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
六岁那年的夏天，热得树叶都打了卷儿。我家住在棉纺厂的老家属院里，一长排红砖平房，家家户户门口堆着蜂窝煤。我妈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我爸在厂里开车，三班倒，常常半夜才回家。
那天是礼拜天，我妈说要带我去百货公司“帮忙”。她蹲下来给我系鞋带，手指头有点抖。“小辉，”她说，声音压得低低的，“等会儿妈让你看个妹妹，穿碎花裙子的，你帮妈看着她，别让她乱跑，听见没？”
我点点头，心里有点高兴。我妈很少带我出门，她说我太皮，怕我惹事。但今天不一样，她从抽屉里拿出两颗水果糖，橘子味的，塞进我兜里。“乖，办成了事，妈再给你一颗。”
百货公司里人挤人，电风扇在头顶嗡嗡转，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我妈拉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我们在卖布料的柜台附近转悠，她眼睛一直往儿童玩具区那边瞟。
“来了。”她突然捏紧我的手。
人群里走出个小姑娘，大概三四岁，穿着粉白小碎花的连衣裙，头发扎成两个小揪揪，用红绸带系着。她手里抱着个塑料娃娃，正仰头跟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说话。那男人蹲下来，摸摸她的头，说了句什么，就朝另一边卖手表的柜台走去。
“看见没？”我妈弯下腰，嘴巴凑到我耳朵边，“那个妹妹，漂亮不？”
“漂亮。”我老实说。那小姑娘的裙子真好看，比我见过的所有裙子都好看。
“她爸爸去买东西了，”我妈的声音更低了，热气喷在我耳朵上，“你过去，跟妹妹说，阿姨那里有糖，带她去找妈妈。记住了没？就说阿姨那里有糖。”
我有点懵：“可她妈妈在哪儿啊？”
“你别管，就这么说。”我妈推了我一把，“快去，趁她爸爸没回来。”
我挪着步子走过去。小姑娘正蹲在地上摆弄娃娃，抬头看见我，眼睛圆溜溜的。
“妹妹，”我照着我妈教的说，“阿姨那里有糖，我带你去。”
她看着我，没动。
我赶紧从兜里掏出一颗糖，橘子糖纸在灯光下亮晶晶的。她眼睛跟着糖转。
“给你。”我把糖递过去。
她伸出小手，接住了。我趁机拉住她另一只手：“走，我带你去。”
她站起来，乖乖跟着我。我牵着她穿过人群，心跳得咚咚响。我妈在布料柜台后面朝我招手，我把小姑娘带过去，我妈一把将她抱起来，用早就准备好的旧外套裹住。
“真乖。”我妈腾出一只手，往我另一只兜里又塞了颗糖，“回家。”
我们从侧门出去，太阳明晃晃的。我妈抱着小姑娘走得飞快，我跟在后面小跑。小姑娘在外套里动了动，小声说：“我要爸爸。”
“马上就到了，乖。”我妈的声音在抖。
回到家，我妈把小姑娘放在床上，从柜子里翻出件我的旧衣服给她换上，又把那条碎花裙子塞进炉子里。火苗蹿起来，舔着布料，发出焦糊味。
“你以后就叫招娣。”我妈对小姑娘说，“我是你妈，他是你哥。”
小姑娘呆呆地看着她，不哭也不闹。
晚上我爸回来，看见床上多了个小姑娘，愣住了。
“捡的。”我妈说，一边盛饭，“在百货公司门口，哭得可怜，没人要。”
我爸盯着小姑娘看了好一会儿：“报警了没？”
“报什么警？”我妈把饭碗重重放在桌上，“这么漂亮个丫头，扔在外头，不定被谁捡了去。咱家正好缺个女儿，养着呗。”
我爸没说话，坐下来吃饭。他扒了两口饭，突然说：“别是偷的吧？”
“你胡说啥呢！”我妈嗓门一下子高了，“我李秀兰能干那种事？真是捡的！”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小姑娘——现在叫招娣了——坐着一动不动，我妈喂她，她就张嘴。眼睛一直看着门口，好像在等谁。
睡觉前，我妈把我叫到厨房，从糖罐里又摸出颗糖，这回是大白兔。“今天的事儿，跟谁都不能说，听见没？说了，警察就把你抓走，再也见不着爸妈了。”
我攥着糖，用力点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屋招娣在小声哭。哭了很久，后来没声了，大概睡着了。我把三颗糖都拿出来，排在枕头边，橘子糖两颗，大白兔一颗。糖纸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
二
招娣来家里后，我妈像变了个人。她以前总皱着眉头，嫌我闹，嫌家里乱，嫌钱不够花。现在她每天早早下班，给招娣梳头，扎漂亮的小辫，用省下来的布头给她做新衣服。
“到底是丫头好，”她一边给招娣缝裙子一边说，“贴心，懂事。”
招娣不太爱说话。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抱着那个从百货公司带回来的塑料娃娃——我妈没舍得烧。娃娃的金发被火燎焦了一小撮，招娣就用红头绳把那撮头发扎起来，像扎小辫。
