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高玉宝因与毛主席碰杯违反“敬酒令”,萧华表扬道:你这样做真的很值得称赞!
1989年春天,沈阳团校一场报告会散场后,孩子们围住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兵,想要留个联系方式。老人递出一张薄纸,纸上不是姓名电话,而是几笔粗线勾出的七个字——“我从心眼里要入党”。有人说不懂,老人笑笑:“这就是我的名片。”他便是小说《高玉宝》的作者,也是37年前在怀仁堂举杯“闯祸”的那个普通战士。
辽南旱灾时,他只有七岁。母亲带他去学堂蹭读书,一个月后学费欠下,被保长轰出。他不走远,只敢趴在窗外听课。等到全家流落大连,日本工厂的汽笛声把他从求学的幻想里惊醒,十岁便日夜踩着缫丝机。十五岁,父亲病倒,他进铜矿当劳工,背不动的矿筐让肩膀常年结痂。祖父、母亲、弟弟相继饿死,这些血泪日后都进了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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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抗战胜利。解放军第41军路过大连,他揣着半块高粱饼报名参军。枪会打,字不会写,第一次送信就把三封公文全投错。指导员苦笑:“不识字,咋革命?”从那天起,翻身农奴把歌唱,黄土是练字帖,木棍当毛笔,他在战壕边一笔一划写“八路军”练到手指起血泡。
鞍山解放后的1948年,他攥着那瓶缴获的墨水,洇黑白纸,画个大心旁写下“我从心眼里要入党”。57天后党证到手,他把这张“画”对折揣进上衣,枪林弹雨也没丢。组织鼓励战士识字写日记,他干脆搞小说。不会写的字,就画个圈空着;别人睡觉,他搓脸掐腿硬撑,把记忆里鞭打、饥饿与呐喊统统写下。
1949年夏,长沙会师,连队开诉苦会。听战友讲旧日苦难,他被触动:这些故事得留下!从此,行军背包里多了墨水与稿纸。碰到不认得的生僻字,他追在纵队司令吴克华马后头请教。吴克华干脆下马,用树枝写在地上,“多问,不丢人。”宣传股长又送他八个大字:铁脚板,硬功夫,写实情。
一年零五个月,二十万字堆成厚厚一摞。罗荣桓翻完,提笔写下书名:《高玉宝》。军报连载后,读者来信如雪。毛主席批示:“工农兵自己写自己,好!”很快,1952年9月,一封烫金请柬飞到东北,邀请这位列兵作家赴京参加国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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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晚,怀仁堂灯火辉煌。罗荣桓事先叮嘱:主席年高,不必轮流敬酒。席间,周总理把他引到主席身旁。毛主席举杯:“你的书写得好。”他本能地回敬,一口闷完。转身才记起嘱咐,忙说:“我错了。”堂内一阵轻笑。萧华拍着他的肩:“做得很好,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一句话,让小兵心里热浪翻涌。
1955年,《高玉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面世,不到一年重印多次,中学课堂把书中片段当教材。原因并不复杂:那是底层人自己写成的史诗,粗粝却真诚,字迹里有火药味,更有活命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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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装脱下,他没有停笔,也没歇口。1988年离休后,背着“百宝箱”全国跑,三十余年讲了近五千场报告。旅费自掏,大包小包都是演示道具。河南山区学校缺水,他送去水泵;小区住户菜刀卷刃,他坐楼下支起磨石,不收分文。“老人家,歇会儿吧。”孩子劝他,他摆摆手:“还能走,就多说点,让你们少走弯路。”
童年求学被拒的苦辣,化作晚年倾囊相授的甘甜。从怀揣一张“心眼里要入党”的涂鸦,到怀仁堂举杯忘了规矩,再到用三寸不烂之舌为数百万青少年点亮读书梦,高玉宝的人生像列车,穿过硝烟,也穿过稻香,一路汽笛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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