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当下的民俗学丨毛巧晖：科技想象与神话的“转码”及文类转化

主持人介绍

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北师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市政协常委。主要研究领域为民间文学、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出版《女娲的神话与信仰——持续30年的整体研究》《神话与神话学》《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神话主义：遗产旅游与电子媒介中的神话挪用和重构》（合著）等学术专著多部，发表中、英、日文学术论文和译文百余篇。荣获教育部青年教师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北京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等奖励。

作者介绍

毛巧晖，文艺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国民俗学史、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学术论文近200篇、学术随笔多篇，译文在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以日文、英文发表。

科技想象与神话的“转码”及文类转化

——以叶永烈“小灵通”系列

未来书写为中心的讨论

毛巧晖

摘要

科学与神话之间并非相互取代，而是“共同进化”的关系；神话在不同时代因技术语境的变迁进行着“转码”，在“科技想象”中进行文学迁移，衍生出新的文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儿童读物“择取”引发的科学和神话之争，激发了童话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神话顺应时代，在“新儿童”的塑造中，与科学互塑互构、推进科学童话的发展，并逐步确立其面向未来的书写方向。叶永烈“小灵通”系列的未来书写即是在综合科技和神话想象（幻想）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以科技为主导的“神话世界”。回望叶永烈“小灵通”系列，对当下神话的存续及如何推动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神话；科学童话；科技想象；

未来书写；“小灵通”系列

“神话的历史表现出了既与现在分离又与现在结合的矛盾”，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这一论述揭示了神话与社会现实之间交错转换的复杂关系，且一定意义上质询了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兴起的科学与神话的对立。其实，神话和科学都“源于人类对宇宙和我们在宇宙中地位的迷恋，都对自然界中的各种周期性现象特别着迷”，两者并非取代关系，而是彼此互通共生。在我国，对于神话与科学的关系，从现代神话学兴起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1913年，周作人从原始思维和儿童心理的角度，阐释了童话和神话的跨边界流动和文类转化：

童话之源盖出于世说，惟世说载事，信如固有，时地人物，咸具定名，童话则漠然无所指尺，此其大别也。生民之初，未有文史，而人知渐启，鉴于自然之神化，人事之繁变，辄复综所征受，作为神话世说，寄其印感，迨教化迭嬗，信守亦移，传说转昧，流为童话。征诸上国，大较如是，而荒服野人，闻异邦童话，则恒附以神人之名，录为世说用之。二者之间，本无大埂，惟以化俗之殊，乃生转移而已。

在周作人看来，神话与童话有着相同的源起，而从神话到童话，是一个类似线性的、世俗化的演变进程；并且由于“化俗之殊”，两者之间发生了迁移，故而形成新的文类（genre）。这种动态的演变视角在当时的民间文学研究中达成了共识，亦开民间文学文类研究之先河。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神话与童话常被置于同一范畴，均被视为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民间故事；但童话，尤其作家童话，“以自觉的艺术幻想构成······具有明确的教育目的”，这显然与神话不同，后者强调“生活在原始公社时期的人们通过他们的原始思维不自觉地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加以形象化、人格化，而形成的幻想神奇的语言艺术创作”。因此，如何处理好幻想与现实生活（或说理性求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童话创作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背后所指或隐形所在即为神话与科学的关系。对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儿童读物择取，乃至小学教科书编纂中，曾围绕“神话题材故事是否适合儿童教育和儿童读物”引发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神话是否违背科学精神，对儿童教育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在这场争论中，童话创作者和研究者众说纷纭，在厘清神话和童话，尤其是童话创作的同时，还对神话和科学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辨析和阐释。

一、神话与科学：

对“未来世界”想象的两个呈现维度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知识精英意识到儿童是不同于成人的独特群体，需要在文学层面提供适应儿童天性、引发儿童兴趣的读物，在“新人”的理论框架中引导儿童走向现代；“关于儿童教材和儿童文学的探讨被纳入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话语范畴”。进化论者认为，儿童的思维类似于“原始人类”（即人类的童年时期），他们乐于把周边的动植物乃至日用物品都看作和他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因而幻想性丰富、叙事性强的文学类型格外为儿童所喜爱。神话的叙事和故事结构充满幻想性，当列入儿童读物，但一些知识精英却坚决反对，其根本缘由即是：神话涉及神仙鬼怪故事，与当时推崇的科学观念相悖。于是，神话很快被贴上了“迷信”“荒唐无稽”的标签，成为科学的“对立面”。

