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4年冬，供销社柜台里那张发黄的欠条，像片刀子一样扎在我嗓子眼。
老马那天提走了十斤猪肉和两瓶汾酒，那是为了招待他多年未见的老连长，可打那以后，这瘸腿老兵就像被北风刮跑了似的，在大山里没了音讯。
全镇的人都说他死在哪个地缝里了，只有我知道，那二十块钱的亏空要是补不上，我的铁饭碗就得砸。
年终大查账，主任周保国的算盘珠子拨得震天响，派出所的电话已经摇通了，门口却撞进一个血糊糊的身影……
1984年的冬天，天格外的阴。
供销社里的光线总是发绿，像掉进了深水潭里。
酱油缸和醋缸散发着一股子发酵的酸味，跟那种的确良布料的浆洗味儿搅在一起。我站在柜台后面，手心里都是汗，那是冻出来的冷汗。
我的名字叫赵长生，那年我二十二岁，穿一件藏青色的棉大衣，袖口磨得发亮。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供销社的门帘子被风掀开一条缝，外面的雪粒像沙子一样打在门板上。老马就是那时候进来的。
他穿一件大了一号的旧军大衣，领子竖着，遮住了半张脸。他的右腿往外撇，走起路来一高一低，像是要把水泥地钻出个窟窿。
老马叫马占山，是个退伍兵。平时话极少，偶尔来买包两毛钱的旱烟，也是放下钱就走。
他走到柜台前，把两只长满冻疮的手伸出来，在空气里搓了搓。那双手黑红黑红的，指甲缝里全是泥。
“长生。”他叫我的名字，声音像是在砂纸上磨过。
“老马，买点啥？”我把搪瓷缸子放下，那上面的“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已经掉了一半。
“要十斤肥膘厚的猪肉，再来两瓶汾酒。”老马说。
我愣了一下。在那个年头，这可是大买卖。
十斤猪肉，得是多少张肉票攒出来的？我看了看他，他脸上的胡茬子上挂着白霜，眼神里透着一股子少见的局促。
“老马，你有票？”我问。
他没说话，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塑料袋，一层层揭开，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毛票，还有几张洗得发白的肉票。
我接过来一数，心凉了半截。
“老马，这不够啊。肉两块一毛一斤，汾酒三块五一瓶，你这拢共才十块钱出头，差了整整二十块呢。”
老马的喉结剧烈地上下滑动了一下，他那只瘸腿在地上碾了碾。
“长生，通融一下。我那老连长……路过这儿，专门来看我。这辈子可能就这一次了。我不能让他连口热肉都吃不上，连口酒都喝不着。”
他盯着我，那眼神不像是在求人，倒像是在战场上跟人拼刺刀，透着一股子绝望的狠劲。
我往里间看了一眼。
主任周保国正在里头给几个营业员开会。周保国这人有个外号叫“周铁面”，谁要是敢在账目上动手脚，他真能把人往派出所送。
“老马，你这让我难办。”我压低声音，“供销社没这规矩，概不赊账，墙上写着呢。”
老马往前凑了凑，一股子老烟叶的味道冲进我鼻子里。
“长生，我马占山是什么人，镇上的人都知道。我这辈子没欠过人东西。这钱，我一开春就还你。我进山，山里有宝贝。”
我看着他那身破棉大衣。那大衣的扣子都掉光了，用细铁丝拧着。一个老兵，混到这份上，为了招待战友，老脸都不要了。
我脑子一热，手就伸向了柜台下面的本子。
我飞快地割了肉，那是最好的五花，肥膘足有三指宽。我又拎出两瓶汾酒，用草绳扎紧了。
“拿着赶紧走。”我说。
我撕了一张废纸，在上面写了：马占山赊肉、酒，二十块零三毛。
我把这张纸折好，塞进了我柜台最底层的抽屉缝里。
老马拎起肉和酒，没说谢谢，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看得我心慌。
“长生，这钱，我肯定还。”
他转身钻进了漫天的白毛风里，那瘸腿在雪地上留下一个深一个浅的坑。
日子像磨盘一样，转得慢，但一直在转。
正月初五，老马没来。
正月十五，元宵节，老马还是没露面。
到了二月开春，镇上的雪化了，到处是泥泞。我去过老马住的那间破土房，那房子在镇子最西头的山脚下。
门锁着，是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铁锁。
我隔着窗户往里看，炕上收拾得挺整齐，就是没火气。院里的荒草被雪压塌了，现在又直起腰来，看着像是一片坟场。
镇上开始有了闲言碎语。
理发店的老王一边给人刮脸，一边说：“老马那瘸子？怕是死在山里了。那年头进深山，不是被狼叼了，就是掉进冰窟窿了。”
洗衣服的大嫂们在河边也嘀咕：“我看他是卷钱跑了。听说他在外地有亲戚，谁知道呢，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像塞了一团乱麻。
那张二十块钱的白条，在我抽屉缝里变得越来越硬，边角都发黄了。二十块钱，那是我半个多月的工资。那时候我一个月才领三十六块五。
每天晚上睡觉，我都能梦见周保国那张黑脸，手里拿着那张白条，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夏天来的时候，供销社里闷热得像个蒸笼。
苍蝇在糖块上面嗡嗡地转。我拿着苍蝇拍，一下一下地扇着，心思根本不在生意上。
有一个叫大刘的同事，跟我关系不错。他凑过来问：“长生，你最近咋魂不守舍的？是不是谈对象了？”
