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奇迹：10年花掉七千万，无一人贪腐，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天河

你敢信吗？近亿元的大工程，干了整整10年，前后30多万人经手，居然没发生一起贪污挪用，没一个干部失职。就连当年所有的票据账单，到现在都完好无损，一分一厘都对得上。这件发生在60多年前太行山的真事，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红旗渠。

现在咱们打开水龙头就有水，根本没法想象林县当年缺水遭的罪。从明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五百多年，有记载的大旱绝收就超过30次，其中5次严重到人相食的地步。合涧镇小寨村有块荒年碑，至今还刻着光绪三年大旱的惨状：十户人家只剩两三户，树都被扒光了皮，路上的死尸都被啃得没肉。

哪怕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林县的情况也没多大好转。全县九成多的耕地都是旱地，小麦亩产还不到六十斤。五百多个行政村里，三百多个村人畜吃水都难，一百多个村得跑十多里路才能挑回水。每年光远道取水就耽误近三百万个工时，林县人还有个独有的说法叫逃水荒，别的地方逃饥荒，他们逃水的荒。

林县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件真事。大年三十，一位姓桑的老人摸黑上山排队接水，新过门的儿媳妇不放心去接公爹，接过担子没走几步就被石头绊倒，一担水全洒光了。新媳妇又羞又愧，居然在除夕夜上吊走了。一担水换一条命，这不是编出来的苦情戏，是林县人实打实经历过的悲剧，那时候水真比命还金贵。

26岁的杨贵被派到林县当县委书记，从小在水边长大的他，到了这儿才见识到这样的日子。他到林县第一件事就是翻山越岭串村子，走得越多心里越清楚，林县的穷根子就在水上。老百姓天天盼着引漳河水进林县，呼声堆得像山一样，杨贵心里那根弦从来没松过。

1959年林县遇上前所未有的大旱，境内四条河全部断流，修好的水库也见了底，真的没退路了。杨贵带着技术人员沿着浊漳河往上游走，足足走了三天，走到山西平顺县地界，看见石缝里涌出木桶粗一股活水。那天晚上杨贵翻来覆去睡不着，在笔记本上写下，定叫漳水来我乡，引漳入林的工程就此定了。

当时反对的声音真不少，有人算帐，全县一年财政收入还不到七百万，拿什么干七千万的工程？有人担心跨省调水的问题，人家山西的河，你凭什么说引就引？还有人直说了，那时候正赶上困难时期，老百姓饭都吃不饱，搞这么大工程出了问题谁担着？杨贵早就想透了，修渠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他那时候都做好被撤职的准备了。

1960年2月红旗渠开工，三万七千多民工从各个村子集结，浩浩荡荡开进太行山，全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专业施工队。父子结伴，夫妻同行，半大孩子告别父母，背着铺盖卷就跟上了。

开工没几天难题就全来了，手里满打满算才三百万，这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没有水泥没有炸药，连足够的锤子钢钎都凑不齐，测量连像样的仪器都没有。民工们拿脸盆盛水，用土办法测水平，愣是在悬崖峭壁间量出了运行半个多世纪都没歪的渠线。最苦的时候干部民工每天只有几两粗粮，就着野菜填肚子，只能换着班干活，不能把人累垮。

钱不够就出去挣，县政府组织林县工匠去大城市揽建筑活，林匠人能吃苦，前前后后挣回一千八百多万元给修渠用。物资不够就自己造，修渠十年用的水泥，八成是林县人自己烧的，炸药四成多是工地上自己配的，石灰百分之百自己烧。各种工具前前后后修造了一百一十七万件，硬生生省出一千二百多万元，占总投资快两成。

说到这儿大家最好奇的肯定是，十年七千万，那么多人经手动用，怎么就能做到一分钱不贪呢？说穿了其实也朴素，一是制度管得细，二是干部带得正。开工才六天，总指挥部就颁布了八项纪律，十年里前后出了四十多项配套制度，从资金审批到物资领用，每一样都有人盯着。每月月底全盘一次点，工具无故超损必须照价赔偿，半点儿商量都没有。

