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故事的流变

《西厢记》的巨大成就是历史的传统使然。其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写的传奇短篇小说《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其大致内容是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恰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少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弥新，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其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矜持的姿态展现。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真实可信，但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莺莺传》是一颗沾有泥淖的珍珠，人们都是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宋杂剧有《莺莺六幺》(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南戏有《西厢记)一目(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畴》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作者虽还没有洞悉悲剧发生的社会原因，但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连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鸿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也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来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质朴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实质性变动，它也引起了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决然地把幕后老夫人推到前台，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崔张的矛盾亦变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这不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和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而且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也远远超过了《莺莺传》，并赋予作品以更高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可敬。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用同情的笔触写崔张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的尖锐冲突，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他没有为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得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只要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

“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艳丽脱俗。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再次说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脱离不了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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