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水清将军 43 水清同志，中央军委研究决定，让你到军区任副司令员

艰难时刻赴军区担重任

1968年1月3日晚8时许，济南军区杨得志司令员的专 线保密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

“水清同志吗?给你讲个事。”虽然都是叱咤风云的一代 战将，但与秉性刚烈火暴、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南京军区司 令员许世友不一样，杨司令员性情平和，讲话不温不火，什么 事情从他嘴里说出来都给人一种安定舒坦的感觉。

“准备调 你到军区工作。你抓紧把军里的工作交接安排一下，过几天 我要找你谈话。”

1月8日上午，我坐在了杨司令员简朴宽敞的办公室。

“水清同志，中央军委研究决定，让你到军区任副司令员，命令很快就会下达。还有你们六十七军政委陈继德同志， 接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张健同志，调军区后勤部任政委。”

当时，我在六十七军军长这把“交椅”上已经坐了11年。 但那个年代的人们，无论职务高低，想的只是如何为党和军队 多做工作，自己的升迁进步完全交给组织考虑，极少有人盘算 任现职已有多长时间，是否应当挪挪窝等，都把闹个人主义看 成是很卑鄙很恶劣、众所不齿的事情，投机钻营伸手要官更是 不可思议。

听了杨司令员的话，我的第一反应是肩上将要挑 起更重的担子，内心生出的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还有 沉甸甸的压力。

“感谢军委和军区党委信任。”我颇有几分为难地说：“只是我这人能力有限，水平也不高。军区副司令员这个工作，只 怕干不好。”

杨司令员摇摇头：“不要太谦虚了，同志!你在六十七军 十多年，工作很不错，抓部队抓战备抓训练都很有经验，尤其 是海岸防御作战搞得很有成绩。‘文革’以来带部队支左，同 样很出色嘛!我相信，你到军区一定会干得更好。”

说到这 里，杨司令员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水清同志，你今年多大 年龄?”

“老首长，您还不了解我?当年强渡大渡河时，我代表军 团首长到你们红一团慰问17勇士，还不满18岁。时间过得 真快，一眨眼三十多年了。如今我已年过五十啦!”

“年富力强啊!”杨司令员感叹一声，望着我诚恳地说： “目前咱们军区几位老副司令年龄都比较大，你过来后是常 委里最年轻的。我跟袁升平同志商量，准备让你分管作战和 ‘三支两军’。这两项工作都非常重要，尤其是‘三支两军’, 许多问题政策性很强，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看就让你把最 重的担子挑起来，你看怎么样?”

“坚决服从军区党委决定!”我立刻起身立正，庄重地表 态：“一定在杨司令员和袁政委领导下，积极努力地开展工作。我这人缺点比较多，今后还希望司令员和政委多加批评 帮助。”

我到济南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两年多里，我们国家确实 是内忧外患、风雨如磐。

且不说“文革”局势混乱不堪，造反 夺权的政治狂潮一发而不可收，到处山头派别林立，“唯我独 革”盛行，武斗此起彼伏，就是“冷眼向洋看世界”,周边环境 也十分复杂、变数甚多，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与挑战：

东南方向，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纵容支持下，依然 经常不断地窜犯我大陆沿海；

西南方面，当时的印度政府对 1962年中印边境作战的失败耿耿于怀，视我为威胁南亚次大 陆的心腹之患；

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持续升级，将战火蔓延扩 大到越南北方，威胁我广西、云南边境；

苏联勃列日涅夫领导 集团顽固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遏制敌视中国的政策，在中苏、 中蒙边境大量增兵，对我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并频频制造事 端，蓄意挑起冲突，两国关系更趋紧张。

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把军事斗争准备 和遂行作战任务作为军队建设的中心和第一要务，聚精会神 地抓紧抓好。

我分管作战，尤其要时刻绷紧准备打仗这根弦， 一到任就将主要精力投向战备工作，在军区党委和杨司令员、 袁政委领导下，力排“文革”动乱带来的各种干扰，着重抓了 以下几件大事——

