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专家网钟波：再论什么才是真正的义乌经验

再论什么才是真正的义乌经验

在关于义乌崛起的公共叙事中，“鸡毛换糖”几乎已经成为最具传播力的关键词。它生动、朴素、富有民间色彩，也确实承载着义乌人敢闯敢试、勤劳善商的历史记忆。然而，如果把义乌市场的成功简单归结为“鸡毛换糖”的自然延伸，把一个世界级市场的生成过程解释为民间商业传统的自发结果，就容易用故事代替历史，用传奇遮蔽真相，用简单的情绪化叙事取代严肃的经验总结。

要想真正地理解义乌、解读义乌，不能只停留在“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里。义乌经验的核心，不是义乌最早出现了民间交换，也不是义乌最早允许个体经营，而是在市场萌芽出现之后，地方党委政府能够顺应群众创造、尊重市场规律、果断作出政策选择，并以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把零散的民间商业活动培育成有组织、有空间、有制度、有规模、有方向的现代市场体系。换言之，义乌市场的成功，根本上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高度结合的结果，其中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强大执行力，才是最值得重新认识和总结的关键。

首先需要辨析的是，义乌并不是中国市场化探索中最早出现市场萌芽的地方。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多地都出现了个体经营、小商品流通和马路市场。武汉汉正街就是一个重要例证。1982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对以个体商贩为主、以批量销售为主、经营计划外小商品为主的汉正街经验给予关注。同年10月，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在武汉召开，这实际上标志着各地小商品经营和马路市场从“默许存在”逐步走向“官方正名”。与此同时，北京、武汉、嵊县、温州等地也陆续出现个体工商户登记、营业执照核发等制度探索。义乌在1979年前后恢复“鸡毛换糖”等传统小商品流通，1980年前后也曾核发大量相关营业执照。这些都反映出全国改革开放初期共同的社会背景和政策环境。

因此，把义乌的崛起解释为“因为义乌人会鸡毛换糖”，显然是不够的。会经商的地方很多，出现马路市场的地方很多，较早允许个体经营的地方也不止义乌一处。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同样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萌芽，有些地方只是短暂热闹，有些地方止步于区域性市场，而义乌却能一步步发展为全国性、国际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答案不在“是否允许”本身，而在“允许之后怎么办”；不在“有没有市场萌芽”，而在“能不能把萌芽培育成体系”；不在“有没有民间活力”，而在“能不能通过政府组织、制度供给和持续执行，把活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鸡毛换糖”，只是“市”出现的萌芽和标志，要把市场做好、做大、做久，就必须把真正意义上的“场”建起来。

义乌历史的关键转折，正在于地方政府较早认识到：市场不能长期停留在马路边、棚架下和零散摊点中。1982年9月5日，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在稠城镇湖清门正式开业，义乌小商品市场由此获得了较为明确的空间承载。这一市场最初仍带有露天、简陋、马路市场的特征，但其意义在于，群众自发交易开始被纳入地方政府可以管理、可以服务、可以规范的公共空间之中。此后，经营户不断增加，市场需求迅速释放，原有空间很快显得捉襟见肘。

1984年前后，义乌市场发展迎来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相关基层干部向县委提出建设新市场的书面建议，县委及时回应并推动实施。经过半年多努力，新建的新马路市场于1984年12月6日开业。尽管当时有关主要决策者已经调离义乌，但这一市场的建成，标志着义乌开始从“允许经营”走向“政府建市”。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在许多地方仍对马路市场采取观望、等待、顺势而为的态度时，义乌已经开始通过政府主导开发、投资建设、组织管理，为市场扩容提供制度化空间。

更能体现义乌执行力的，是第三代市场建设。新马路市场开业后不久，市场容量又迅速趋于饱和。1985年7月18日，县政府正式下文推动市场搬迁并成立领导小组，由此拉开“市场迁建攻坚战”。从正式下文到1986年9月26日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业，时间并不长，却要完成近4000户经营户搬迁、大规模拆迁征地、紧张建设施工以及开业前各项筹备。第三代市场位于城中路，占地约4.4万平方米，设摊4096个，总投资约440万元。开业时，省级领导出席剪彩，相关方面题词祝贺，显示出这一市场建设在当时已经具有远超县域经济的社会影响。