我苦笑一声，没敢接话。
我隔三差五就往老马家跑。那把铁锁上的锈越来越厚，门口的草已经长到齐腰高。
我心想，这老马是不是真出事了？
那可是二十块钱啊。要是真没了他，这账就得我死扛。
秋天，收庄稼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去了老马家。
我发现门后的墙根下，放着一捆已经干透的柴火。我想起老马走的那天，他说他进山，山里有宝贝。
山里能有什么宝贝？除了木头就是野兽。
那一带的老林子邪性得很，连老猎户都不敢往深处钻。
我站在老马的院子里，对着那间死气沉沉的土房喊了一声：“马占山！你还欠我二十块钱呢！”
除了山谷里的回声，没人理我。
时间晃到了腊月。
天又变冷了，跟老马借钱那天一模一样，阴沉沉的，雪花在云层里憋着。
供销社接到了上面的通知，今年要搞“财务大整顿”。
周保国把我们几个召集在一起，脸阴得比外面的天还难看。
“今年不比往年，总社要派人来抽查。一张纸、一颗钉子都得给我对上账。要是谁手里有烂账、死账，趁早给我吐出来。要是被总社查出来，那是贪污公款，是要吃牢饭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感觉后背一阵发凉，汗水顺着脊梁骨往下淌。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过把这二十块钱自己补上。可那时候家里老娘生病，我工资刚发下来就寄回去了，兜里比脸还干净。
我从柜台抽屉里取出那张白条。
纸张已经很脆了，上面的字迹因为受潮有些模糊。
老马啊老马，你到底是死是活？你那老连长喝了酒、吃了肉，你倒是跑个干净。
腊月二十八，大查账的日子。
外面的白毛风刮得惊心动魄。供销社的大门关得死死的，只有周保国的算盘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响。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那是审判的声音。
周保国坐在办公桌后，老花镜架在鼻梁上，一页一页地翻着账本。总社来的两个人坐在旁边，穿着干部装，手里拿着钢笔，神情严肃。
“老周，去年的账目大体还行，就是这猪肉和酒的消耗，跟入账的钱对不上啊。”总社的一位同志指着账本说。
周保国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
他抬起头，扫视着我们。我的腿肚子开始转筋。
“长生，你那边的柜台，肉和酒是你负责的吧？”周保国问，声音冷冰冰的。
我站出来，手藏在袖子里发抖。
“是。”
“差了二十块零三毛。”周保国把算盘一推，“钱呢？票呢？”
我没说话。
“你哑巴了？”周保国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震得桌上的墨水瓶都跳了一下，“二十块钱！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这是挪用公款！这是犯罪！”
大刘在一旁想替我说话，被周保国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主任，老马……马占山，他赊了账。他说开春还。”我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马占山？”周保国冷笑一声，“那瘸子都消失一年了，谁不知道他死在山里了？你拿一个死人当幌子？你是觉得我好糊弄，还是觉得总社的同志好糊弄？”
周保国站起身，直接走到我的柜台后面。
他开始翻我的抽屉。
我没拦着，也没法拦。
他一把扯开最底层的抽屉，在那堆零碎的票据和杂物里，准确地捏住了那张发黄的白条。
他看了一眼，气极反笑。
“好啊，赵长生，你真有本事。私自赊账给一个孤寡老兵，你当你这儿是慈善机构呢？”
他转过头，对总社的人说：“同志，这事儿清楚了。私自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态度恶劣。”
总社的人点了点头，脸上一片肃穆。
周保国拿起办公桌上的黑色摇柄电话。
他一边用力摇着手柄，一边盯着我，眼神里没有一点儿温度。
“给我接派出所。”他对着话筒喊道。
我感觉天旋地转，眼前的景物都开始扭曲。我的饭碗丢了，我还得进大牢。我那生病的老娘咋办？
就在电话那头传来接通的声音时，供销社厚重的棉门帘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掀开了。
那力量大得惊人，铁钩子都带得嘎吱响。
一股极其浓烈的血腥味顺着寒风灌了进来，那味道又腥又膻，还带着一种野兽皮毛的腐臭味，瞬间把酱油和醋的味道全压了下去。
一个满头白雪、浑身黑紫、甚至连眉毛上都挂着血痂的人形怪物，背着一个硕大的、还在滴血的麻袋，重重地撞在柜台上。
他那只冻得像枯树枝一样的手，死死抠住柜台边缘，指甲盖都翻开了，发出一声像野兽般的沙哑嘶吼：
“账……清了没？”
此时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盯着那个还在渗血的麻袋，没人知道那是老马，还是一个杀人犯，更没人知道麻袋里装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