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80后张鹏程辞掉高薪工作，回乡村做校长，经历贫困和白发，他到底为了什么选择返乡？
2018年深秋的一天，太康县教体局的办公室里摆着一份红头文件，标题写着“拟调整撤并二郎庙小学”。彼时，全校只余27名学生，两间瓦房教室漏雨，锅炉坏了，寝室的玻璃也碎了一半。教体局工作人员摇头：“再没人接手，就并到镇中心校吧。”就在此时，张鹏程递上了自己的申请书。
这名1982年出生的本地人并非陌生面孔。村里老人常念叨，他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这所学校的土操场上追着鸡跑；中专毕业后，他也在这里当过代课教师。上世纪90年代末，乡村教师每月工资不到200元，很多人挺不过冬天就另谋生路。张鹏程坚持了三年，终究被现实逼得离开。
2003年，他去了义乌。那年小商品城扩建，工厂急缺人手，一条生产线干到凌晨能拿到80块，管饭还有夜宵。没多久，他从普通工人升组长，再升车间主任，月薪翻到4000元。义乌的灯火亮得刺眼，可越是深夜，他越想起班上那些蹲在窗边背课文的孩子。有意思的是，他在厂区食堂排队时，常把餐盘里多余的鸡腿递给同乡工友，“乡下娃不容易，多吃点”，这句随口的话后来成了他回乡的注脚。
2008年，他成了父亲。妻子田丽歌怀里抱着刚满月的大儿子，问他：“咱啥时候回家看看？”两人终究把孩子留给老人，继续留在义乌。时间一晃到了2012年，孩子读二年级，期末只有倒数几名。电话那头，小家伙怯生生地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那一刻，张鹏程心里像被针扎。那年春节，他站在二郎庙小学斑驳的墙根下听父亲叹气，“没老师，娃娃们守不住啊”。他没吭声，却在腊月二十九的夜里给镇里投出报名表。回乡，成了定局。
重新踏进校园，他才发现变故比记忆中更快。教学楼只有两盏灯能亮，黑板中间裂开一条口子，粉笔剩下的屑落满讲台。2012到2014年，他一边教语文，一边给中心校跑材料；后来被抽调去隔壁学校做副校长。虽有职务，可他总忘不掉二郎庙的孩子们。2018年赶上撤点并校风声最紧，他拍案而起，“如果这所学校真关了，附近五个自然村的娃上学要走八公里土路。”镇主管皱眉：“资金、人手你自己想办法。”张鹏程点头，“我来想”。
说干就干。第一件事是修屋顶。亲戚们白天插秧，他就夜里爬上屋脊抹水泥；信用卡刷了十几万，还差的部分找朋友借。操场原先坑洼不平，他用旧钢筋焊了球架，水泥自己搅。雇工要钱，他和田丽歌就抡锤子，手套磨破也不喊疼。孩子们清晨六点半起床，他四点就赶到镇集，跟菜农“杀价”买回两筐青菜。中午做的油焖大虾，食堂满是香味，小家伙们边剥壳边笑，他把自己那份又分了出去，碗底只剩白米。
教师缺口更难补，他就亲自兼课。语文、数学、美术、体育轮着来，音乐课实在不会，就找手机放伴奏，自己领着合唱。夜里查寝时，总有孩子钻进他怀里撒娇：“张爸，明儿早上吃什么？”他拍着孩子后背，“想吃啥给我留张条子。”这一问一答不过十几个字，却让宿舍里瞬间安静。
两年后，村里返乡家长多了，学生增加到80多人；再往后，幼儿园也办起来，校车接送到山脚下，去年秋季学期报到册上已是180名学生的名字。县里有人来调研，惊讶地看到教室里装上了多媒体，操场画了跑道，校门口的石狮子也重新粉刷。张鹏程被评为“最美教师”，他把证书挂在办公室最暗的墙角，自嘲：“留给娃们当镜子照。”
乡亲们常说，二郎庙小学现在像座“小城里学校”，可张鹏程心里明白，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留得住学生，更要留得住老师。于是他忙着联系师范院校的实习生，又琢磨着给年轻教师争取食宿补贴。有人问他图啥，他抬手摸了摸自己新添的白发，“图个心里踏实呗”。
乡村教育的未来，也许就系在这样几个人的肩头。二郎庙小学夜幕降临时的走廊，灯光暖黄，孩子们排队去洗漱，远处的稻田传来蛙声。教室里仍亮着一盏灯，张鹏程对着明天的教案做最后的修改，窗外风声猎猎，他没有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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