1968年2月26日至3月5日，我在济南主持召开有军区 所属各野战军和省军区、北海舰队、军区空军主要领导参加的 军区作战会议。

主要是传达学习中央军委确定的关于反小股 匪特的作战原则，学习领会毛主席关于济南战区战备建设的 重要指示，深入讨论研究沿海一线的兵力部署调整和阵地纵 深配置，并修改反空降作战计划。

我做总结讲话时，强调要准 确理解掌握打击小股匪特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加强军民联防、情报保障、组织指挥、兵力部署、火力配置、战术手段和 协同行动的实战研究性演练，各级作战部门要深入海岛一线， 有针对性地解决棘手问题。

军区随后下发了《关于反蒋匪武 装小股匪特作战的几个问题》和《守备部队反蒋匪武装小股 匪特战备等级规定(试行草案)》等文件。

召开这次作战会 议，对于保证济南战区能够在“文革”初期极其混乱的形势 下，毫不松懈地抓紧抓好一线边海防建设，加强反敌特登陆战 备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

是年12月9日至15日，我受杨得志司令员委托，主持召 开军区国防战备工程会议。主要议题是向各军师团主管国防 施工的领导和军区工程兵、军区空军有关部门，传达集宁、湛 江两次全军国防工程现场会议精神，听取内长山要塞守备第 三O 团、六十八军独立工程建筑三营等7个单位介绍国防施 工先进经验，参观二十六军仿制的混凝土喷射机作业，并就如 何加快国防施工进度、确保工程质量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我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坚决贯彻军委重点设防的方针，增强战 备观念，加紧战场准备。特别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 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要求，集中精力、集中兵力、集 中时间，争分夺秒完成好军区主要作战方向的一批重点工程， 以国防战备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九大”召开。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悍然入侵位于乌苏里江 主航道中方一侧的我国领土珍宝岛。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跌入了兵戎相见的最低点。冰点下的军 事对峙进一步加剧了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我们更严重更直 接更现实地面临着边界线最长的邻国的战争威胁。

3月5 日，毛主席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全国性的战备工作掀 起新高潮。根据军委指示和军区党委决定，我分工抓战备 教育并组织试点，在全区部队集中开展以仇视、蔑视、鄙视苏联霸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视”教育，以忆阶级苦、忆民 族苦，查思想、查作风、查工作为重点的“两忆三查”教育。

与此同时，我带领作战部门昼夜加班研究论证，拟定了军区 抗敌大规模突袭和反空降、反袭扰行动方案，敦促各部队抓 紧做好防敌突然袭击的临战准备，全区战场建设和战略预 备队建设有新的加强。

1970年2月，为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关于“三打”(打坦克、 打飞机、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化武器)的指 示要求，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委会决定，由我和军区李耀文副 政委牵头，带领有军区、省革委机关和部分军师领导干部组成 的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战备学习参观团，赴沈阳和南京两 大战区，实地学习观摩东北、华东地区的战备工作经验。

我率 领的一路在沈阳军区肖全夫副司令员陪同下，参观了东三省 部分城市的地下人防工程，观摩了城市防空演习，听取了战备 工作经验介绍。

回来后，我向军区和山东省主要领导汇报学 习观摩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思考和打算。在军区后勤部召开 的全区仓库战备工作会议上，我强调要把“三防”作为推进城 市战备建设的重要抓手。人防工程建设很快在济南战区全面 铺开，军地战备工作掀开新的一页。

遗憾的是，当时“文革”动乱正值登峰造极，我又在军区 常委中主管“三支两军”,不得不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过问 和处理乱麻般的“支左”事务，抓战场建设和战备工作多是坐 镇领率机关，依靠会议、文件和电话布置下达，根本无暇深入 一线调查研究。

如果说，昔日我在六十七军抓海岸防御作战 和阵地建设，还能够经常跑部队、蹲基层，那么在“文革”这个 特殊时期，已是力不从心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十年动乱 对部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的干扰，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 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当然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 下大治”。

