电子厂，得先交五十块钱中介费，再交一百块钱押金，等进厂后再退还。
我们几个，身上的钱本来就不多，可想着能尽快进厂，还是咬着牙交了钱。
中介给了我们一张纸条，说第二天一早，在村口的大树下集合，有人带我们去工厂面试。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地方去，就在村口的桥洞下凑合一晚。
东莞的春天，晚上也不冷，可蚊虫特别多。
我躺在冰冷的地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既兴奋又忐忑。
我想着，等进了厂，好好干活，挣了钱，就给家里寄回去，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第二天一早，我们准时到了大树下。
可等了整整一上午，也没等到那个带我们去面试的人。
我们去找中介，中介的门面已经关了，门口贴着一张“转让”的纸条。
狗子这才慌了，他拍着大腿说，我们被骗了。
我手里攥着那张没用的纸条，浑身冰凉。
五十块钱中介费，一百块钱押金，那是我父母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啊。
同行的几个人，有的哭了，有的骂骂咧咧，还有的蹲在地上，一言不发。
狗子说，他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就去别的地方找找看。
我们又在长安镇转了两天，跑遍了大街小巷，问遍了所有贴招工启事的工厂。
可要么是不招男工，要么是要求有身份证，要么就是还要交各种费用。
那时候，我们大多没有身份证，出门只带了户口本复印件，可工厂不认。
身上的钱，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十几块钱。
我们不敢买东西吃，只能每天喝路边的自来水，啃剩下的硬馒头。
第三天下午，馒头也吃完了。
我饿得头晕眼花，走路都打晃。
狗子说，他去附近的工地问问，看能不能找个临时活，挣点饭钱。
我们就在原地等他，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天渐渐黑了，狗子还没回来。
我们慌了，分头去找他，可找了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找到。
后来我们才知道，狗子那天去了工地，跟工头吵了一架，一气之下，跟着一个老乡去了深圳。
他走得急，没来得及跟我们说一声。
剩下我们三个人，被困在了长安镇，身无分文，举目无亲。
我们不敢再待在桥洞下，怕被治安队查暂住证。
那时候的东莞，治安队查得特别严，没有暂住证，就会被送去樟木头收容所，干苦力，然后遣送回老家。
我们只能躲在厂房后面的角落里，白天不敢出来，晚上才敢偷偷出来找水喝。
第四天中午，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偷偷溜出来，想找个餐馆，看看能不能讨点饭吃。
我走到一家小餐馆门口，犹豫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老板是个中年男人，看我衣衫褴褛，眼神躲闪，就知道我是个没饭吃的打工仔。
“滚出去，这里不养闲人！”他拿起扫帚，就往我身上打。
我吓得赶紧跑了出来，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又酸又涩。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看着路边的人来来往往，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手里拿着食物，脸上带着笑容。
而我，像一只流浪狗，连一口饭都吃不上。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你是不是饿了？”
我抬头一看，是一个姑娘。
她个子不高，扎着一个马尾辫，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工装，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她的皮肤有点黑，是那种常年晒太阳的健康肤色，眼睛很大，很亮，像山涧里的泉水。
我看着她，喉咙动了动，说不出话来，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她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两个肉包，递给我。
“吃吧，我刚买的，还热着呢。”
我接过肉包，双手都在抖。
这是我这几天来，第一次吃到热乎的东西。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噎得直打嗝。
她看着我，递过来一瓶水。
“慢点吃，别噎着。”
我喝了口水，缓了缓，才抬起头，对她说：“谢谢你，姑娘。”
她摆了摆手，说：“不用谢，出门在外，谁都有难处。”
我问她：“你也是来打工的吗？”
她点了点头，说：“我是贵州的，来东莞快一年了，在附近的电子厂上班。”
原来，她叫阿秀，是贵州三穗人，那年十九岁，比我大一岁。
她说，她们老家，很多人都来东莞打工，东莞南城街道，还有“三穗一条街”的说法，到处都是她的老乡。
我跟她讲了我的遭遇，讲了我们被骗，讲了狗子走了，讲了我们身无分文，被困在这里。
我越说越难过，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阿秀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眼里满是同情。
等我说完，她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递给我。
“这钱你拿着，买点吃的，别饿坏了。”
我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已经吃了你的肉包，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她把钱塞进我的手里，说：“拿着吧，我一个人，花不了多少。你们三个人，还要吃饭呢。”
“我看你们，也没有地方去，我们厂里有闲置的杂物间，晚上你们可以去那里凑合一晚，不过要小心，别被保安发现了。”
我看着手里的十块钱，又看了看阿秀，心里暖暖的，说不出的感动。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我最绝望的时候，这个陌生的贵州姑娘，给了我一丝温暖，一丝希望。
我连忙给她鞠了一躬，说：“姑娘，大恩不言谢，等我以后有钱了，一定还你。”
她笑了笑，说：“不用还，出门在外，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她给我指了指她们工厂的方向，说：“晚上天黑以后，你们就从工厂后门进去，杂物间就在后门旁边，里面有几张旧桌子，你们可以在那里睡觉。”
“还有，白天别在工厂附近晃悠，保安查得严，要是被发现了，就麻烦了。”
我一一记在心里，又跟她道了谢。
她挥了挥手，说：“我要去上班了，你们自己小心点。”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充满了感激。
那一天，我拿着阿秀给的十块钱，买了几个馒头和一瓶水，回到了我们藏身的角落。
我把肉包和钱的事情，告诉了另外两个同伴。