邻居们很快就知道我家多了个女儿。王大妈来串门，盯着招娣看了半天：“秀兰，这丫头长得可真俊，不像你也不像老陈，像谁啊？”
“像我娘家嫂子。”我妈面不改色，“我哥嫂出车祸没了，就剩这么个丫头，我不养谁养？”
王大妈“哦”了一声，没再问。可我知道，我妈娘家在甘肃，我从没见过什么舅舅舅妈。
招娣来家里一个月后，警察上门了。
那天是周六下午，我爸在家补觉，我妈在院子里洗衣服。两个穿警服的人推开院门，一男一女，表情严肃。
“是李秀兰同志家吗？”男警察问。
我妈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站起来：“是，我是李秀兰。同志，有什么事？”
“百货公司上个月丢了个孩子，三岁半，女孩。”女警察说，眼睛往屋里瞟，“我们接到群众反映，说你家最近多了个小姑娘。”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玻璃弹珠掉在地上，咕噜噜滚到警察脚边。
我妈脸白了，但声音还算稳：“是，我侄女，爹妈没了，我接来养。”
“能看看孩子吗？”男警察说。
招娣正好从屋里出来，抱着娃娃，站在门口。她看见警察，愣住了。
女警察蹲下来，声音放柔了：“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招娣不吭声，往后退了一步。
“她叫招娣。”我妈抢着说，“胆子小，怕生。”
女警察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你看看，认识这个人吗？”
照片上是个穿白衬衫的男人，戴眼镜，文质彬彬的。招娣盯着照片，眼睛慢慢睁大，突然“哇”一声哭了：“爸爸……”
院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我妈冲过去想抱招娣，被男警察拦住了。女警察把招娣抱起来，轻声哄着：“不哭不哭，告诉阿姨，你原来叫什么名字？”
“舒雅……”招娣抽抽搭搭地说，“秦舒雅……”
“你爸爸呢？”
“爸爸买手表……阿姨有糖……哥哥带我……”
我浑身发冷，看见女警察的目光扫过来，落在我身上。我下意识地捂住裤兜，里面还装着那天我妈给我的糖，我一直舍不得吃，糖纸都快磨破了。
“小朋友，”女警察抱着招娣走过来，“你跟阿姨说实话，那天在百货公司，是不是你带妹妹走的？”
我张张嘴，发不出声音。我妈在那边喊：“小辉！别瞎说！”
“是你妈妈让你带妹妹走的，对吗？”女警察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我心上。
我看看我妈，她脸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我又看看招娣——不，是秦舒雅，她还在哭，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最后我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尖，点了点头。
“警察同志，孩子小，胡说的……”我妈还想争辩。
男警察从包里掏出手铐：“李秀兰，你涉嫌拐骗儿童，跟我们走一趟吧。”
手铐“咔嚓”一声，在我妈手腕上合拢。那声音特别响，整个院子都能听见。隔壁王大妈探出头，又赶紧缩回去，窗户“砰”地关上了。
我妈被警察带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说不清是恨，是怨，还是别的什么。我爸从屋里冲出来，只看见警车的后屁股消失在胡同口。
招娣——秦舒雅被女警察抱着，也上了另一辆车。她趴在后车窗上，脸贴着玻璃，一直看着我，直到车拐了弯。
我爸蹲在门口，抱着头，半天没动。我走过去，拉拉他的袖子：“爸……”
他猛地站起来，一巴掌扇在我脸上：“你个混账东西！”
我摔在地上，嘴里一股腥味。兜里的糖掉了出来，橘子糖纸在尘土里滚了几圈，沾满了灰。
三
我妈被判了七年。
开庭那天，我爸没让我去。他自己去的，回来时眼睛通红，坐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抽烟。烟头扔了一地，被风吹着，在院子里打转。
“你妈认了。”他哑着嗓子说，“她说她就是想要个女儿，看见那孩子长得俊，一时糊涂。”
我没说话，蹲在墙角看蚂蚁搬家。蚂蚁排着长队，扛着比它们身体大好几倍的面包屑，摇摇晃晃地往洞里爬。
“那家人，”我爸又说，“姓秦，是中学老师。孩子丢了这一个月，她妈急得住进了医院，她爸……唉。”
我爸说不下去了，把脸埋在手里。
秦舒雅被送回家的第二天，她爸来了一趟。是个瘦高的男人，戴眼镜，白衬衫洗得发白，胳膊上戴着黑纱。后来我才知道，秦舒雅她妈在孩子丢了的第三周，心脏病发，没救过来。