有个细节就能说明问题，时任指挥部组织股股长彭士俊，常年守在工地，没地方放随身衣物。他看上一个废弃的炸药箱，经财务作价后自己掏钱买下来，还把买箱子的收据端端正正贴在箱子盖内侧，就怕日后说不清楚。放现在不少人会觉得，一个废箱子公家也没用，至于这么较真吗？那时候的人不这么想，公家的就是公家的，半点儿便宜都不能沾。

干部到指挥部办事，必须凭介绍信才能买饭票，没介绍信哪怕你掏钱都不卖。发粮发钱实行三对照，查出勤查记工查伙食，对着假条一条条核对，最后再把粮款和工数对上，想弄虚作假比登天还难。连爆破的炸药都定了量，根据石头软硬配二两到六两，超用不补节约鼓励，几十年过去老劳模还记得这个规矩。

规矩能管用，根儿上还是干部自己守得住，从开工守到竣工，整整十年没松过。八项纪律里明明白白写了五同，干部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是贴在墙上看的漂亮话。施工的时候，干部先上阵试，干部干五米，才给群众定四米的任务。领补助的时候，民工补两斤，干部只补一斤半，后来还降到一斤二两，最苦最险的活，必须干部先上。

当时的副县长马有金，是第三任工地总指挥长，天天泡在工地上，风吹日晒黑得像铁板，大伙都叫他黑老马。有次他跟民工一起干活，民工抡大锤紧张失手，一锤砸在他手上鲜血直流，他跟没事人一样，半点儿都没怪罪人家。母亲病重的时候，他三次从家门口过都没进去，直到母亲去世才请假回家奔丧。

还有除险队队长任羊成，干的是全工地最危险的活，腰上拴一根麻绳，从几十丈高的悬崖垂下去，半空里清理放炮炸松的危石。有次一块石头砸在他嘴上，当场砸掉四颗门牙，他掏出钎子插进嘴里把歪牙别掉，吐一口血水接着干活。常年悬空作业，他腰上磨了一层又一层血疤，最后磨成了厚厚的死肉，当地顺口溜说，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

干部在前面流血流汗，群众的眼睛都亮着。当时有人在太行山崖壁上刻了四句话，到现在还清晰可见：党员干部流汗水，我们就不怕流血水，党员干部搬石头，我们就有决心一定能搬山头。这不是喊空口号，是那个年代干群关系最真实的样子。

整整十年，红旗渠终于修成了。全长一千五百公里，削平一千二百五十座山头，凿通二百一十一个隧洞，架设一百五十二个渡槽。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三米高两米宽的墙，能从哈尔滨一直排到广州。

修城的代价太沉重，十年里塌方落石夺走了八十一位建设者的生命，重伤致残二百五十六人，牺牲的人里年纪最大的六十三岁，最小的只有十七岁。最让人意难平的是设计师吴祖太，不到三十岁的科班水利人，是当时林县少有的技术人才。王家庄隧洞出裂缝，他放下刚端的粥碗就进去查看，进去不到八分钟就发生塌方，他和同行的院长一起牺牲了。他新婚才几个月，妻子之前去看他的路上，为了救两个小学生已经遇难，他处理完后事直接回了工地，连老家都没回。

工地上最小的建设者是张买江，上渠的时候才十三岁，他爹第一批上工地，三个月就被飞石击中牺牲。他娘安葬完丈夫，第二天就把儿子领到工地，人家说孩子太小不能干，他娘只说，渠不来水，他爹合不上眼，让孩子接着干。张买江在工地干了九年，从烧水送饭干到爆破手，等渠水流进村那天，全村人排着队让出道，让他娘第一个打水。他娘拿他爹生前获奖的搪瓷缸，打了第一缸水，在渠边坐了一天一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按现在的行业标准，砌石渠道一般使用寿命也就二三十年。这群农民用土办法修出来的红旗渠，历经六十多年风雨，还照样稳定输水。八百里太行山沉默不语，但所有的一切它都记得。六十多年前一群人在这里干了十年，花了近七千万，每一笔账都明明白白。有人说红旗渠不只是一条渠，它是刻在石头上的良心账，账上有数，心里有尺，渠水才能长流长清。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红旗渠精神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