他们听了，都很感动，说这个姑娘真是个好人。
晚上，天黑以后，我们按照阿秀说的，偷偷从工厂后门进去，找到了那个杂物间。
杂物间很小，里面堆着一些废弃的零件和纸箱，还有几张旧桌子。
虽然简陋，但比起桥洞和角落，已经好太多了。
我们在桌子上铺上一些纸箱，就当成了床。
那一夜，我们睡得很安稳。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一个陌生的姑娘，在默默帮助我们。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靠着阿秀给的十块钱，省吃俭用，每天只吃两个馒头，喝一点自来水。
白天，我们躲在杂物间里，不敢出去，怕被保安发现。
晚上，等工厂里的工人都下班了，我们才敢偷偷出来，找水喝，或者在附近晃一晃。
有时候，阿秀会趁着下班的间隙，偷偷给我们送点吃的。
有时候是两个包子，有时候是一碗粥，有时候是一块面包。
她每次来，都只是停留一小会儿，说几句话，就匆匆走了。
她说，她上班很忙，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有时候还要加班，只能抽空来看我们。
我问她，在电子厂上班累不累。
她笑了笑，说：“累，怎么不累。每天坐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手指都快麻了。”
“但累也没办法，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为了给家里寄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她说，她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条件不好，还有一个弟弟，正在上学，需要钱。
她出来打工，每个月能挣四百多块钱，除了自己留一点生活费，剩下的都寄回家里。
我听着她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自己也过得不容易，却还愿意伸出援手，帮助我们这些陌生人。
有一次，她给我们送吃的，看到我脸上有一道伤口，就问我怎么弄的。
我告诉她，是昨天晚上出来找水喝，不小心被石头划伤的。
她皱了皱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瓶，递给我。
“这是碘伏，你擦擦伤口，别感染了。”
她还亲手给我擦了药，动作很轻，很温柔。
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在心底悄悄滋生。
我知道，我配不上她，我现在一无所有，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怎么能给她幸福。
但我还是忍不住想，等我以后有了工作，有了钱，一定要好好报答她，一定要守护好她。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身上的钱，又快花完了。
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心里越来越着急。
有一天，阿秀来给我们送吃的，看到我们愁眉苦脸的样子，就问我们怎么了。
我跟她说，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工作，钱也快花完了，再这样下去，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帮你们问问我们厂里，看有没有招工的名额。”
“我们厂里，最近好像要招几个男工，负责搬运货物，不过要求力气大，能吃苦，而且还要有身份证。”
我听了，心里一下子燃起了希望。
我说：“力气我有，我能吃苦，就是没有身份证。”
她想了想，说：“我去跟我们组长说说，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用户口本复印件代替。”
“不过，你们要做好准备，搬运货物很累，而且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只有三百多块钱。”
我说：“没关系，只要能有一份工作，能有饭吃，再累我也愿意。”
接下来的几天，阿秀每天都会去跟她们组长求情。
她每天下班以后，都不休息，直接去找组长，跟组长说我们的情况，恳求组长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有一次，她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有泪痕。
我问她怎么了，她不愿意说，只是摇了摇头，说：“没事，你们再等等，我再去问问。”
我心里知道，她肯定是受委屈了。
我拉住她的手，说：“阿秀，算了吧，别再为难自己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她看着我，眼里含着泪水，说：“不，我一定要帮你们找到工作，你们不能一直这样飘着。”
“我知道，出门在外，没有工作，没有钱，有多难。”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阿秀，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她笑了笑，擦了擦眼泪，说：“别客气，我们都是出门打工的，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五天的时候，阿秀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她跟我们说，组长答应了，让我们明天去厂里面试，只要体检合格，就可以上班了，户口本复印件也可以代替身份证。
我们听了，都激动地跳了起来。
这意味着，我们终于可以摆脱困境，终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了。
那天晚上，阿秀给我们买了肉，还有一瓶白酒，庆祝我们即将有工作。
我们坐在杂物间里，围着桌子，吃着肉，喝着酒，聊着天。
阿秀也坐下来，陪我们一起吃。
我们聊了很多，聊我们的家乡，聊我们的家人，聊我们的梦想。
阿秀说，她的家乡在贵州的大山里，那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就是太穷了。
她说，等她挣够了钱，就回老家，盖一座新房子，给父母养老，供弟弟上学。
我说，等我挣够了钱，就回老家，娶一个像她一样善良、温柔的姑娘，好好过日子。
说完，我看了看阿秀，她的脸一下子红了，低下了头，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容。
那一夜，我们聊到很晚，聊得很开心。
我们都以为，我们的日子，终于要慢慢好起来了。
我们都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互相陪伴，互相帮助，一起在东莞打拼。
可我们万万没想到，一场意外，又把我们推向了绝境。
第二天一早，我们按照阿秀说的，去厂里面试。
面试很简单，就是看看我们的身体状况，问问我们能不能吃苦。
我们都顺利通过了面试，组长让我们第二天就来上班，并且给我们安排了宿舍。
我们心里都很高兴，想着终于有地方住，有工作做了。
我们回到杂物间，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准备第二天搬去宿舍。
