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咚，咚，咚。”
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深夜里，却像一把钝器敲在我的神经上。我看了一眼床头的闹钟，凌晨一点十五分。深秋的夜里，卧室的空气有些凉，我下意识地扯紧了被子，僵硬地躺在床上，耳朵死死地捕捉着客厅方向的动静。
门外的人似乎并不着急，隔了大概两三分钟，又是三下。“咚，咚，咚。”
不是风，不是幻听，是真真切切的、骨节敲击防盗门的声音。我感到一阵寒意顺着脊背往上爬。一个独居女人，在凌晨一点半听到敲门声，第一反应绝对不是好奇，而是恐惧。我没有动，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的手机就放在枕边，手指已经按在了屏幕上，随时准备拨打报警电话。可是，那敲门声响了两次之后，就彻底消失了。我等了整整一个小时，直到双腿都有些发麻，门外再也没有任何声响。那一夜，我睁着眼睛等到了天亮。
白天的阳光驱散了夜晚的恐惧。我洗漱，化妆，对着镜子里那个脸色苍白、眼神疲惫的女人扯出一个勉强的微笑，然后出门上班。丈夫林远去世的这三年的时间，我升了职，加了薪，能和同事在午休时自然地开玩笑，也能在周末去超市买一大堆新鲜的蔬菜自己做饭。
所有人都觉得我走出来了。甚至连我自己，但在很多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还是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林远只是去出了一场很长很长的差。
只有我自己知道，有些东西是深深扎在肉里的，拔不出来，只能任由它长在身体里。林远是名急诊科医生，三年前的一个雨夜，他在连续做了两台大手术后，开车回家的路上因为疲劳驾驶，车子冲出了高架桥。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周二，我甚至还在电话里跟他抱怨说家里没有酱油了，让他回来的时候顺路在楼下便利店买一瓶。他笑着答应了，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他说老婆等我回家。
那瓶酱油最终没有买回来，我也永远失去了那个会在深夜给我热牛奶、会在冬天把我的冷脚丫塞进自己怀里的男人。下班回到家，推开门的那一刻，熟悉的空虚感再次扑面而来。我习惯性地打开客厅所有的灯，让电视机发出声音，假装这个家里还有人气。我看着玄关处那双林远曾经穿过的旧拖鞋，它一直被我摆在原来的位置，仿佛只要它还在，那个人就还有回来的可能。
本以为那一夜的敲门声只是个恶作剧，或者是有喝醉的人走错了楼层。可是，第三天夜里，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依然是凌晨一点多。“咚，咚，咚。”
同样的节奏，同样的力度。这一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僵在床上。恐惧依然存在，但伴随而来的，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躁。我轻手轻脚地掀开被子，连拖鞋都没穿，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木地板上，一步一步挪向玄关。我顺手从客厅的茶几下摸出了一根防身用的甩棍，死死地握在手里，掌心全都是冷汗。我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往外看。
楼道的感应灯坏了有一阵子了，物业一直没来修。猫眼里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清。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想要听听外面的动静。没有脚步声，没有呼吸声，什么都没有。就像那个敲门的人在敲完之后，凭空消失了一样。
在黑暗中站了十几分钟后，我默默地退回了卧室，把门反锁。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林远站在门外，浑身湿漉漉的，隔着一扇门对我喊开门。我在梦里拼命地想要拧开门把手，却怎么也拧不动，急得满头大汗，最后大哭着醒来，枕头湿了一大片。
连续一周，那个敲门声断断续续地出现了四次。每次都是在深夜，每次都是轻轻的三下。我的神经被折磨到了极点，黑眼圈重得连遮瑕膏都盖不住。同事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我只能苦笑着摇头，说最近失眠。
我报过一次警，可是我们这栋楼是老旧小区，楼道里没有监控，小区门口的探头也有一半是坏的。警察例行公事地做了记录，嘱咐我锁好门窗。他们走后，我看着空荡荡的楼道，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能再这样担惊受怕下去了。无论是人是鬼，我都必须弄清楚，到底是谁在门外。
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我没有回卧室睡觉。我关掉了客厅所有的灯，搬了一把椅子，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初冬的夜晚很冷，我裹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服，手里紧紧攥着那根甩棍。墙上的挂钟发出单调的滴答声，在黑暗中被无限放大。十一点，十二点，一点。
一点二十分。外面传来了极其轻微的脚步声。
那声音很拖沓，像是鞋底在水泥地上摩擦，走得很慢，很吃力。我的呼吸瞬间屏住，浑身的肌肉都紧绷了起来。脚步声最终停在了我的门前。长长的沉默过后，门外的人似乎在犹豫，或者在喘息。
紧接着，“咚，咚，咚。”
声音就在我耳边炸响，只隔着一道几厘米厚的防盗门。我甚至能感觉到门板传来的微弱震动。我的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握着甩棍的手因为用力过猛而指节泛白。我深吸了一口气，猛地站起身，没有丝毫犹豫，“咔哒”一声扭开了反锁的门栓，一把拉开了大门。
楼道里的冷风瞬间灌了进来，刺得我眯起了眼睛。我举起手里的甩棍，刚想大声呵斥，却在看清门外的人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了原地。手里的甩棍“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