1908年，孙毓修在其主编的《童话》丛书“序言”中就指出：“书中所述以寓言、述事、科学三类为多······神话幽怪之谈，易启人疑，今皆不录。”孙氏将神话排除在外，乃因神话没有事实凭据，恐引起儿童的疑惑，不符合其对儿童小说“轨于正则，使闻者不懈而几于道”之要求。次年，《教育杂志》刊发的《儿童读书之心理》对神话的态度略有不同，“在儿童期，如史传中之大种族神话、叙事诗，及其他古典等，皆可作为精神的滋养物”，只是在编撰儿童读物时“材料须严加选择”，“照此法编成之书，不独有道德的感化力，且有智的奖励力，及美的感激力，其效果终非个人著作所可及”。依照此文观点，理想的儿童读物应同时兼顾道德、智慧、审美等教育功用。循此目标，神话是契合儿童心理的，经过甄别和筛选后可以纳入儿童读物。反对神话列入儿童读物（或文学）者认为，神话（无论是不列入还是甄别后列入）所包蕴的想象（或幻想）与现实差距过大，与求真求实的现代科学导向不合，不利于儿童的成长教育。此观点最后演绎为反对“鸟言兽语”“神怪故事”进入儿童文学、儿童读物、小学教科书的极端态度。这类反对神话的观点遭到了周作人、严既澄等人的反对，他们立足民俗学、人类学，从神话之于儿童文学的价值、神话之于儿童的心理养成、幻想之于儿童文学创作等方面驳斥了“神话养成迷信”“神话有害”“幻想无用”等观点。在他们看来，儿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神话有助于丰富儿童的精神性格，培养儿童的想象力，正是切合儿童精神的重要读物。

上述所列反对和赞同神话进入儿童读物或小学教科书的观点，并不能完全呈现神话和科学论争的“全貌”。笔者希冀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的历史面相，故以“微观史学”的方式，对反对者和赞成者的细节言论及社会情境进行全方位展示和阐释。细读反对者的文章和相关表述，我们可以看到反对者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而且无论反对还是赞成神话列入儿童读物或小学教科书者，他们都注意并讨论了科学与神话的协调问题。反对神话列入儿童读物者并非否认神话幻想（或想象）的意义，而是认为神话的内容不再适应社会现实，儿童有可能会被“非科学”的因素影响，应有其他更适于现代儿童的文类。如白朗（Gilbert L. Brown）认为，儿童读物应该和现实发展状况相匹配，但神话已与当下的现实经验不符；为此，他将想象区分为三种——“科学的，文学的和虚构的”，神话、初民故事和神仙故事属于虚构的想象，因为“他们底理想是不以实用，一致符合或人类经验为限”。白朗的观点在当时被严既澄以“现时的人太过着眼于物质的生活了，连小孩子天然具备的幻想能力，也要剥夺无余”的理由抨击。其实白朗在文章中详述了小学，尤其是低年级教材中神话故事甚多、占比很重的原因——“因为这些材料是已经被编成故事的体裁了”，“最初主张用故事者原为补救当时的弊病，因为当时儿童底读本材料全是满篇不接连的句子所凑成的”。他作此论断依据的是18世纪以来欧洲出现的民间文学转型热潮。欧洲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文学艺术开始关注民众，同时，作为民族主义彰显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开始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文艺样式，“在19世纪初期开始被大量翻译、采录及汇编，民间文学实现了从口头传统向书面传统的转移”。此外，很多其他媒介样式，如影视等，也注重对民间文艺的创编。白朗的观点应置于18—19世纪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中去理解。到了20世纪初期，关于民间文学的讨论除了进化论思潮外，功能论渐趋兴起，后者注重对民间文学价值与意义的阐释。在这一脉络中，白朗的观点就更容易理解了。但这一文章被译入中国时，译者希冀其成为批驳神话列入儿童读物的国外理论依据，与白朗撰写此文的社会情境和文章回应的社会问题是错位的。

