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水浒传中有四位打虎英雄，除了武松之外，另外三人分别是谁，他们为何没有武松那么有名？
绍兴二年，一位说书人坐在临安瓦舍的高台上，他刚翻开折扇，便开门见山：“这年头，敢跟老虎赤手空拳较量的，到底有几个？”台下汉子哄笑，笑声里透着好奇。这句提问，将《水浒传》里四段打虎往事一并抛出。
先看武松。那天傍晚，景阳冈酒旗在风里猎猎作响，他连喝十八碗，脸微红、步子稳。店家拦他：“夜路难走，山上有虎。”武松抖抖袖子，只回一句：“怕什么。”冈上松风呜咽，一只饿虎突然扑下，三招连环——扑、掀、剪——棍子应声折，武松顺势翻身，左臂箍住虎颈，右拳连砸虎鼻，腥味四散。片刻后，山谷安静，只剩武松胸口剧烈起伏。徒手搏杀，过程凶险近乎赌命，因此消息传到清河县，县令干脆将他请进县衙做都头。身份一变，他从逃亡汉瞬间成了“镇虎英雄”。
换作李逵，故事味道截然不同。宋江把父亲接上梁山后，黑旋风眼眶一热，也要背母亲上山。沂岭小路，黄昏薄雾，他将母亲安在草坡，自去寻水。返回时，坡上乱草被压得东倒西歪，血迹、残布、断发，直指前方虎穴。李逵眼睛一下红了，提板斧闯进洞口，两下劈死成年虎，又顺手砍了两只未成年的小虎。哭声压过斧响，他抱着母亲残肢发疯似地狂奔。刀斧在手，复仇心作火，动作更像情感爆炸，而非冷静的技艺展示。于是，山里人只记住了悲怆与凶狠，却未把“孝子杀虎”当成传奇。
再说解珍、解宝兄弟。登州府虎患久拖不决，知府限三日交虎。猎户出身的两人熟门熟路，先在常走兽径挖坑，窝弓、药箭、陷阱一样不少。守到第三夜，一声哀嚎，老虎中箭跌下山坡，滚进毛太公的围场。兄弟俩循血迹追到庄园，好言索要却被轰出门外，一怒之下砸门闹事，结果自己进了大牢。后来众好汉夜闯登州救人，兄弟俩索性上梁山。这桩捕虎，核心是技巧和队伍协作，凶险被工具分担，个人英勇感被稀释。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打虎”这一标签，武松却成了唯一的明星。原因不止“徒手”二字，更在呈现方式。景阳冈上一人一兽，近身格斗，任何细节都裸露在人们眼前，观众可以轻易想象自己被虎扑倒时的绝望，也能感受反杀成功的狂喜，这种直给的刺激最能激发称颂。李逵与解家兄弟的胜利虽然也解除了虎患，但刀斧与弓箭介入后，观众会下意识把勇气分摊给兵器或埋伏，神话色彩立即冲淡。
此外，武松打虎的位置也讨巧。景阳冈是要道，来往行人络绎不绝，官府、商队、僧俗百姓都会把这段奇闻口口相传；而沂岭与登州山坳却偏僻，传说的扩散速度远不及要道亭铺。消息渠道在古代往往决定名气大小，这一点不能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早在宋元杂剧里就有“打虎英雄”母题，演台上通常需要一个能让听众屏息的高潮动作。徒手搏斗最符合舞台节奏，刀弓则显得冗长而不好表现。说书人需要效果，观众需要刺激，于是武松的形象不断被强化，李逵、解珍解宝则被放在旁枝上。
再比较三场搏杀后的收益：武松得官职，社会地位立即抬升；李逵只带着悲痛返回山寨，情感价值高，现实回报却为零；解家兄弟干脆因为讨虎被抓，差点判死罪，捕虎成了祸根。谁赢得社会认可，谁的事迹自然被官方、民间联合放大，这一点在《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试想一下，如果那天景阳冈上武松手里拿着钢叉，也许这段故事就会变成普通猎虎记，难登说书场。传奇与平常之间，往往只隔一根棍子是否折断的距离。
最终，四个名字随着梁山风云沉浮。武松继续行走江湖，人们提起他，第一反应仍是景阳冈三拳。李逵在水泊战旗下悍勇冲阵，却常被标注“黑旋风”而非“打虎”。至于解珍、解宝，后人多记得他们擅射飞禽，而非那一只滚进庄园的猛虎。名声的塑造，从来不仅是行为本身，更是行为被讲述、被消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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