与造反帮派的曲折较量

曾被我们六十七军支持在青岛夺权的“革命造反领导干 部”王效禹，很快因权欲膨胀利令智昏走到了反面。

1967年2月3日，同样是倚靠康生、王力等人的授意和 支持，王效禹又到济南组织“山东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 会”,夺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社论 《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的保证》,“热烈欢呼”山东造反派 的“伟大胜利”。王效禹当上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跃升” 为全国瞩目的政治“明星”人物。

由于党中央已经明确表态，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坚 定地支持革命左派群众，济南军区党委对山东省及各地市的 夺权行动给予了“旗帜鲜明的支持”。各部队先后派出23万 多人次官兵参加“三支两军”,不少军队领导干部进入“三结 合”革委会班子，帮助一批被造反派赶下台的地方领导同志 重新恢复工作。那段时间，四分五裂的群众组织初步实现了 大联合，社会形势趋于好转。

然而好景不长。当获悉林彪、江青一伙在北京大反“二 月逆流”和“带枪的刘邓路线”,王效禹立刻见风使舵，在山东 全省范围内发动了所谓的“反逆流”运动，将广大群众划分成 “革”与“保”,暗中唆使支持自己的造反帮派组织在各地抢占 山头，发展队伍，独揽大权。济南军区不赞成搞“反逆流”,将 山东的情况及时报告中央。

4月30日，中央文革派张春桥、 姚文元来到济南。这两个人下车伊始就公然支持“反逆流” 运动，并通过江青这一特殊渠道向毛主席传递混淆视听的假报告。

5月18日和6月26日，中央军委先后任命和批准王 效禹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济南军区党 委第一书记，表明了毛主席、党中央对王效禹的信任和支持， 同时也向山东各方传递了重要的政治信息。既然毛主席支 持，谁都不可能反对。

迫于形势的巨大压力，山东省军区、济 南军区先后于5月28日和6月7日发表声明和公开信，向毛 主席、党中央检查两级军区在“三支两军”中所犯的“错误”, 并提出了“坚决支持山东省革委，坚决支持王效禹同志”的口 号。

王效禹扶持的造反组织由此气焰更盛，山东的派性斗争 再掀高潮，一些地区甚至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武斗。各级生 产指挥机构趋于瘫痪，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我到军区主管“三支两军”工作时，山东各地市已成为清 一色的“王氏天下”。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的王效禹，位高 权重，炙手可热。只要未得到他的肯定或支持，成立不久的革 委会要么被摧毁，要么实行全班人马大换血。

当时杨得志司 令员任山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他十分看不惯王效禹的飞 扬跋扈，但为了“新生革命政权”的内部团结，为了顾全大局， 即使个人工作中受了许多委屈，依然以豁达的胸怀坦然对待， 小心谨慎，忍辱负重。

但这一切丝毫未能打动权欲和野心恶 性膨胀的王效禹，他利用在江青鼓吹和纵容下成立的非法武 装“棒子队”,即所谓的“文攻武卫指挥部”,肆无忌惮地镇压 持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来居然自 诩为山东“小太阳”,欲把齐鲁大地变成王氏家族的“独立王 国”。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党性和良知没有泯灭的共产 党人，与野心家和造反派的冲突势必难免。而直接导致我们 军区首长与王效禹分道扬镳的导火线，则是1968年秋王效禹 一手发动的矛头直指军队的“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是继“反逆流”之后，王效禹又一次蓄谋已久的 政治恶行。当时王氏帮派骨干虽已攫取了各级革委会大权， 但实行“三结合”是毛主席确定的不可动摇的原则，这就决定 了革委会班子成员中，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代表必占相当比 例，而他们大多数人对造反派没有好感，成为制约王氏帮派肆 意妄为的健康力量。靠造反起家的王效禹对此一直耿耿于 怀，认为这是对他手中权力最现实的威胁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