所以，从20世纪初至30年代儿童文学中有关神话文类特征的讨论来看，白朗的观点失之偏颇，但他划分的三种想象的类型，对于当时乃至当下儿童文学中“未来世界”的书写有借鉴意义，且当下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研究中也应对这一命题进行重新讨论。“科学的”“文学的”和“虚构的”想象都是相较于现在的实际经验而言，“神话式”的想象指代从现在回望的过去，回望过去就是“想象未来”；“科学的”想象则代表向前看的将来，二者体现了想象面向“未来”的两个不同维度，即“虚构”（或“幻想”）和“真实”。换言之，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儿童文学应该如何处理好“科学”（应用、现实）与“神话”（幻想、过去的“现实”）的关系。对于神话故事，白朗认为“并不是说此种性质的故事绝不可令儿童读”，只是“要编关于人和自然底良好故事可得很费一点事”。也就是说，在儿童文学中科学和神话并非相悖，其实两者在“解释未知”和“投向未来”的功能上互为镜像。不过，在文学创作和持民俗学的文学研究倾向的学人中，神话渐趋实现边界流动和文类转化，逐步向童话靠拢，神话大有“祛魅”的趋向。有关这一论述，除了前文提及的周作人、严既澄，还有在后世影响较大的赵景深、尚仲衣、吴研因、陈鹤琴、叶圣陶等人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冯飞也关注这一问题，他以现实作为基点，主张沿着儿童的心理发展阶段，提供不同幻想程度的儿童读物，并从儿童教育的视角阐释了如何协调童话中幻想和现实的关系，参照西方的分类理论区分了幻想童话的五种不同类型，肯定了童话幻想（原文表述为空想）的文类特征——“空想是艺术的生命·······要使童话文学有艺术价值，即不能离去艺术的生命，同时即万不能离去此艺术生命的空想”。这与周作人的“科学小说做得好的，其结果还是一篇童话”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周作人反对以科学的名义损害儿童读物中神话、童话的诗性和趣味性，其所言的科学小说就是科学和神话交融的新文类。20世纪20—40年代神话的发展趋势和承续样态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童话（包括民间童话和作家童话），特别是新兴文类科学童话的兴盛埋下了伏笔。

从上文分析可知，对神话和科学的关系，中外研究者提出的都是应在神话中注入符合时代特色的现实科学经验，以适应儿童心理成长的特点，助益儿童教育。但在部分译者、不同见解者的争论中，片面强化科学的求真求实、神话的怪诞虚构，忽视了儿童的文学、审美诉求。1931年开始的“鸟言兽语”论争即是对处理儿童文学中现实与幻想、神话与文学、神话与科学等关系的一次集中讨论。在这场论争中“鸟言兽语”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对于“神怪故事”，论辩双方却表现出几乎一致的回避甚至否定的态度，变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也恰恰说明自20世纪初以来就萦绕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神话与迷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神话中的部分内容依然被视为“迷信”。不过，在儿童读物中通过神话的方式讲述科学知识、启发儿童科学兴趣方面，双方达成了共识，正如白朗所言，“‘故事体’算是一种教授的‘方法’”。这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童话创作，也促成了童话内容和题材的更新。

1933年，陈伯吹在《童话研究》一文中兴奋地宣告了童话的新生：

古老的童话，特别是民族童话，它们在儿童文学中已被时间的巨轮辗毙了！淘汰了！自然，以神仙与幻想为骨干的童话，用来哺乳在暴风雨前夜的新时代儿童，实在太不相宜了。不过，这仅是童话的内容问题，无碍乎童话整个的生命······总之，童话也正在革命中，它的动向与进程是这样：“童话将保留与改进文学的形式；而替代以科学的社会的内容。”渐渐形成一种现代的新兴童话。这种革新运动业已开始。

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学人对神话飘移不定的态度，陈伯吹的宣言无疑肯定了神话（或童话）在儿童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认可了神话（或童话）的儿童文学属性。他还主张替换神话（或童话）的内容，即“以神仙与幻想为骨干的童话”已经不合时宜，需要注入“科学的社会的内容”，从而革新神话。类似的观点在老僧《童话创作论》一文中也有体现：

