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提起柏林与维也纳，你会想到什么？在大多数人眼中，前者是科学与理性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心脏，后者则是浪漫与优雅的艺术殿堂。这两座城市像欧洲近现代文明的两块高地，集中彰显着启蒙理性与文化创造的力量。与此同时，这两座截然不同的大都市还是现代社会诸多思想观念发展演变的关键地点。斯科特·斯佩克特在《启蒙与颓废——世纪末时期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下世界》一书中，选择从文明的背面切入，带领读者进入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这两座城市的“地下世界”。

然而，地下世界并不是一个容易研究和书写的对象，它要求作者在浩繁的档案、医学文献、法律文本与案例材料之间来回穿梭取证。斯佩克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试图做到“面面俱到”，而是采用了一种高度策略化的写法：通过关键人物、关键文本与典型案例，来折射地下世界的整体面貌，这些具体而微的个体与事件共同构成了一幅地下世界的纷繁图景。

《启蒙与颓废——世纪末时期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下世界》，斯科特·斯佩克特 著，沈辰成 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25年出版

正如书中所说：“如果近现代大都市是文明的最高点，那么它亦是世界历史的恐怖小说的场景。”作者指出，地下世界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反秩序空间，也非人类发展进程中偶然出现的偏差，而是人类社会高度理性化与秩序性的产物——是在社会秩序不断强化的过程中，被挤压、标注并固定下来的区域。它既被恐惧，又被研究；既被排斥，又被持续关注。

这种将“异常”客体化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在犯罪学的演变中也清晰可见。在19世纪末的柏林与维也纳，从古典学派强调犯罪行为和刑事处罚的关系应该是量化的、理性的、一致的，到实证学派朗布罗索等人坚持应把注意力从抽象的罪名和基于理论的法律转到男女罪犯本人身上，犯罪学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从行为转向了“犯罪者”的个体之上。无论是测量头骨，还是统计贫困状况，目的都是将犯罪的原因归结到个人的身体与性格上。随着人体测量数据、犯罪照片与尸体影像的公开展示，罪犯既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沦为大众反复观看和消费的谈资。正如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罪犯在被谴责的同时，也被现代社会持续地利用和消费。

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下世界不仅是犯罪、疾病的温床，也是新闻媒体吸引读者的“感官猛料”。当今的地下世界或许不再以酒吧和暗巷的形式存在，但它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了数据、话语与平台之中。当我们沉迷于犯罪解说播客的细节剖析，当热搜上的恶性事件被迅速转化为站队与骂战的素材，当算法不断推送那些包裹着“科学”外衣的人格分析，或许我们正置身于一座更加庞大、更加精密的现代性迷宫之中。我们依然在用“类型学”的目光审视他人，依然集体无意识地消费着经过精心包装的“感官猛料”，与世纪末的都市困境如出一辙。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并未将地下世界的人们描绘成被动接受规训的 “受害者”，在他的笔下，这些边缘群体以自身的方式进行着反抗与突围。这不仅是对自身权利的捍卫，更是对现代性内在矛盾的反抗，而这些反抗或许微弱，却也为后来的社会变革埋下了重要伏笔。

本书被《德国研究评论》评价为“历史学家和德国研究学者的必读书目”。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描述地下世界“发生了什么”，而是试图回答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一座城市的地下世界是如何被现代社会“创造”出来的？所谓“启蒙”的理性秩序，是如何在自身内部孕育出“颓废”的？这也使得《启蒙与颓废》并非一部猎奇式的社会边缘史，而是一部深度讨论人类文明与现代性的著作。读完本书，我们知晓了正是医学、犯罪学等理性工具，系统性地对所谓“异常”进行“命名”“分类”，才塑造了地下世界；柏林与维也纳也不再只是文明范本一般的城市，它们更是浓缩现代性多重矛盾与焦虑的载体。而我们唯有始终保持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不盲从现代性的既定成果，才能在时代的迷局中，寻得审视自我与观照社会的清醒视角。

原标题：《地下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本文作者：李嘉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