秦老师站在我家门口，没进来。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眼神复杂得像一团乱麻。
“你就是陈小辉？”他问。
我点头。
“那天，”他顿了顿，声音发涩，“是你带小雅走的？”
我又点头。
他往前走了一步，我爸赶紧把我拉到身后：“秦老师，孩子小，不懂事，都是他妈……”
秦老师摆摆手，打断我爸的话。他盯着我，一字一句地问：“你妈给你糖了，是不是？”
我浑身僵硬，手不由自主地往兜里摸。那颗糖还在，糖纸已经被我摸得起了毛边。
秦老师看见我的动作，突然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小雅回家后，一直攥着颗糖，橘子味的，怎么也不肯松手。睡觉要攥着，吃饭要攥着，洗澡也要放在看得见的地方。”
他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又戴上：“我问她哪来的糖，她说，哥哥给的。”
院子里静得能听见远处卖冰棍的吆喝声。
“她才三岁半，”秦老师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她记得有个哥哥给她糖，带她去找妈妈。可她不知道，那个妈妈是假的。”
我爸的背佝偻下去，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秦老师最后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说不清是什么，有恨，但好像又不全是恨。他转身走了，白衬衫的背影在胡同口的光里晃了晃，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爸喝醉了。他趴在桌上，嘴里嘟嘟囔囔：“七年……七年出来，你都十三了……这个家，散了……”
我没哭，就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我把兜里那颗糖拿出来，剥开糖纸，橘子糖已经有点化了，黏在糖纸上。我舔了一口，甜得发苦。
我妈入狱后，我爸更忙了。他申请多跑长途，常常一走就是好几天。我脖子上挂把钥匙，自己上学，自己吃饭，自己睡觉。棉纺厂家属院的孩子都不跟我玩了，他们爸妈交代，离陈小辉远点，他妈是人贩子。
只有巷子口的刘奶奶有时候喊我过去，给我塞个馒头，或者半碗剩菜。她摸摸我的头，叹口气：“作孽哟。”
一年后的秋天，我爸出车祸了。他开的那辆大货车在高速上追尾，人当场就没了。厂里来了人，帮着办了后事。灵堂设在院子里，没几个人来，冷冷清清的。
我跪在灵前烧纸，火盆里的灰被风吹起来，迷了眼睛。刘奶奶拄着拐杖过来，往火盆里添了把纸钱，低声说：“孩子，以后可咋办啊。”
我也不知道。我才七岁，爸妈都没了。
处理完后事，厂里领导找我谈话，说联系上了我外婆，在甘肃农村，愿意接我过去。问我愿不愿意。
我说愿意。这里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走的那天，刘奶奶来送我，塞给我一个手绢包，里面是二十块钱和几个煮鸡蛋。“路上吃，”她抹抹眼睛，“到了那边，好好的。”
我点点头，背着小包袱出了院子。胡同还是那个胡同，砖墙还是那个砖墙，可一切都变了。走到胡同口，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家那扇绿漆斑驳的木门关着，门口的石墩上落满了枯叶。
风吹过来，叶子打着旋儿飞起来，又落下。
四
我在甘肃外婆家住了六年。
外婆是个干瘦的小脚老太太，话不多，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干活。她家在山沟里，三间土坯房，种着几亩旱地，养了两头羊。我白天上学，放学回来砍柴、挑水、放羊。
村里孩子都知道我的事。他们不跟我玩，还编了顺口溜：“陈小辉，没爹娘，他妈是个拐子娘。”我听了就抡起拳头打，打不过也要打，常常鼻青脸肿地回家。
外婆从来不问我为什么打架。她打盆热水给我擦脸，涂上不知道什么草药捣的糊糊，然后坐在门槛上，一袋接一袋抽旱烟。烟雾缭绕里，她的脸像一尊石刻的菩萨，没表情。
十三岁那年，我妈出狱了。
她是秋天回来的，拎着个破编织袋，站在外婆家门口。我放学回来，看见她，愣在院子门口。
她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全是褶子，背也有点驼。看见我，她嘴唇动了动，想笑，没笑出来，变成个古怪的表情。
“小辉，”她说，“长这么高了。”
我没吭声，绕过她进了屋。外婆在灶前烧火，火星子噼啪响。
那天晚饭吃得特别安静。我妈一个劲儿给我夹菜，堆了我一饭碗。我低着头扒饭，不看她。吃完饭，我妈抢着洗碗，外婆就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旱烟。