我们同样可以以现代人的心性和氛围气，去创造“我们的神仙故事”。我们近代科学上，人事上的新发明，新发现，新建设，新憧憬，何尝不是具有着可惊的神奇性，迷人性，和艺术价值以响往着我们的精神，给我们以很大的享乐······

老僧认为，童话创作凭借融合现实的新经验、新成果能够起到和神话同样的作用，即童话的内容是现实的，形式是富于幻想的。以现实科学经验为主导的童话创作依然具有幻想性特质，它与神话一样，“不只是要给儿童心灵一种艺术的享受，并且要培养儿童良好的德性，指导儿童的行为”，所以在神话和科学的调和中，出现了“科学故事”“科学童话”等新文类，它们以“神话”的方式传播科学知识，让儿童了解现代技术，但也并未去除想象性特质。

综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神话与科学的争辩，肯定了神话的想象、幻想性特质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确立了儿童读物（文学）的儿童本位视角，并指向了想象的两个呈现维度，即面向过去的神话和基于现实的科学性幻想。其中，关于幻想和现实讨论的核心在于对神话的社会功能或教育价值的考量，换言之，对神话的理解须基于现实，哪怕是虚构的想象也应该被视为现实的延伸，以此发挥其在儿童教育中的功能。在功能论的衡量标准下，神话中只有部分具有文学性，且能呈现“未来”的虚构性想象被留存——其实后来被童话，尤其是作家童话创作所替代，而基于现实经验的科学，以神话方式书写未来世界的新文类，即以科学经验为题材创作的科学小说、科学故事方兴未艾——这也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儿童文学创作。叶永烈的“小灵通”系列即是在这一脉络和背景中诞生，延续了以神话的方式书写科技建构的“未来世界”的模式。

二、“真实的幻想”：

《小灵通漫游未来》中的未来书写

科学童话是现代科学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要目标的童话类型，属于科学文艺的一种。按照当时人的理解，科学文艺是“科学的文学叙述”，“把抽象的科学用文学的手法生动的叙述出来使得谁都了解这就成为科学文艺”。它要求创作者既要有深厚的文学素养，还需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储备，在强调文学之“美”的同时亦突出科学之“真”。科学童话亦是如此，重心在于以神话的形式表达科学知识，引起儿童的科学兴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儿童文学呈现出“富于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以及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点，并出现一个儿童文学创作的新高峰。给儿童提供的科学读物不仅需要兼顾“思想性”“科学性”和“文艺性”三个性质，还需要让少年儿童“通过作品去认识他们自己以外的远为丰富的生活”，“出版文艺性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幻想书籍”也被写入儿童读物出版计划之中。这就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创作的时代背景。书中构想的“未来市”就像一个神话世界，只是它由现代科学技术构成，如电视手表、无人驾驶汽车、未来教室、影院等，这些新兴的科技产物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原形。这种“真实的幻想”以神话／童话的形式叙述，借助“图形化人物”、“魔物（宝物）想象”以及“平面性叙述”的书写方式实现，进而达到想象、解释世界的效果。

（一）图形化人物

《小灵通漫游未来》对人物进行了极度提纯，通过图形化人物的塑造方式来表现人物形象的“幻想”乃至“神性”特质。这是因为童话中的人物是“没有物质性，没有内在世界、没有周围世界的图形；它缺乏与前世、与后世、与整个时间的关联”，一经登场就被固定下来，只有需要推动情节发展时，才会作出反应。故事中，小灵通误入未来市，在小虎子一家的带领下，开启了在未来市的漫游之旅。其中，小灵通是主角，小虎子是引领小灵通漫游的主要角色，同时还穿插了妹妹小燕、爷爷、爸爸、妈妈等其他角色予以配合，共同推进“漫游”这一叙事任务。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主要通过外貌、衣着等可视化信息表现差异：

小灵通机灵活泼，有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两只大耳朵，长着逗人喜爱的小圆脸。他走起路来爱连走带跑，步子轻快，像阵风似的。

