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发出沉闷的橡胶摩擦声，车厢里没有开音乐，只有轮胎碾过积水路面时单调的白噪音。我双手握着方向盘，视线穿过蒙蒙细雨，盯着前方灰蒙蒙的省道。副驾驶的座位空着，上面放着我妻子早上起来装好的保温杯，还有一套崭新的、剪了吊牌的深灰色中老年羽绒服。
十二年前我大伯因为经济犯罪被判入狱。那天，是他刑满释放的日子。
家族的微信群“相亲相爱一家人”已经死寂了整整一个星期。平时在这个群里，大姑喜欢发养生文章，小叔喜欢转发国际时政，我爸每天雷打不动地分享他晨练的照片。可自从进入那个月后，群里的消息就越来越少，直到彻底没人说话。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那个日子，但每个人都在装傻。
去接我大伯之前，我特意回了一趟父母家。我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抗日神剧的音量开得震天响。我走过去，递给他一根烟，没有绕弯子：“爸，明天十五号，大伯出来。咱们一块去接一下他吧。”
我爸接过烟的手明显抖了一下，那根烟掉在了茶几上。他没有去捡，也没有看我，而是死死盯着电视屏幕，清了清嗓子说：“我这两天风湿犯了，腿疼得厉害，坐不了长途车。你自己去吧，接到人……接到人就在那边给他找个便宜点的旅馆住下，让他找个工作以后好好做人。”
大姑的借口是孙子今天钢琴考级，她得去陪考；小叔干脆没接我的电话，只在微信上回了一句“公司年底查账，走不开”。
我看着我爸那张因为心虚而有些涨红的脸，心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悲凉。十二年前的大伯，是我们这个家族绝对的顶梁柱。他脑子活络，胆子大，九十年代初就下海包工程，后来做建材生意发了家。那时候，大姑家买房子的首付是他垫的，小叔找工作托关系也是他一手包办的。那时候的家族聚会，大伯永远坐在主位，声音洪亮，出手阔绰，每个人都围着他转。
后来生意失败，资金链断裂，大伯在一夜之间从身价千万的暴发户变成了阶下囚。树倒猢狲散，这句老话在我们家体现得淋漓尽致。墙倒众人推也就罢了，最让人寒心的是，这十二年来，去监狱探视过他的，只有我一个人。他们怕他，怕这个一无所有、背着案底的六旬老人出来后，会成为扒在他们身上吸血的蚂蟥。
车子下了高速，拐进了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道路尽头，是高耸的灰色围墙和缠绕着生锈铁丝网的高压电网。
我在探视家属等待区停下车。初冬的风夹着冷雨，吹得人骨头缝里发寒。高大的黑色铁门紧闭着，旁边的小门前站着几个和我一样等待的人。没有鲜花，没有横幅，气氛压抑得像是一场没有遗体的告别仪式。
上午十点半，伴随着沉重的金属摩擦声，那扇小铁门缓缓开了一道缝。
一个佝偻着背的身影从阴影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提着一个极其简陋的红白蓝相间的塑料编织袋，身上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一号的旧夹克，脚上是一双磨得发白的黑布鞋。他走出大门，站在冷风中，茫然地四下张望。他没有戴眼镜，眯着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像是一个刚刚从漫长冬眠中苏醒、对一切都感到畏惧的老兽。
我推开车门，踩着泥水大步走过去，眼睛在看清他面容的那一瞬间猛地酸涩起来。
那是我的大伯，那个曾经能喝一斤白酒、拍着桌子指点江山的男人。他头发全白了，稀稀拉拉地贴在头皮上；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眼窝深陷，背驼得像背着一座看不见的山。他整个人缩水了一大圈，看起来像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大伯。”我走到他面前，声音有些发哑。
他浑身一颤，猛地转过头死死盯着我。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警惕，随后慢慢聚焦，看清了我的脸。他的嘴唇剧烈地哆嗦起来，干瘪的脸颊肌肉抽动着，想笑，却比哭还难看。
“小……小辉啊。”他的声音像砂纸打磨过一样粗糙嘶哑，“你怎么来了？今天不是周末，你不上班啊？”
他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把手里那个破旧的编织袋往身后藏，似乎怕那东西弄脏了我的眼。
“我请假了。”我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编织袋，很轻，里面大概只有几件旧衣服。“走，回家。”
大伯站在原地没动。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向我身后那辆黑色的轿车，又看向空荡荡的马路。他是在找人，我知道他在找谁，但我实在不忍心把残酷的真相赤裸裸地摆在他面前。
“天气不好，我爸他们腿脚不方便，大姑和小叔都有急事……”我结结巴巴地撒着谎，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套说辞拙劣得可笑。
大伯看了我很久，眼神里的光一点一点地黯淡下去，最后化作一声极其轻微的叹息。他摆了摆手，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我知道，我知道。大家都挺好的就行，我这样子，晦气，不怪他们。”
我拉开副驾驶的门，让他上车。他站在车门外，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泥水的布鞋，又看了看干净的真皮座椅，死活不肯坐进去。“别弄脏了你的车，我垫张报纸，有没有报纸？”
“大伯！”我按住他的肩膀，强行把他按在座位上，拿过那件新买的羽绒服披在他身上，“这是你侄子的车，脏了洗就是了。穿上，车里冷。”
车子重新驶上高速。车厢里安静得只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声音。大伯双手局促地放在膝盖上，脊背挺得笔直，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十二年，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他看着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纵横交错的高架桥，眼神里充满了陌生。
“这路……以前是片荒地吧？”他突然指着窗外一片繁华的商业区，小心翼翼地问。
“嗯，那是高新区，五年前建的。”我把保温杯递给他，“喝点热水，我媳妇早上刚泡的红枣枸杞。”
他双手接过保温杯，连声说着“谢谢”，那份客气和卑微让我心里像针扎一样疼。他喝了一口水，沉默了很久，突然说：“小辉，我进去那年，你刚上大学。一转眼，你都成家立业了。大伯没用，没能喝上你的喜酒，也没给你包个红包。”
“大伯，您别说这些。”我握紧方向盘，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日子还长。”
中午，我们在服务区停下休息。我带他去餐厅点了一碗最贵的牛肉面。面端上来，热气腾腾的。大伯咽了一口唾沫，拿起筷子，却把面上那几块厚厚的牛肉全挑到了我的碗里。
“你吃，你年轻，每天上班费脑子，多吃肉。”他说得理所当然，仿佛时间倒流回了十五年前，他还是那个带着我去下馆子、把所有好菜都堆到我面前的暴发户大伯。
我看着自己碗里的牛肉，视线模糊了。“大伯，我三十多了，我不缺肉吃。您自己吃。”我强硬地把牛肉夹回他碗里。他没再推脱，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他吃得极快，几乎不咀嚼，连面汤都喝得干干净净，一滴不剩。那是监狱生活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吃完饭，继续赶路。下午三点，车子驶入了我们所在的市区。
“小辉，在前面那个路口把我放下吧。”大伯突然开口，指着前方一条破旧的老街，“我记得那里有个招待所，以前跑长途的司机都在那住，便宜。我先在那对付几天，等办好了身份证，我就去找个看大门或者扫地的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