这不是一个自然生长的故事，而是一个组织动员的故事；不是一个摊贩越聚越多、市场自然扩散的故事，而是一个地方政府在关键节点上迅速判断、迅速决策、迅速建设、迅速落实的故事。

如果说“鸡毛换糖”提供了义乌市场的民间土壤，那么政府建市才真正提供了义乌市场成长为现代市场体系的制度骨架。

在这一过程中，去寻找、访问义乌市场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就显得非常重要。何京月先生就是当年领导义乌市场崛起的老领导之一。他长期担任中国小商品城核心所在地稠城镇镇长，亲历并参与了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三代”市场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义乌市场从马路市场走向规范市场、从地方集市走向现代商贸平台的亲身领导者、指挥者和见证者。笔者在交流中发现，不同于后来者的概念化叙述，何京月先生的判断来自市场一线，来自拆迁、搬迁、建场、招商、管理、协调、扩容的亲身现场实践。何京月先生在讲到自己主持朝阳门拆迁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阻力和敢于决策、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的描述，至今听起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都毫不夸张，把笔者深深地打动。何京月先生曾把义乌经验概括为包括“强大政治行政主导力”“持久热烈的商业文化爆发力”“广泛社会经济支撑力”等在内的综合因素，其中尤其强调政治行政主导力的重要作用。在他的亲身经历中，义乌历届领导把市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头等大事来抓，形成了围绕市场建设高度一致的政治共识、行政行动和干部作风。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下，“遇事要迅速判断做决定，敢于突破政策常规，同时敢于承担后果”成为义乌干部推动市场发展的重要作风。这个判断，准确揭示了义乌经验中最容易被故事化叙事忽略的一面：没有敢于决策、敢于负责、敢于突破政策常规的干部群体，再强的民间商业活力也可能停留在零散经营层面。

义乌市场后来的持续扩张，同样证明了这一点。1986年以后，第三代市场很快出现爆满，并向马路延伸。面对市场再次外溢，义乌没有简单压制，也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继续支持扩建、推动市场形态升级。此后，1992年2月28日，篁园市场正式开业，成为义乌首个大型室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由此进入更加规范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从摊棚到室内市场，从马路交易到专业市场，从临时空间到规划空间，义乌每一次市场升级的背后，都不是单纯的商户自发扩散，而是地方政府对市场需求的敏锐识别、对城市空间的重新组织、对经营秩序的系统治理。

更重要的是，义乌市场的发展并没有止步于“建一个市场”。从市场到商城，从商城到城市，从城市到国际贸易平台，义乌走的是一条“兴商建市”的道路。市场不是城市的附属品，而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商业不是单纯的交易活动，而是带动物流、仓储、金融、住宿、餐饮、制造、会展、信息和外贸服务体系共同成长的产业生态。义乌的真正高明之处，正在于地方政府没有把市场看成一个简单的管理对象，而是把市场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支点、产业升级的核心平台和开放型经济的重要通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义乌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包办一切”，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体现了“有为有所不为”的治理智慧。该交给市场的，尊重市场主体选择；该由政府承担的，则坚决管到位、服务到位、保障到位。市场经营由千万经营户去闯，营商环境、市场空间、基础设施、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和秩序维护则由政府去抓。这种边界清晰、行动有力的治理模式，才是义乌市场能够长期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义乌后来能够从中国小商品市场走向世界小商品之都，也离不开上级党委政府和国家层面的持续支持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省市层面不断组织外地到义乌参观学习，扩大了义乌市场的影响力，也增强了地方继续发展市场的信心。省级领导参加市场开业活动，对当时仍在探索中的市场经济实践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此后，义乌市场在不同历史阶段持续受到中央和省级领导关注，逐步从地方改革样本上升为全国市场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和开放型经济创新的重要窗口。