小虎子健壮结实，穿着蓝白横条的海魂衫。他的脸蛋晒得黑里透红，在又浓又黑的扫帚般眉毛下，闪动着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珠。前额，老是有一绺“倔强”的头发，令人发笑地翘着。

小燕则主要通过衣着打扮与小灵通、小虎子进行性别区分：

小燕扎着两根羊角辫，辫梢结着大红的蝴蝶结。圆圆的小脸蛋一点也不黑。只有那一对天真的大眼睛，跟她的哥哥一模一样。两颊绯红，像个苹果。

一旦完成刻画，人物形象就此定格，后续的故事发展中再也没有其他关于个人性格和气质的描写。至于其他的角色，只在特定的章节中出现，也只为承担引领小灵通漫游的任务。如爸爸、妈妈的角色只有在介绍未来市的农厂、工厂时，我们才知道他们的大致形象，其他的场景中几乎没有他们的存在，也看不到他们在亲缘关系中的情感流动。这种写作方式类似于童话中的“伦理悬置”，其虽削弱了现实生活的伦理情感联结，但在童话中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叙事本身，推动情节发展。

（二）魔物（宝物）想象

《小灵通漫游未来》中，最能体现幻想性质，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莫过于那些形形色色、功能非凡的魔物（宝物）。魔物幻想是一种常见的民间叙事类型，它通过赋予物品超自然能力，达到幻想的效果。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物品，经过作者的陌生化处理，蜕变为神奇的魔物。未来市中的魔物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中一类是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物象改变形状或功能，打破人们的常规认知。书中出现的“气垫船”“水滴汽车”“发光颜料”“银幕教室”等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下，放大了它们的固有功能，凸显了这些物件非同一般的异常特性，改变了人们对现实物象的固有印象，显得新鲜且富有想象力。而对于那些离现实遥远、人们比较陌生的事物，作者则采用了简化的方法，使其保持一个固定确切的形态，并和现实中熟悉的事物联结起来帮助读者接受。其中，方形和圆形是作者常用的描绘未知事物的词汇，比如“写话机”“半导体电视电话机”“电视手表”是一个小方盒，“环幕立体电影院”“小太阳灯”则是圆形的，还有“长着银光闪闪的长方形脑袋的”名为“铁蛋”的机器人。如此，用熟悉的名称、事物消解了与未来的距离感，使这些陌生的“宝物”获得了明确的视觉效果，更贴近现实生活，增强了现实感。

同时，“宝物想象”也表达了人类期望有一种神奇之物来满足自己需求的愿望。“它想成为这种愿望的一种真正的满足，而不是替代式的满足”，因此，童话中的宝物虽然是虚构的，但不会是现实中不存在和从来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这一特点在“未来市农厂”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未来市农厂”中不仅有被无限放大的各类巨型蔬果，还有无土壤培植的“有机玻璃暖房”、快速烘干粮食的“红外线快速烘干机”、腾空工作的“飘形拖拉机”等在当时且即便是现在也难以制造的农用器具。这些夸张的想象反映的是物质贫乏时期，人们对于增加粮食产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美好愿望，亦是由现实生发出来的。

（三）平面性叙述

民间叙事中的事物和现象，通常会被抽掉立体成分，将其图形化，所有的人物和事件被并列放置在一个平面上呈现给读者。前述提及的“图形化人物”和“魔物（宝物）想象”就是通过平面性叙述手法去除了事物的实质，赋予其平面性的外貌。除此之外，还需要将这些“平面性事物”并列在同一情节平面上，实现“孤立与联结一切”，才能真正达到幻想的效果。小灵通误入未来市的行为本身就是幻想，但在童话中却显得自然合理，煞有介事。我们看不到主人公闯入异想世界的心理状态变化，也看不到异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分。这是因为作者有意将异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置于同一平面刻画，以减弱异想世界带来的神秘感。未来市虽然有着种种奇特之处，但是它的基本架构、配置以及人物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现实中的城市区别不大。书中对于城市的细节刻画也只是停留在“学校”“人造粮食厂”“未来市农厂”等词语本身，并没有描绘出这些事物应有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它们仅是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才存在。不同人物之间、人物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只是被孤零零地并置到同一个平面上，彼此之间没有深度的、逻辑的、情感的勾连，而是单纯地服务于情节本身。