“妈，”我妈洗着碗，背对着我们，“我想带小辉回去。”
外婆没说话。
“那边……他爸的抚恤金，厂里还给了点。我想在城里摆个摊，卖早点，供小辉上学。”我妈的声音很低，带着点哀求，“甘肃这地方，教育不行，别耽误了孩子。”
外婆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她睡着了。灶膛里的火渐渐熄了，剩下暗红的炭。
“带他走吧，”外婆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在这儿，一辈子抬不起头。”
我妈“嗯”了一声，肩膀微微发抖。
第二天一早，我和我妈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外婆站在路口，拄着拐杖，晨风吹起她花白的头发。拖拉机突突突开出去老远，我回头，她还站在那里，小小的一点，最后被山梁挡住了。
我们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回到了那座城市。棉纺厂的老家属院拆了，盖起了新楼房。我妈用我爸的抚恤金，在城西的菜市场边上租了间小房，支了个早餐摊，卖豆浆油条。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正轨，但又完全不一样了。我妈起早贪黑地忙，我也在附近的中学插班上了初一。我们很少说话，吃饭时面对面坐着，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
有天晚上，我做完作业，看见我妈坐在昏暗的灯下，缝补一件旧衣服。针线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影子投在墙上，像只忙碌的鸟。
“妈。”我喊了一声。
她手一抖，针扎了手指，渗出血珠。她放进嘴里吮了吮，抬头看我：“怎么了？”
“那件事，”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你后悔吗？”
屋里静极了，能听见窗外远处夜市的喧闹声。我妈放下针线，看着我，看了很久。煤炉上的水壶开了，呜呜地响，白汽从壶嘴冒出来，弥漫在狭小的屋里。
“后悔，”她说，声音很轻，“但后悔有啥用。”
她把补好的衣服叠起来，放在膝上，手轻轻抚平褶皱：“我就是想要个女儿。怀你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是儿子，我认了。可看见别人家的丫头，穿得漂漂亮亮，会撒娇，会哄人，我就想，我要是有个女儿多好。”
“那也不能偷啊。”我听见自己说。
我妈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是啊，不能偷。可那时候跟魔怔了似的，看见那孩子一个人，她爸爸又走开了，我就……我就想着，抱走，抱走就是我的了。”
水壶还在响，白汽弥漫，她的脸在雾气里模糊不清。
“在里头那七年，我天天想，”她继续说，“想那孩子回家没，想她妈该多着急，想她爸……开庭那天我看见她爸了，胳膊上戴着黑纱，说是孩子丢了以后，她妈没挺过去，走了。”
她捂住脸，肩膀开始发抖：“我害死了一个人，我知道。枪毙我都应该。”
我没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恨她吗？恨。可看着她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背，又觉得可怜。这两种感觉在我心里拧成一团，扯得生疼。
过了一会儿，她抹抹脸，站起来：“睡吧，明天还上学。”
我躺下，听见她在外面洗漱，收拾东西，关灯。黑暗里，我睁着眼，想起六岁那年的夏天，百货公司里嗡嗡响的电风扇，橘子糖的甜味，还有秦舒雅被抱走时回头看我的眼神。
那颗橘子糖，我后来一直没吃，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和玻璃弹珠、画片放在一起。糖早就化得不成样子，糖纸也褪了色，但我一直留着。
好像留着它，就能留住点什么。留住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五
初中毕业那年，我妈的早餐摊出了事。
那天早上，城管来整顿市场，我妈收拾得慢了点，三轮车被扣了。那是她全部的家当，锅碗瓢盆、炉子、面粉，全在车上。我妈追着城管的车跑了两条街，最后瘫坐在马路边，捂着脸哭。
我找到她时，她头发散了，衣服上全是灰，像个疯婆子。
“车……车没了……”她抓住我的胳膊，手指掐进我肉里，“咋办啊小辉，咋办啊……”
我把她扶起来，带回家。她一路都在哭，嘴里反复念叨：“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
