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和平时期美国联邦债务居然首次超过了自身GDP,上一回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二战刚结束凑战争经费的时候。现在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就连股神巴菲特都悄悄留好了后手B计划,不少中美资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00.2%。上次冲过百分百还是1946年,当时的106%全是二战打仗烧钱烧出来的,战后美国国防开支快速降下来,不到十年债务率就砍半了。现在的百分百是和平时期攒出来的,美国两党在税收、医保、社保问题上扯了二十年,既没有外部冲击当借口,也没战后红利能用来消化债务。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这个比率到2030年会涨到108%,2036年更是会冲到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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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都在往外挪位置,这事藏着不少门道。债务率破百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联邦财政能腾挪的空间越变越小。现在美国每年要付的债务利息已经到1.23万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国防预算。联邦政府每收一美元税,二十六美分都要拿去还利息,剩下七十四美分才够分给国防、基建、社保这些项目。钱都被利息吃光了,想要新增任何支出,只能砍项目、加税或者接着借钱,三条路每一条都碰了政治红线。
砍社保直接动了美国选民的基本盘,砍国防影响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能力,加税得罪两党核心选区的金主利益。参议院2026财年的预算决议里,连个赤字解决方案都没拿出来。白宫提的2027财年预算,还要求国防开支涨40%,监管机构算了算,这会让未来十年美国再新增差不多7万亿美元债务。白宫和国会在财政方向上,已经是完全谈不拢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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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子还是出在美国政治的自身特性上,福利支出因为人口老龄化自动涨,国防开支要搞全球竞争被动升,税收政策又长期偏向减税不肯增收。三个方向每个都有自己稳固的政治利益联盟。债务率涨上来真不是哪一届政府决策失误搞出来的,是整个美国政治体系在利益分配上达不成共识的结果。这种支出刚性拉满、收入涨不上来、融资成本还越来越高的财政,能持续运行全靠国际资本一直以低成本往里进,这个核心条件现在已经变了。
变化最显眼的地方,就是外国官方买家的动作。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2026年4月降到了6826亿美元,比2013年的峰值少了快一半。日本、沙特这些其他大买家,也一直在长期减持手里的美债。现在各国调整外汇储备,都在降信用资产占比、提实物资产占比,说白了就是主权资本在重新定义什么才是真的安全资产。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还增持美债参与国际协调。那会的前提是中美经济高度互补,稳住美国金融市场,确实符合中国出口部门的利益。这个前提早被贸易摩擦、技术限制、投资审查、地缘竞争一点点耗没了,双方经济的互补性都被人为的安全操作削弱得差不多了。中国减持美债不是赌短期利率涨跌的交易操作,就是调整长期资产配置而已。一直增持黄金、扩大本币结算、签货币互换协议,这些动作说白了就是降低对单一主权信用资产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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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官方买家撤退,直接改变了美债市场的需求结构。差不多七成美债在美国国内持有,剩下三成在外国手里,官方买家的属性和私人投资者完全不一样。官方买家对收益率没那么敏感,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和流动性。这类资金开始降低风险敞口之后,市场对利率的敏感度直接上来,融资成本的波动也变大了。五月初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重新回到5%,就是需求结构变化最直接的反映。
原来大家公认的主权信用“无风险”设定,现在正在被重新评估。美元资产能当全球公认的安全资产,本来靠三个底子撑着,美国的经济体量和市场深度,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里的垄断份额,美国作为国际规则主要制定者的身份。现在三个底子都在被一点点侵蚀。俄罗斯差不多3000亿美元海外资产被冻结的先例,所有做投资怕风险的人都不可能忘了这事。
伯克希尔哈撒韦2026年第一季度的现金储备,已经到了3973.8亿美元,还连着十四个季度净卖出股票。市场都看得明白,囤这么大规模的现金,就是防系统性风险。普通的周期性风险,比如经济衰退、利率波动、企业盈利变化,分散行业调调估值就能应对。要是涉及国际规则变化、主权信用重新定价、资产安保成本上升的结构性风险,根本没有分散风险的工具,只能多囤现金才能稳住。
李嘉诚家族这段时间刚完成英国电讯业务的股权出售,算下来2020年到现在累计套现已经超过3500亿港元,卖的资产覆盖了电讯、电网、港口、铁路租赁这些领域。长和系对外说投资标准是“尊重合约精神、有完善法律制度保障投资者的国家”,潜台词就是现在资产安全不再只靠市场规则保障,越来越看资产所在国的阵营属性和地缘关系。2026年初巴拿马政府直接终止了长和旗下子公司运营近三十年的两个港口特许经营权,长和已经发起了不低于20亿美元索赔的法律程序。不管官司结果怎么样,契约可执行性被地缘政治侵蚀的趋势,已经明明白白摆出来了。
巴菲特看重的是资产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叠加美国财政不可持续,李嘉诚看的是地缘局势影响传统资产的安全。两个人判断的出发点不一样,最后得出的结论却一模一样,现在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已经低于持有风险资产可能带来的损失。
美国债务问题早就从单纯的经济议题变成了安全议题。手里拿着美国国债,等于把部分国家储备放到美国政策能影响到的范围里。对和美国存在地缘分歧或者潜在冲突的国家来说,这个风险早就不是理论上的了。现在全球黄金需求涨、本币结算协议变多、区域金融安排越来越扎实,这些都不是个别国家的策略调整,是很多国家察觉到同一个风险之后,一起做出的分散反应。
美国债务率突破GDP,对自身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直接体现在行动能力上。2026年大概有9.2到10万亿美元国债到期需要续发,全年还要新增差不多2万亿美元债务。现在利率维持高位,外国官方需求又在减弱,美国财政部的融资成本一直在涨。这直接绑住了美国在海外做军事部署和行动的灵活性。真再来一次经济下行或者地缘危机,联邦政府能拿出来用的财政工具,比2008年或者2020年少太多了。债务率40%的时候能搞大规模财政刺激,债务率破百之后,同力度的操作面对的融资条件和市场反应完全不一样。
对美国的盟友体系来说,债务问题的外溢效应已经在改变联盟内部的成本分担。美国一边要求盟友增加防务开支,一边自己的财政空间越变越小。北约成员国2025年到2026年一直在增加国防预算,部分原因就是大家都预判美国可能没法维持原来的承诺水平。这不代表联盟直接瓦解,就是联盟内部权力和责任在慢慢重新分配而已。
中美战略关系早就完成转型,从原来的“合作中竞争”变成了现在的“竞争中管理风险”。2008年到2016年那会,中美在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反恐这些领域有实实在在的合作基础,经贸深度捆绑,“稳住美国金融有利于中国出口”是真有现实经济基础的判断。现在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形成跨党派共识,技术封锁、投资审查、关税都拿来做战略竞争工具,中国也在外交和储备管理上慢慢建好了风险隔离机制。中国减持美债、分散储备,不是为了打击美元体系,就是降低自己被美国单边行动波及的影响,说白了就是风险管理,不是要刻意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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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重新定位的过程,速度和规模都要看主要大国能不能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个过程大概率会以融资成本慢慢抬升、政策空间持续缩小、盟友体系逐步调整的方式推进。在找到平衡点之前,现金、黄金、能自己说了算的实物资产,肯定是各方都偏爱的选择。中美资本撤离的趋势也不会停下来,这本身就是资本流动更深入调整的体现。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美国债务高企的风险与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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