在故事情节设置方面，作者则着力突出“漫游”这一叙事中心，借助小灵通的所见所闻所感，呈现对未来的想象。需要注意的是，“漫游”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任意想象，而是严格遵循特定的叙事逻辑。这样的叙事逻辑“似乎总是基于情节内部合理性的力量，而极少依据外部的现实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回到故事内部情节才能把握《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叙事逻辑。《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开篇“开头的话”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动机——向小朋友回答“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才有《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出现，小灵通的“漫游”也随之开始：

这小家伙写得可真有趣，我一口气把稿子读完，决定出版。这书印好之后，准备给每一个写信问“未来怎么样”的小朋友，都寄一本去，作为我们编辑部的一封回信。

下面，就是小灵通写的游记——《小灵通漫游未来》。

有了这样的前提限制作为开端，接下来的故事叙述只需要围绕“未来是怎么样”这一主线问题，再设置若干内部稳定、完整、独立的情节片段，从而保证“叙事的统一性”。不同的情节片段被均匀地串联在漫游的主线上，主人公在其间自由穿梭，迅速完成不同场景之间的切换，最大限度地扩充了故事的内容含量。按此逻辑，只要将叙事的重点始终聚焦在介绍“未来市”这一情节，故事就可以不断地生长，理论上可以写出一系列类似情节的“小灵通”续作。还需注意的是，故事在不断生长的同时也受到主线情节的制约，不能脱离主线情节任意发展。一旦“未来是怎么样”的主线问题得到解决，故事也就戛然而止，小灵通不得不重新回到现实，促使读者从虚构的幻想故事中回到现实世界：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手里看的，就是我在未来市漫游了三天后的种种见闻。

唉，亲爱的小读者，非常抱歉，我这次忘了带我的“宝贝”——照相机，所以没有一张未来市的照片。我又不像小虎子那样会画画，我只好把我所看到的东西，大致告诉画家，请他画上插图。要是能直接把照片印上去，那该有多好啊！

由此观之，从故事文本出发，《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未来书写契合了神话／童话的叙事机制，借助平面性的叙事手法，实现了幻想和现实的有机结合。这一书写方式将科技巧妙地融入童话，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以科技为主导的“未来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此前关于神话讨论中的虚构性想象和文学性特质在童话中呈现，内容和主题则被科技替换。科学童话在重构神话的同时，也因科技的嵌入，在艺术特性、题材内容方面得到了提升和拓展，确立了以未来为创作面向的新文类。遗憾的是，随着童话研究及其创作的消沉，《小灵通漫游未来》（当时名为《小灵通奇遇》）虽然完成于1961年，却未能出版发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下简称新时期）科学热潮的兴起，该书得以出版发行，最终创造了一个“科技神话”。但也正是因为创作和出版之间的时间差，使得《小灵通漫游未来》能够横跨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时期，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拥有了跨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还需要从新时期科学建设的历史语境出发对《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影响和发展予以进一步考察。

三、“科技神话”：

幻想的科技维度

1978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大会提出要关注对青少年群体的培养，因为“青少年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需要把“广大青少年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他们中间不断地造就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使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人才辈出，兴旺发达”。在国家话语体系中，青少年被视作科学技术现代化事业的后备军。以青少年群体为主要受众的科学童话迎来了新的机遇。1977年，叶永烈受邀为青少年“展望2000”，畅想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以便让这些未来的建设者更好地建设未来，《小灵通漫游未来》即在这一背景下出版。从这一意义而言，《小灵通漫游未来》以“漫游”之名引导读者想象并建设未来，契合了当时的时代命题，因此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引起持续关注。