那段时间是我家最难的。没了摊子，没了收入，房租快交不上了。她到处找活儿，去餐馆洗盘子，去工地搬砖，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晚上回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手上全是裂口。
有天晚上，她没回来。我等到十一点，坐不住了，出去找。最后在工地附近的诊所找到了她，她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扭了脚，还擦伤了胳膊。
诊所的大夫正在给她包扎，看见我，说：“你是她儿子？正好，把药费结了，三十二块五。”
我掏遍全身，只有二十一块钱，是我攒着买复习资料的。大夫看看我，又看看我妈，叹口气：“算了，剩下的算了。赶紧带你妈回家歇着，这脚得养半个月，别乱动。”
我扶着我妈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夜深了，路上没什么人，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半个身子靠在我身上，很沉。
“妈，”我说，“我不上学了，我去打工。”
“你敢！”她猛地站直，脚下一软，差点摔倒。我赶紧扶住她。
“我供你上学，不是让你半道儿撂挑子的！”她声音嘶哑，眼睛里全是血丝，“我就是累死，也得让你把书念完！”
我没再说话，扶着她慢慢走。快到家时，经过一家小卖部，橱窗里摆着橘子糖，和我六岁那年吃的一模一样。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兜，空的。
回到家，我打水给她洗脚。脚踝肿得老高，青紫一片。我用热毛巾敷，她疼得直抽气，但咬着牙没出声。
“妈，”我低着头，看着盆里的水，“等我有出息了，挣钱了，我给你买个大房子，你再也不用起早贪黑。”
她摸摸我的头，手很粗糙，像砂纸。
“妈不要大房子，”她说，“妈就想看着你，好好的，成家立业，别走妈的老路。”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六岁的我，牵着三岁的秦舒雅，走在一条长长的、没有尽头的走廊里。走廊两边是镜子，镜子里映出无数个我，无数个秦舒雅。她一直哭，一直哭，说：“哥哥，我要爸爸，我要妈妈。”
我想说，你妈妈不在了，你爸爸在找你。可我说不出话，只能拉着她一直走，一直走。走廊尽头是扇门，推开，外面是刺眼的光。我醒过来，枕头湿了一大片。
我妈的脚养了一个多月才好。这期间，我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去批发市场进菜，然后推着她的旧三轮车，在市场边上偷偷卖。城管来了就跑，跑了再回来。一个月下来，居然也挣够了房租和生活费。
我妈能下地后，我们俩一起出摊。她在前面炸油条，我在后面卖豆浆。生意慢慢好了，熟客也多了。有次，一个老大爷买完油条，打量着我妈：“老板娘，我咋看你这么眼熟呢？以前是不是在百货公司上过班？”
我妈手一抖，油条掉回锅里，溅起滚烫的油花。
六
高中三年，我拼了命地学。早上五点起床背单词，晚上刷题到十二点。我知道，要改变这个家的处境，只有考大学一条路。我妈也拼，天不亮就出摊，晚上收摊后还接零活，给人织毛衣，缝补衣服。
高考前一个月，我妈累倒了，发高烧，咳嗽，在床上躺了三天。我要送她去医院，她死活不去，说吃点药就好，别耽误我复习。
我拗不过她，只能去药店买了退烧药和止咳糖浆。喂她吃药时，她抓住我的手，手心滚烫。
“小辉，”她烧得迷迷糊糊，眼睛半睁着，“妈要是……要是不在了，你别难过。好好考，考上了，给你爸上柱香，告诉他，咱家出大学生了。”
“你说什么胡话！”我甩开她的手，声音有点抖，“你好好躺着，吃了药睡一觉就好了。”
她闭上眼睛，眼角有泪渗出来。
那天晚上，我坐在她床边看书，其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得屋里一片惨白。她睡得不踏实，一直在说梦话，断断续续的，听不真切。只有一次，她突然喊了一声：“小雅……”
我手里的书掉在地上。
高考那天，我妈硬撑着起来给我做早饭。两个荷包蛋，一根油条，一杯豆浆。“吃了，好好考。”她脸色还很差，但努力朝我笑。
我走出家门，回头看见她趴在窗台上，朝我挥手。晨光里，她瘦小的身影显得那么单薄，好像一阵风就能吹走。
考场在城东的实验中学。我坐公交车去，一路上手心全是汗。下了车，往校门口走，远远看见乌泱泱一片人，都是送考的家长。
我正要往里走，突然听见一个声音：“陈小辉？”
我回头，愣住了。
是个中年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袖衬衫，戴眼镜，手里拎着瓶矿泉水。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惊讶，有迟疑，还有别的什么。