进入新世纪以后，义乌经验又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不断升级。2011年，国务院批复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义乌成为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综合改革试点。这一制度安排说明，义乌已经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商品市场，而是承担着探索国际贸易新体制、新机制、新规则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围绕市场采购贸易、内外贸一体化、数字贸易、物流通道、跨境电商等领域，义乌继续推进改革创新，完成了从“买全国、卖全国”到“买全球、卖全球”的历史跃迁。

由此反观“鸡毛换糖”叙事，其价值应当被肯定，但也必须被准确安放。鸡毛换糖代表的是义乌人的勤劳、敏锐、坚韧和商业传统，是义乌市场文化的重要源头。没有这样的民间基础，义乌不可能形成广泛的经商群体和市场意识。但是，仅有鸡毛换糖，并不会自动生成中国小商品城；仅有民间交换，也不会自然形成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仅有经营户的勤劳奔波，也无法自动完成市场建设、城市更新、制度供给、交通物流、品牌塑造和全球网络搭建。义乌真正的经验，恰恰在于把民间商业文化的爆发力、广泛社会经济的支撑力，纳入了政府正确领导和高效执行的轨道之中。

因此，今天再论义乌经验，不能把它简化为一个“草根逆袭”的故事，也不能把它理解为政府越少越好的市场神话。义乌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群众创造，更需要制度保护；既需要企业和商户敢闯敢干，更需要党委政府敢抓敢管；既需要尊重市场规律，更需要在关键时刻提供方向、空间、秩序和公共服务。有效市场不是无政府市场，有为政府也不是包办政府。义乌的成功，正是在有效市场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快速、果敢、持续性的有为政府的结果。

历史一定不是故事的简单堆叠，而是关键节点、关键选择、关键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义乌市场的成功，当然离不开义乌人的勤劳智慧，离不开“鸡毛换糖”所代表的商业传统；但更深层、更关键、更值得总结的，是地方党委政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对市场方向的准确把握，是对群众创造的尊重和保护，是面对争议和困难时敢于担当的政治勇气，是把民间商业活力转化为制度化市场优势的治理能力，更是说了就干、定了就办、办就办成的执行作风。

更进一步说，今天重新辨析义乌经验，并不是为了停留在历史评价层面，更不是为了在不同叙事之间争高低、分轻重，而是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准确地把握义乌经验的现实意义，把这一经验转化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实践力量。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格局深刻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一方面，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新贸易方式、新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创造新的开放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义乌经验的价值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凸显。因为义乌市场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民间活力不断释放、政府治理不断创新的集中体现。它证明，一个县域城市也可以通过正确的发展战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连接全国、走向世界，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形成独特影响力。

义乌经验首先应当在推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义乌市场的本质，不只是商品买卖的集散地，更是全球中小商品流通体系的重要节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采购商、经营户、物流企业、跨境电商平台和服务机构，在义乌形成了高密度、高频率、高效率的贸易联系。这种联系看似发生在一件件小商品、一笔笔小订单、一条条物流线路之间，实质上却是在搭建全球普通消费者、普通商户、普通制造企业之间的互通桥梁。义乌的小商品，背后连着中国制造；义乌的市场网络，背后连着全球需求；义乌的贸易通道，背后连着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现实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义乌具备把全球资源连接起来的治理能力。义乌市场越开放、越规范、越高效，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就越容易被世界感知；义乌贸易越便利、越稳定、越具有创新性，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就越能得到体现。发扬义乌经验，就是要让世界通过义乌看到一个更加开放、自信、务实、包容的中国。

这才是真正的义乌经验。它不是一个可以被浪漫化消费的地方传奇，而是一套应当被认真研究、准确阐释、持续发扬的由政府主导下中国式市场建设经验。义乌市场的成功，归根到底，是党的正确领导、政府有为作为、干部担当精神和群众创业活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正是真正的义乌经验之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