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科学文艺因推重科学之求真求实，有意抑制创作中的幻想因素，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科学文艺允许并且鼓励幻想的存在。这是因为“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进而更好地服务于科技现代化。科技的发展让神话中的许多幻想都变成了现实，幻想不再是文学家的专属。学界对神话和科学幻想的阐释也越来越多，“神话是古代人的科幻，而科幻则是现代人的神话”，汤姆·伦巴多（Tom Lombardo）提出“科幻是未来神话”。借助科技，科学家能够改造现实，也能创造出新的幻想。故此，我们看到在未来市，南极上空出现人造小太阳，寒冷的南极瞬间变得温暖、草木丛生；晴雨可以人为控制；粮食可以通过专门的“农厂”人工生产制造······当小灵通在图书馆中查阅《未来市的历史》时，历史书的后半部分都是空白，并留下了饶有意味的一段话：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00年后、1000年后、1万年后、10万年后······未来市将变成怎样？这最新最美的图画，是靠我们用劳动的双手去绘制，也是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把它建设得更美丽，使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这一宣言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心：未来拥有无限可能，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能力得到无限放大，其气势和魄力不亚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神话。科技继承了神话解释和认识未来的功能，产生了类似神话的想象、幻想效果。这可谓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科学和神话论争的回应。科学和神话都具有想象的特质，只是前者基于真实，后者基于虚构，但两者“在根源上都是以‘真实’为对象”，《小灵通漫游未来》对此论述进行了实践，其间我们看到了神话和科学的同源、同归。

随后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续作——《小灵通再游未来》和《小灵通三游未来》，延续了这种“未来世界”的书写模式，但是写作表现手法有了较大的变化。续作并未严格遵循前述提及的“图形化人物”“魔物（宝物）想象”“平面性叙述”等童话中常用的手法，而是对“未来世界”进行了细致、全面的刻画，情节和人物变得丰满且富有层次。科技仍然是幻想的主要内容，只是想象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续作中出现的“海底牧场”“记忆芯片”“CL研究所”等乃是基于现实中的生物基因技术、遗传工程、克隆技术等新兴科技成果才提出来的，甚至出现了外星人这样的异想生物。同时，将科技发展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如肥胖病、克隆人、科技伦理等现实议题也融入叙事情节，这是因为续作当中描述的是“‘将来会出现’的那些‘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是一个由科技本身建构出来的幻想的“未来世界”。

这种叙事手法的区别，反映的其实是童话和小说两种不同文类书写科技建构“未来世界”模式的差异。叶永烈对科学幻想小说和科学童话作了区分。他认为科学幻想小说是以小说的形式把“未来或过去尚未实现的事情当作现实来描写”，“它的幻想内容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是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因而它是科学的幻想，不是胡思乱想”。科学童话则是以神话／童话的形式讲述科学知识，内容更加浅显，它“必须具有丰富的幻想、虚构的情节、拟人化的手法、普及科学知识这样四个特点”。可以看出，因小说和童话两种文类的不同，它们处理科学知识、体现幻想的方式也不一样。科学幻想小说具有小说的特点，形式表达更加丰富、体现的思想主题更加深刻，通过超现实的科技建构体现幻想性；而科学童话主要通过拟人等写作手法体现幻想，具有形式单纯、内容简单易懂的特征。因此，尽管叶永烈本人将《小灵通漫游未来》归入科学幻想小说，但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文本分析，并结合小说与童话的文类特征来看，《小灵通漫游未来》更接近科学童话，而《小灵通再游未来》和《小灵通三游未来》则属于科学幻想小说。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儿童文学“在经历了审美的失落和贫困之后开始自觉地向文学的审美特性回归，向文学的普遍规律寻求认同”，在这一转向中，儿童文学的审美特征引起极大关注，相应地，对于处理儿童文学创作中幻想与现实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标准和思考。1983年，在西安召开了全国低幼文学讲习班和西北地区儿童文学讲习班，与会学者就“文学的美学特征和儿童文学特点”“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童话的时代特色及幻想和现实的协调问题”等展开了讨论。如浦漫汀认为童话中的幻想需要写得充实、具体、可感可触，通过夸张、比拟、对比等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体现现实生活之深刻。对于童话中常用的拟人手法，创作者也有了新的解释：“有人理解所谓拟人化就是让动物、植物说起话来，这种理解是不对的，至少是片面的······不管怎么样，文学是一种形象艺术，光通过对话是不行的。”这些关于童话文学性和幻想性的讨论已逐渐超出了童话所能涵盖的内容，按照一般文学的审美标准对童话的艺术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童话本身就是一种幻想性丰富的文类形式，为追求幻想与现实的结合，它放弃了有深度的构思，以简明的情节承载丰富的内容，显然是有别于这一文学审美标准。这一趋势导致的结果便是风格更为多样、艺术审美更为多元的科幻文学作为新的文类兴起，而科学童话只能局限于幼儿读物，成为科幻小说这一文类之下的一种亚文类（subgenre）。“小灵通”系列续作在市面上反响平平恐怕也与此有关。