是秦老师。十年不见，他老了很多，鬓角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但眉眼间还是能认出当年的样子。
“秦老师……”我喉咙发干，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是你啊，”他走近几步，上下打量我，“长这么大了。来高考？”
我僵硬地点点头。
“在哪个考场？”
“三号楼，207。”
“我女儿也在三号楼，208，就在你隔壁。”他顿了顿，“她也高考。”
我心里猛地一跳：“她……她还好吗？”
秦老师沉默了一下，看着远处校门口涌动的人群：“她妈妈走后，她一直跟着我。小时候总哭，半夜惊醒，说梦见哥哥给她糖吃。后来大了，慢慢好了，但性子静，不爱说话。”
他转过脸看着我：“你妈……出来了？”
“嗯，出来五年了。”
“你们，还好吗？”
我不知道该说好还是不好，含糊地“嗯”了一声。
秦老师叹了口气，那叹气声沉甸甸的，像压了千斤重的东西。“当年的事，不全是你的错。你那时候才六岁，懂什么。”
我没说话，指甲掐进掌心。
考试铃响了。秦老师拍拍我的肩：“进去吧，好好考。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逃也似的进了校门，找到考场坐下，心跳得像擂鼓。卷子发下来，我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但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六岁那年的画面：百货公司的电风扇，橘子糖，碎花裙子，手铐的声音，秦舒雅趴在后车窗上的脸……
最后一场考完，我随着人流走出校门。阳光刺眼，到处都是欢呼声，拥抱，鲜花。我一个人站在树荫下，有点茫然。
“陈小辉。”
我回头，看见秦舒雅。
她站在几步外，穿着简单的白T恤和牛仔裤，扎着马尾，清清爽爽。十年了，她长开了，眉眼间依稀能看出小时候的影子，但更安静，更沉稳。
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周围的一切声音好像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们俩，隔着十年的时光，面对面站着。
“我爸爸说，遇见你了。”她先开口，声音很轻。
“嗯。”
“你……考得怎么样？”
“还行。你呢？”
“也还行。”
对话干巴巴的，像在背台词。但我们谁也没走，就这么站着。有家长挤过来，差点撞到她，我下意识地伸手扶了一下。她的手很凉，像玉。
“谢谢。”她抽回手。
“小雅！”秦老师在人群那边喊。
她回头看了一眼，又转过来看我：“我爸爸在等我。我……我走了。”
“秦舒雅。”我叫住她。
她停下来，回头。
“对不起。”我说。这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十年，说出来时，轻得像叹息。
她看着我，眼睛很亮，像有水光。然后她笑了，很淡的一个笑：“都过去了。”
她转身走了，马尾在阳光下划出一道弧线。我看着她走到秦老师身边，父女俩说了句什么，一起朝公交站走去。她没再回头。
我站在原地，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夏天的风吹过来，带着柏油路被晒化的焦味。我摸出手机，给我妈发了条短信：“妈，我考完了，一切顺利。”
七
我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在本市，能走读。我妈高兴坏了，在早餐摊上挂了条红布，写上“庆祝儿子金榜题名”，一连三天，豆浆油条半价。
大学报到的前一天，秦老师来找我。
那天下午，我正在家收拾行李，有人敲门。我开门看见是他，愣住了。
“方便进去坐坐吗？”他问。
我侧身让他进来。我家很小，就一间屋，摆着床、桌子和煤气罐。他环顾四周，目光落在墙上我的奖状上。
“你妈妈呢？”
“出摊去了，晚上才回来。”
他点点头，在床边坐下。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没喝，放在桌上。
“我来，是想跟你说件事。”他双手交握，手指无意识地搓着，“小雅她……她报的志愿，跟你在一个大学。”
我心里一紧。
“我知道，也许我不该来找你。”他抬头看我，眼镜片后的眼睛很疲惫，“但小雅这些年，心里一直有个疙瘩。她总梦见那个夏天，梦见有人给她糖，带她走。醒来就哭，问她梦见了什么，她又说不清。”
“她恨我吗？”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