下午的时候，我们想去给阿秀道个谢，顺便告诉她我们面试通过的好消息。
可我们去了她的车间，却没有找到她。
我们问她的工友，工友说，阿秀今天没有来上班。
我们心里很着急，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在工厂附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她。
晚上，我们搬去了宿舍。
宿舍是十二个人一间的上下铺，很简陋，但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阿秀，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
我一夜没睡好，脑子里全是阿秀的身影。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阿秀的车间，还是没有找到她。
我又问她的工友，工友说，阿秀昨天晚上就收拾东西走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我心里一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问工友，阿秀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工友说，阿秀留下了一张纸条，让她转交给我。
我连忙接过纸条，双手都在抖。
纸条是用普通的作业本纸写的，字迹很清秀，带着一丝娟秀。
上面写着：“小弟，对不起，我要走了。家里出了急事，我必须马上回老家。你们已经找到工作了，我就放心了。我给你们留了五十块钱，放在杂物间的桌子底下，你们拿着，买点吃的，好好工作。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以后，有缘再见。——阿秀”
我看着纸条，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我连忙跑到杂物间，在桌子底下，果然找到了五十块钱。
那五十块钱，叠得整整齐齐，上面还带着一丝她的体温。
我拿着纸条，拿着那五十块钱，站在杂物间里，浑身冰冷。
她走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没有告别，没有约定，只留下了一张纸条，五十块钱，还有一段温暖的回忆。
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全名，不知道她具体的家乡地址，不知道她家里出了什么急事。
我只知道，她是一个来自贵州三穗的姑娘，她叫阿秀，她善良、温柔、热心肠。
她在我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伸出了援手，两次帮助我，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希望。
可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她，还没有来得及跟她说一声谢谢，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我心里的那份情愫，她就已经走了。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班，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我去了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去了她给我送肉包的地方，去了她给我送药的地方。
可哪里，都没有她的身影。
我问遍了工厂里所有贵州的工友，问他们有没有认识一个叫阿秀的姑娘，来自贵州三穗。
可他们都说，不认识。
他们说，贵州来的打工妹很多，叫阿秀的也很多，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
我又去了“三穗一条街”，那里到处都是贵州三穗的打工者。
我挨家挨户地问，问他们有没有认识一个叫阿秀的姑娘，十九岁，扎着马尾辫，在附近的电子厂上班。
可问了整整一天，都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
有人说，她可能是家里出了大事，回去就再也不会来了。
有人说，她可能是嫁给了老家的人，从此就在老家过日子了。
还有人说，她可能去了别的城市打工，再也不会回到东莞了。
我不愿意相信，我不愿意相信，我们就这样匆匆相遇，又匆匆别离。
我不愿意相信，我再也找不到她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去上班，努力工作，拼命挣钱。
我每天都省吃俭用，把钱攒起来，想着有一天，能去贵州三穗，去找她。
我向工友打听贵州三穗的情况，工友说，三穗是贵州最早进行劳务输出的县份之一，那里有很多人都来东莞打工。
他说，三穗在贵州东部，山很多，交通不方便，想要找到一个人，很难。
可我没有放弃。
我想，只要我坚持，只要我不放弃，总有一天，我能找到她。
我在东莞待了五年。
这五年里，我换了好几份工作，从搬运工，到流水线工人，再到仓库管理员。
我攒了一些钱，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这五年里，我每年都会去“三穗一条街”，去打听阿秀的消息。
我每年都会去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去看看，希望能遇到她。
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我甚至托去贵州打工的工友，帮我打听阿秀的消息。
可工友们回来，都说没有找到。
他们说，三穗县很大，叫阿秀的姑娘很多，没有具体的地址，根本找不到。
1997年，我离开了东莞，回到了老家。
我在家里，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娶了媳妇，有了孩子。
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
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阿秀。
那张纸条，我一直珍藏着，放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每天都会拿出来看看。
那五十块钱，我也一直留着，没有花掉。
它就像一个信物，承载着我对阿秀的思念，承载着那段温暖的回忆。
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想起1992年的那个春天，想起那个陌生的贵州姑娘。
想起她递给我的那两个热乎的肉包，想起她给我的那十块钱，想起她给我擦药时的温柔，想起她留下的那张纸条。
我总会想，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她的父母还好吗？她的弟弟有没有考上大学？
她有没有遇到一个真心对她好的人？有没有过上她想要的生活？
这些问题，我永远都得不到答案。
2000年，我趁着出差的机会，去了一趟贵州三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