综合考察“小灵通”系列创作的社会时代背景，可知其持久影响主要与当时国内对“科技现代化”的推重有关，以科技书写未来世界的模式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如果说《小灵通漫游未来》是以神话／童话的形式向读者塑造了科技世界中的“神话”，那么续作则在延续这一“科技神话”的同时，更多了一份现实的深度考量。只是神话／童话形式本身难以承载这份考量，于是被内容含量更为丰富的新兴文类——科学幻想小说所取代。科幻小说的兴起，既是儿童文学领域向文学审美特性回归的成果，也可以视为神话、童话以及小说三种不同文类在科技书写未来世界的导向之下，交融互构衍生出的新兴文类。通过“小灵通”系列，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神话的内容，但神话思维得以延续，并在科技语境中生发出新的阐释空间，像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所言：“科学已将我们重新与古人联系在一起，我们将认知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本性在整个宇宙中放大的映像。”“小灵通”系列在某种意义上映射出的是人类渴望探索、解释、创造世界的心理，这与远古时期的神话知识生产、创造模式一脉相承。

四、结语

马克思曾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对神话的起源和流变作过一个经典的论述：“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取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神话以一种神圣的、想象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建构起一套社会秩序，并且使之正当化，并为民族（或族群）全体所接受。随着“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对世界的解释效力逐渐降低，人类也渐趋不再用这种神圣叙事的方式来反映自然和社会、表达自己的愿望。神话的神圣性慢慢被解构，但其文学性却一直受到持续关注。20世纪上半叶，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神话是否纳入儿童读物、小学教材的争论，最终依然是将神话中富有文学性的文本——以童话的样式列入其中。与此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证明人类可以让神话中一些遥不可及的想象变成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神话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功能，串联起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又进一步延续并拓展了神话的阐释和讲述空间。如果将带有幻想的民间叙事视作一个光谱，那么代表着神圣性想象的神话和世俗化想象的童话就处在光谱的两端，科技弥合了二者之间的张力，使之从单向的线性转换方式，转变为双向互动的交流模式。这一流动的、互嵌的过程衍生出以科技为主导的新文类，继续书写着人类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小灵通”系列即是作者用童话的形式向读者再造了一个关于科技的“神话世界”。

“小灵通”系列是时代的产物，它契合了新时期国家话语对科技的倡扬，映射到儿童这一特殊的主体身上，最终成为一代人的科幻记忆。不过，科技之于幻想并非只有工具性的意义，如同神话在褪去其神圣性因素之后，仍作为一种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传承延续，其反映了社会更为深刻的思想变革。“技术事实往往只是证实了从前已经被普遍相信的东西；技术仅仅把从前曾是梦幻和神话成分的东西放入了真实的外在世界。”科技的“魔力”即在于它同“巫术”一样拥有使幻想成真的能力，并使之日常化。当神话失真、蜕变成虚构的遥远世界的故事之时，童话却再一次让我们相信那些梦幻瑰丽的想象是会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小灵通漫游的未来市实际是将现实世界中的事物通过科技的加工改造，变成了那个遥远的未来世界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这也证明了人类已经习惯了科技的存在，认可科技的力量。如果说“小灵通”系列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刚刚提出之时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科技距离现实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那么在当下，这个人们对科技越来越习以为常的时代，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处理科技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AI迅速发展并介入人类生活所产生的伦理问题等。总之，“小灵通”系列对我们反观当下人与科技、自然之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并可作为神话资源转化、科技与神话关系思考的一个借鉴和重要节点。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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